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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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1-8 2008-06-01 06:26
分类:历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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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新贴按:本想在辑录素材之后,再从认识论的角度写一篇解读“三年大跃进”的分析文章,但总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那么伟大的人物却干了那么多愚蠢的幼稚的傻事,而且,全党全国都跟着一起起哄!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整了和伤了那么多干部和学者教授,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什么?一个“赶超情结”,一个“农民社会主义”,甚至再加上“好大喜功”之类的个人品格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都难以作出透彻的解释,总朦朦胧胧地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最近,在研究了列宁主义和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关系后,才知道我们接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含有涅恰耶夫“培新灭旧”的内容,才幌然大悟,才弄懂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总犯错误,才有了“看透”的感觉。请参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理论误区》。(2006-8-7)
(一)中国人的超赶情结和大跃进的疯狂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一
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一大截。落后就要挨打,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灭亡,甚至连后起的小日本,也曾打败过中国,占领过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鳖足了这样一股劲头:一定要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从普通老百姓到大政治家,几乎人人都鳖着这样一股气,一股劲儿。后来,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超赶的情结,更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超不过它们,怎么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的劲头,这样一种不甘落后的志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气的英雄和领袖。在研读毛泽东主席1957年以后的大量文稿、解读三年大要进的疯狂举措时,我惊奇地发现,正是这样一种超赶的情结,把他以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引上了歧途,采取了许多疯狂的措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下面我们看看毛泽东主席关于超英赶美的讲话: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62-63页。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500页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人家(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9页)
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82页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向外国朋友表示: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399页)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00页)
直到这时,毛主席这些要赶上美国的讲话,大都认为要五六十年的时间,最长的估计是75年,主要是以美国钢铁从400万吨到1亿吨的发展历史为依据。这些讲话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的。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争取以二十八年基本上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是否可能?”“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92--594页)
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5页))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起先,毛泽东还是基本上坚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强调:“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但不久他自己首先就变了。促使毛泽东改变15年赶超时间的事情是他看了两份材料: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呈送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特别是后一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超时间的建议。报告分析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1962年能够生产1700-2000万吨钢,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就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后;1967年产钢3500-4000万吨,就是比较有把握的了,因为每个五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因此报告认为,只要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份报告列举得很细致,从毛泽东此后的讲话来看确实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17页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一百七十九页)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从15年到7年,再到三两年,如此大幅度的变化,可见赶超时间也在搞“大跃进”。
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就开始降温了,他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另一回事。在谈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泽东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强调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还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
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中央纠“左”的进程不幸中断。于是,降温的冷风骤然止住,赶超英美的口号再次震响耳侧,全国上下钢铁元帅重新升帐,华夏大地再次呈现出一派大炼钢铁的繁忙景象,赶超思想又重新膨胀起来。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
195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5年赶上英国。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与李富春等人谈话时说:“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达到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迷信一样,敢说敢想。”十年、八年、五年、三两年,赶超时间的进度表一再被修改,复燃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的讲话透现出他心情的沉重。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毛泽东还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超英赶美”的思想在1960年底以后就终止了。
1961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对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解读毛泽东的“三年大跃进”素材之二
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O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此件(1)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印发。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1)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0年过度到共产主义》一文,文章报到了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的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容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94-497页)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三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一个喊得最响、流行最广的理论口号,是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城乡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用斗大的字体写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每家报纸杂志几乎天天有这几个字出现。记得人民日报就这样写着:“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首先提出的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他说:
“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在这里,人们看见了: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怎样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
“一天等于二十年”出自马克思1863年4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说:“英国工人能够多快的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我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给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列宁在他1914年11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一节中引用了这段话。他说:“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的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状况,从量的积累、缓慢的变化到革命到来的质的突变。马克思、列宁在这里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就是指革命到来的质的突变,并且批评看不到这种变化的前景是“庸俗的小市民”观点,但并不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出现这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也没有任何延伸论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思和暗示。
中共八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显然,这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范围,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为其作了个说明,他说:“事情是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人们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自己。”
马克思这一理论观点能否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难以断然作出肯定、否定的回答,但三年大跃进的实践证明,作这样的延伸,把计划建筑在这种延伸的基础上,是危险的,这个沈痛的教训应当记取。(13/7/05)
四)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四
他认为,落后的劳动者阶级农民积极起来,这标志着革命到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于是他提出了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
落后的劳动者阶级表现积极起来,它的意义是什么?
