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认为：汉字的简化的是中国文字的进步，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这是没有顾及到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用情感和政治代替了科学的判断。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段台词：“以后想问题要用脑子想，不要用骨头想！”我们就试着用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已，这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假如我们相信殷墟甲文与商朝的实用文字类似甚至相同，拿它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比如，从原来代表闪电的“申”字演化出了加“雨”头的“電”，用来表示雷电的“電”；加上立人旁，用来表示屈伸的“伸”；加上“示”字旁，用来表示神仙的“神”①。

      上古字少，而语言中的词又很多，所以，有些字要身兼数职，一个字成为多个词的书写符号，表达不同的意思。兼职固然有省事的一面，但给阅读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要另行造字，力求一字一声、一意，字字专职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数由少变多；形体由单纯变复杂；字意分化、具体、单一、固定，正是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在那一千多年中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的；从东汉到汉字简化这两千来年间，汉字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正式书写的形体没有重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汉字简化的趋势”，就如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先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过程一样。这些都是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凭空幻想出来的。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以意定音，以音定形，见其字而知其音，读其音而明其意，这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古人注释文字，往往只需指明某字在某处的读音，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上古时，字数少，又没有字典，写作时找不到确当的字，用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同音假借”。字的发音是变化的，不同字的发音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几百年前读音相同的字，几百年后就可能相差很大，而使人难以看出它原来是哪个字的代用品。我们今天读上古的文学作品，文字是其中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字，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中的意思不同，因为他们是其他字的代用品。后来字数多了，有了字典，字的读音和意思渐渐地固定下来，借代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多音字，他们的读音和字意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一字多音，从来就是汉字中难弄的部分，精于文字的人都有意避免它。后代的人再用同音字来借代，就是文法上的错误了，章太炎把它叫做“借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字”。

      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与“发展”的“发”；“後來”的“後”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幹”的“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假如我们一定要说汉字的优点，它的形体给出的，意义和读音上的丰富信息，必然是不可忽略的。许慎把汉字分成“文”与“字”两类：“文”是偏旁、部首和单纯字（偏旁、部首原来都是独立的字）；“字”是由“文”组成的复合字。“文”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提示字的意思；通过形声等方式，提示字的读音③。比如，“車”字，看着就象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上”与“下”都明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俗话说：有边儿读边儿，没边儿读中间儿，很好地说明了偏旁、部首对读音的提示功能。

      简化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把偏旁、部首的这些重要功能消减了。首先，简化汉字把很多汉字表音或表意的部分去掉。比如“頭腦”的“頭”字，本来由表音的“豆”和表意的“頁”组成。一切以“豆”为音符的字读都读“豆”；一切以“頁”为意符的字都与头面有关系。这样，看到这两个字根，就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所指。而简化的“头”字，从字面上，我们既看不明它的读音，更看不出它意思所指。其次，简化汉字甚至把很多偏旁、部首都改了样，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提示字意的功能。比如，简化的“车，就不会令人联想起车子的原形；简化的言字边也看不出与口舌的关系。

      所以，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致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

      很多汉字由偏旁、部首这些字根组成，会用这些字根，学起就比较快捷、方便。简化汉字把这些改变或去掉了，学起来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得靠死记硬背。同时，简化汉字将若干分工细致的字重新归纳成一个多音、多意字，使汉字的字数骤减。从表面上看，减少了学习的总量。但由于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学习单字所要花费的功夫增加了。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而字数少，取意广，功能多、变通，则只适合那些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人。我觉得，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同样，因为简化汉字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汉语白话文中词的多音节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但远远不能把他们完全抵消。

      在使用上，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多音和多意字大大增多，严重地妨害了使用者对文字精确的驾驭。加上现代汉语白话文在大陆这几十年日新月异地变化，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质量都严重地受到了影响。除去内容上的缺陷，语言、文字的限制恐怕将成为这些作品传世的最大障碍。

