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媚俗的大师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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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媚俗的大师不常有 [ 2007-8-28 14:25:00 | By: 藤荒 ]   0 推荐 司马迁——不媚俗的大师不常有                                       藤荒
      如果司马迁生活在现代的话,那一定是超级的文化名人,一个不媚俗的大师。也是众人追捧的星。并且他也不会为缴不起以抵罪的钱而选择受宫刑。
 范文澜说:“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像司马迁这样的超级文化名人,巨匠现在是没有了。
     如果说要成为文化名人,司马迁无疑是具备先天条件的,正所谓生在文化世家,长在文化世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俗话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现在农村的孩子读不起书,考上大学很多还是只有望学兴叹,没有办法支付高高的学费,只好放弃读书的念头。所以,现在农村很多地方,小孩读书也只是把义务教育的时间度完,父母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求,至于读书学知识那已是事不关己的事情了。我老家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初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农民有农民的理论,你读了大学又怎么样?还是找不到好的工作,还是得去打工。当然,这样的理论肯定是有问题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迁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经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各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做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有的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汉武大帝的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蓍《史记》,希望像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重大力量。
   司马迁十岁以前学过耕地和牧畜,可能因此知道民生的艰难。人民受着豪强地主的剥削,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并且随时候有可能降为奴隶,连自由都没有了。在知道老百姓的疾苦,站着看,站着听,是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的,也不能知道民众的甘苦与辛酸的。就像皇帝发发诏书,各级官吏只知道收税,只知道人民可渔,而不知人民涂碳。但是,司马迁却深入的了解人民的劳动与生活,所以,写《史记》对人民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说话,虽然这也是有限的,在思想上总是了不起的。
      司马迁又能做到批判性的读书。他不管是什么经学,他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独立性,思想独立。他不唯上,不唯书。尤其是李陵事件足以体现这一点。李陵事情,其实文武大臣都知道皇帝的意思,正因为大家猜度了圣意,所以,依着皇帝的思想不说他话。但是,司马迁只知有理有据,只知客观真实,只知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所以,汉武大帝也老是不客气,让司马迁终身难忘,终身为辱。如果司马迁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死了之,也许很多人认为他在这个时候理当一死了之,士可杀不可辱,那历史上就没有《史记》了。就算不自杀,受到这样的侮辱,也会受不了,就会选择沉沦,从此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观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可是司马迁没有这样做,他自知仕途无望,转望想著书立说,并且成功,不管其间有多少艰辛,甚至于是生命的危险。一个善思的人,尤其是司马迁这样的思想家,总是在看到一扇门被关闭后,能发现第二扇门,第三扇门,不会走进死胡同。
      司马迁却实值得世世代代的敬仰与学习。因为,李陵事件使他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按理说,他应当汲取教训,从此不再说真话,至少说真话的时候不能损坏自己的利益。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汲取教训会再吃眼前亏的,李陵事情受的宫刑,下次可能真的会失去生命。但是,司马迁仍然是特立独行,思想独立,敢于直言,敢于直阵史事。当然,历史事件在不同的人眼里会有不同的形态,司马迁眼里的历史事实未必就全是真实客观,但是,他敢于直言己眼框格内的历史事实,这是需要勇气的。司马迁所得罪的可能是当时最厉害的人物汉武大帝,这个大老板谁惹得起呀?司马迁却无所畏惧,生命早已度外,生命存在就是为了成功著述《史记》。时代人不理解,以后惹干年后遇一人定能理解,时间无涯,总有重大知音。
      司马迁不愧大师,这样的大师也不常有的,因为没有做大师的勇气与力量了,因为保自己的名与利要紧,媚俗的人怎么做得了司马迁这样的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