马克思用这点作标志,证明革命到来了。
1956年我们有些人不认识这一点。
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页)
毛泽东对《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的批语:
落后份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55页)
毛泽东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写道:
“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
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还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气,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5页)
毛泽东1958年4月15日《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个苦干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给毛泽东的报告),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丰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广州)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刊印)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五
在国际共运中流传着一个“革命中心转移论”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界革命中心在先后在西欧的德国—英国—法国,因此在那里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中心转移到俄罗斯,因此在那里就产生了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现在,斯大林死了,接替他的赫鲁晓夫太弱,马克思主义主流转移到了东方……
毛主席1956年11月4日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会上,周恩来总理首先谈了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周总理认为,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20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
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说: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17页)
毛泽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不揭盖子,没有希望
盖子一揭,大有希望
插红旗,标新立异”
“先进的东方,落后的欧洲”
“十五年后走向反面,尾巴一定翘起来,如果不注意的话,不要紧,再来一个否定,又生动活泼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95页)(2005·7·19)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六
《张鲁传》和五斗米教
《张鲁传》是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所撰《三国志》中一篇,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而毛泽东所批的版本则是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
据史书记载,张鲁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之孙,其父为张衡。“三张”都是五斗米道(或正一道)的领袖人物。
张鲁的事迹主要见于《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汉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焉传》。
从这些书中可知,张鲁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祭酒既是教职,又是行政官职。办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以廉耻治人、诚信不欺诈、令犯人自首其过、修路补过以及禁酒肉等。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10万大军征讨张鲁。张鲁未作多丈抵抗,降曹,后被曹操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其五子皆列侯,随后曹将鲁和子等及大量道众迁往北方。次年(216年)鲁卒。
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所实行的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与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所倡的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积财应“救穷周急”;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实行这些措施,以至于“民夷便乐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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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了《张鲁传》,毛泽东在1958年12月7日、10日写下对《张鲁传》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的铅印件,毛用笔划去未用,另写了一个,印发时用了后一个批语。
毛泽东1958年12月7日、10日《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七
1,不断革命论—大跃进的理论基础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上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谁,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方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二十一条)
2,计划三本帐—高指标
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力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同上第九条)
3,苦战三年,改变面貌
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同上第五条)
4,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同上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内容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同上第八条)
三个十四项是指: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l、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加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早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围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同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正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同上第六条)
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同上第七条)
5,高积累,低消费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以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六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里否适当,请各地讨论。(同上第十六条)
6,设置对立面,抓两头带中间
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同上第十九条)
设置对立面,十分必要。
插红旗,辨风向
风向能辨,才能插红旗
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或者其他人插灰旗
突变优于量变
不平衡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五月)
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
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十七页)
7,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风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二十四页)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同上第二十二条)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8,插红旗,拔白旗
9作促进派,反促退派
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