      简化汉字有着不能掩抑的优点：字数少、书写简便。这也是当年作这项事业的人们最有力的理由。但为了这点便利，造成学习、理解、阅读和使用上多方面的困难，代价是很重的。

      好朋友的妈妈有句口头禅：“豆腐搞成肉价钱”，用来形容简化汉字，真的很确当。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③；两千年以下，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历史上有人赞扬秦始皇“书同文”的功劳，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眼里，更是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然而，秦朝仅仅传了三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书同文”给我们的文化却掘下了一条深深的堑沟，带来了不能弥补的损失。先秦的书籍不仅被大量烧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无法阅读。汉朝的传注学之兴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汉学者们发掘、篡改、伪造、翻译、整理和注解古书，使儒家著作流传下来，成了万代的经典。但春秋战国，史称“百家”，其间淹没、散轶的，何止十之八九。这是祖国文化的一大灾难。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说：“鉴于二代”；汉有萧何、曹参，而史称：“汉承秦制”。历史上聪明毓智的人们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学习、借鉴前代的成就和教训。我们经历了百十年的混乱，纲纪制度，破坏殆尽；文化风俗，荡然无存。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既难于学西，又不能承中，想起来，令人痛心万分。

①《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撰
②《古汉语纲要》 周秉均 撰
③《说文解字》（汉）许慎 撰
汉字简化，有两层意思，第一字形整理规范，第二笔画减少。
字型整理，很自然包括其历史进程，即篆化、隶化、楷化、楷化整理。这些难道不属于汉字简化？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这也不是唯一道路。汉字到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书写符号，其创字的初衷已经具有次要位置。因此，适度简化才是汉字使用的方向。巴葡、德文、希腊文的新正字法也说明这个方向，当然文字类型不一。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举一些不太妥当的例子，音位。同一音素的多种拼写与否，譬如英文与西班牙文的拼写规则，孰优孰劣，不辩自明。同音假借，也就是在文字含义误会率保持低下状态下的一种替代方式，主要目的还是减少冷僻字。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这个的确是抹杀了汉字固有的一些优点和信息。但是不要忘记，一种语言文字他的便捷使用是要第一位考虑的。说文解字的部首分类固然有首创之功，但繁琐不合理因素也是很多的。闷闽问，如果不查门部，对大多数汉字使用者而言是迷茫的。现在部首与含义的联想已经不是字体象形问题，而是经抽象以后，包括自古而来的楷化以后联想的。
豆腐搞成肉价钱。
文字简化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需要。况且文字本身就是因需要而产生。“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这个原则是不是包括“只要是字不同，字义单一，不管同义字的多寡”的意思？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割断了吗？割断的东西多吗？不能否认是有割断的东西。我再举一个不妥当的例子，黑白影片和彩色影片。20世纪以前，人类只能看到黑白影片（包括以前没有影片），但不妨碍他理解还原自然状态下的色彩。全彩影片普及之后，不妨碍继续欣赏甚至创作黑白影片。这里的指代，应该能明白。
上述观点纯属个人观点。总之，汉字简化的得失应该放在历史比较和社会作用等大视野范围下得出。任何改革都会矫枉过正的毛病（如第二批报废的简化字），古籍用正简体印刷，并不妨碍专家与平头百姓对同一篇不同字体的文章的理解。只要科学规范系统简化就可以。我们花了好大力气学了简化字，再花好大力气去学繁体字
而且还要为简化字繁体字共存而编制一个超大的汉字电脑字库——
这才真正是把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如果我们只学习一套汉字，横向来说，世界通用，纵向来说，贯通古今，岂不是条捷径吗？
这样的一套汉字，就是繁体字。汉字的发展有个历史，是从幼稚到成熟，成熟期的标志就是形成了楷书。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是主张废除简体字，好象并没有谁主张“汉字越古老越好”，所以，把甲骨文，籀文，篆字……之类的话来堵人的口，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把“恢复繁体字”的论点偷换为“恢复最古老的汉字”。偷换概念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而是诡辩术的一个技巧。简化汉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来读音与书写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拖开了，使得简化汉字更少透露读音的信息，这是很奇怪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严重削弱了汉字书写的逻辑性。

