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究竟有没有参加卫国战争战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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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毛泽东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

  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