10,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头。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找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份于。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们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同上第三十四条)
11,学校办工厂办农场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体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收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四十八)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四十九)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同上第五十条)
12,高产,密植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同上第五十五条)
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推广薯类种植。(同上第五十六条)
13,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
(2005。7。29)
----解读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素材之八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及其之前的战争年代,共产党报刊和通讯社的报道是实在的,公众信誉是好的。宣传报道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是从1958年开始的,不批判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我们就很难从这种恶劣学风中拨出来。
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
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中稻田,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惊人纪录。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的呢?我们采访了这块田的培育者,将获得的事实叙述如下:
今年中稻插秧的时候,城管大队(原城管社)的干部群众共搞了五亩试验田,计划亩产五千斤到七千斤。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现在跃到七千斤,他们认为这已经是很大胆的计划了。但在中稻插秧进入尾声的时候,河南省放出了亩产四千多斤的小麦卫星,这个消息,给当时领导搞试验田的区委委员李钰金和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很大的鼓舞。他们说:一亩小麦能产四千多斤,水稻为什么不可以产更多些呢?讨论以后,他们提出亩产三千斤的口号,试验田增加到二十亩,要求亩产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在技术措施上,深耕一尺到一尺二寸,每亩八万蔸,基肥增加三千多担,实行二犁四耙,计划四耘四追。县委对他们这样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予表扬和支持,更加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当本社出现早稻亩产四千八百斤的纪录和开展……运动后,他们又把试验田增加到五十二亩,同时决定搞一亩产六万斤的试验田。
当时,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有的说,我们这个地方落后,条件差,准你会飞也实现不了。开了一次老农会,也弄得不欢而散。李钰金同志急得觉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退却吗?不能。已经半夜了,她又邀请四个老农来商量,但是商量了两个多钟头,大家还是想不出主意来。正当大家在苦恼的时候,老农赵才正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禾苗搬蔸的故事来了。原来二十多年前,他为生活所迫,曾几次将佃地主的一亩二分田的已经抽穗的禾苗移到自己的五分田里,结果亩产三千四百斤。他说:“现在我们要亩产五千斤,如果将十二亩合并成一亩,不是有六万斤了吗?”他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赞同,党支部也支持他们,可是贯彻到乡社干部和党团员中时,却有人怀疑反对,认为移植没有把握,浪费劳动。经过辩论,大多数人通了,于是决定:一、将十二亩合并为一亩;二、卫星田重新深耕一尺五寸,并耙溶耙烂;三、增加肥料实行分层施肥;四、利用夜间抢种;五、移植后的田搞晚稻水直播或种红薯。
可是,这个决定交给群众讨论时,仍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搞,有的说现在禾苗刚刚抽穗,移植后一定会变白穗;还有的说会搞死禾苗,费工多,不合算。第二天搞试验田的时候,部分人不出工,只搞了二分田就停下来了。可是移植后两天,禾苗长得很好,区生产检查团还估算这二分田可产一万一千斤,群众这才改变了看法。支部也抓住这次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总路线教育,号召大家力争上游,因而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大家都决心争取全国第一。同时决定另选一亩一分三厘田来做试验田。
8月2日晚上,全社八百多人组成犁耙、拔秧、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还有二百多人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集中力量突击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后,党支部派了六个人专责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也不见阳光,禾叶发热枯黄,有的禾秆开始发霉变黑,他们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但仍未解决问题。为了寻求治病的方法,负责管理试验田的李钰金、吴彩繁、谭远思三个人在田边整整守了四夜。到第四夜,他们才发现有水流过的地方,禾苗青绿,田水不流的地方,禾苗就发黄。经过三人仔细研究,决定采取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降低田里的温度,三天后禾苗便完全转青了。但由于田面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没有灌上水,特别是后期受旱,禾苗又出现
发黄现象。李钰金、罗克正等几人几次研究,并得到县委副书记季桂明的启发,他们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的穿孔的竹管将风打进禾内去,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且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到二次,使禾苗能得到充足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在施肥方面,也碰到困难,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放进去,放人粪尿又有渣子积在禾叶上。但他们又想出了根外施肥的办法,凡是施化肥或草木灰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了防止倒伏,他们在移植的时候,就在田的周围和田的中间,打上许多木夯,搭好竹架,使得禾苗紧紧地靠住架子,不倒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试验田的稻谷终于黄熟了,田里堆积着厚墩墩的谷穗。在稻子黄熟的过程中,天天都有本乡、外乡的人来参观,他们总是要去仔细摸一摸,看一看。(1959年9月12日《广西日报》)
两个宣传报道纠偏的文件
翻阅报史资料,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过后,宣传部门对宣传报道纠偏的两个文件。
1962年《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发愤读书是走白专路线”
1964《关于召开省级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要纠正宣传报道中存在的“不恰当、不严肃甚至是错误的提法”,例如:
——“有的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形容为‘仙丹’、‘真经’、‘圣书’、‘金钥匙’”
——“个别文章不适当地、无分析地宣传苦干、拼命、加班加点。……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劲’的文章,说工人‘在数九寒天的天气,扒了光脊梁’,‘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忘记了天寒地冻,觉不得肚饥口渴’。对加班加点的报道,多数都没有讲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强调是‘十数年如一日’。”
——“出现了一些不适当地强调‘不计报酬’、‘不要工分’甚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报道”
——“有的报纸报道烟台造×厂的品种几十年只生产十六种,现在达到130多种,但事后了解这只是设计数字,真正投产的也只有六七种。”
……
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的“狂躁”。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诌得好,风光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
数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跃进”一样,一跃就没劲了。流传至今的名作不多,就有这首: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