文字（书写笔华）需要简化，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这其实际没有理论上的必要性，更没有相关的试验或统计调查的支持，完全是一种迷信。而这种迷信居然延续至今，真是奇怪！

“闷闽问，如果不查门部，对大多数汉字使用者而言是迷茫的。”简化汉字有没有解决这个迷茫呢？我们很确定地知道：没有！正相反，简化汉字将很多原来不迷茫的字也弄得迷茫了。可以说：简化汉字严重削弱了汉字内在的逻辑性。如果谁一定要说：这样才真的好用，我就要认真怀疑他本身思维的逻辑性了。

“文字简化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需要。”这是一个很善意的假设。那么，我们可以问一问：到底简化汉字是由于什么样的“社会需要”呢？进行决策的人们对这个社会需要进行了怎样的调查？怎样的论证？怎样的实验？汉字简化这么多年了，它的效果如何呢？做了相关的研究么？如果不能实实在在地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囫囵说“适应社会需要”，就不再是出于客观与学术态度，而是先入为主，不管实际怎样都要说它好。对于这样的态度，有一个词叫做：阿谀。

瓦罗兄是觉得：正体汉字如同黑白电影，而简化汉字如同彩色电影么？除去他们时间顺序上的类似，能不能请您说一说他们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没有的话，这种比喻，迹近诡辩！
从德语文字改革想到的——我对汉字的前途没有成熟的设想


    德文规范化的正体书写历史很短。1880年出版的康拉德·杜登（Konrad Duden）编写的《德语全正体书写字典》（Vollständiges Orthograph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简称《杜登字典》），为现代德文正体书写提供了蓝本。1901年，国家正体书写委员会规定了以《杜登字典》为基础的德文正体书体书写法则。1955年，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决定（在联邦德国，文化与教育是各州的事务），以《杜登字典》作为德文正体书写的依据。


    从《杜登字典》出版以来，很多专家都提出了修改建议。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从1984年开始，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组织了专家，与其他德语国家的文字专家们共同讨论德文正体书写的改革。1997年，该联席会议颁布了“新正体书写规则”。这个正体书写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把德文书写进一步逻辑化和规范化，使写出来的字尽可能与它们的发音相符合。为此，“新正体书写规则”废除了很多为了简便而省略字母的书写形式。比如“行船Schifffahrt”一词，由“船Schiff”与“行Fahrt”两个字组成。正体书写改革之前，行船写做：Schiffahrt，省略了一个“f”。按照新的正体书写规则，要把这个被省掉的“f”补上。总计起来，按照新的正体书写规则，很多字的笔划都增多了。


    我虽然对文字改革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抵制情绪，但是，还是赞同这个改革的，因为：第一，它对德文做的修改很小；第二，它使得德文书写更加规范了。


    尽管如此，“新正体书写规则”出笼后，遭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几百名大学教授和作家联名发表反对意见，一些中学教师和家长到联邦行政法院起诉，要求废除新规则。今天，新、旧两种书写并行于世，前途未卜。


    在欧洲，大家对文字和语言的改革都非常恐惧。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英文中，最近几十年涌现出了大批与口语相符合，但不同于“正规英文”的字词。美国人的确很勇于革新。我个人在文化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所以，生活在欧洲，很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当然希望在未来的一天，所有中国的中学毕业生都能毫无困难地解读民国以前的书籍。但是，这件巨大的工程应该怎样来实现，我却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设想。任何一个文字改革都将给人民、社会、文化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开始必然是负面的，需要很大代价的。有时候我想，文化是长远的事业，为此，暂时付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是，一想到它的具体实施，就不寒而栗。我们已经做了一件大错事，是应该彻底纠正它，还是应该想尽办法弥补它带来的恶果，我完全没有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