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对国际问题的研判

　　在历史的非常时期，常有为数不多的非常人物。这种非常人物的一个标志就是有着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一双慧眼，能看到并敢于说出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作出大多数人无法作出的判断或预见。“文革”中叶剑英对国际问题的研判，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例证。

　　流放中的“叶参座”： 预测中国如期恢复联合国席位

　　1969年10月，叶剑英被“战备疏散”到湖南，直到1970年7月16日才从湖南回到北京。在近300天几近流放的日子里，尽管条件极为简陋——仅仅依靠一台收音机获取信息，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国际问题的思考。

　　当年的炮兵副司令员、毛泽东的亲家孔从洲将军回忆了他与叶剑英在“流放地”相遇的细节：“1970年，我到湖南湘潭二八二厂出差，住在厂招待所，有一天在湘潭市招待所食堂就餐时，忽然看到叶剑英同志也在一个角落吃饭……饭后我就去看望叶帅。当我问到他的身体情况和需要什么东西时，叶帅很激动。他说，不要什么，家里给送来了收音机，身体还好。看到老帅都被整成这样，心里感到很难过。”(《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曾在叶剑英身边生活过的，原北平军调部一位老部下的女儿回忆叶剑英教她学习时事的一种手段时说：1970年底，“他教给我一个称作‘条条块块’的学习时事的方法，就是画一个表，纵向列出国家和地区，横向排列时间，把在同一时间内各国各地区发生的事情摘要记录下来，观察条条与块块之间的联系，分析国际事物的关系、动态和趋势。我坚持数年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养成了关心时事的习惯，观察和分析时事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杨菲菲《在叶剑英伯伯身边》，载《海内与海外》2005年第8期)

　　流放期间在身边照料叶剑英生活的胡家虎有一段回忆：“叶帅在湖南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报纸也是每天必看。他看报纸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的生产形势，一是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他尤其对《参考消息》特别关注，总是把国际上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分别按东欧、苏联、西欧、北美、亚非等不同地域，并按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另外，他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渠道……他每天早、中、晚总是按时收听国内外的新闻广播。为了收听得及时，他选好几个电台的新闻广播时间，都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亲自一个一个找出来，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划上记号。在那段时间里，叶帅心系国家安全，对国际形势研究得很透彻。有一件事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1970年5月20日，那天下午5点左右，招待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并让我告诉叶帅，说上级通知，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广播，要求到时候收听。我把这一消息报告叶帅时，他当时思考一下，然后对我说：‘我猜测，今晚的重要新闻，很可能是关于国际问题。’叶帅说这话时，我没太在意。到晚间，一听广播，果然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五二○声明’。当时我对叶帅的准确预见很惊讶，就问他是不是提前知道的。他说：‘我在湘潭，离北京几千里，既不能参加会议，电话也打不通，我从哪里知道呢?我是从近来报纸上、广播里对国际形势的报道中分析出来的，尤其最近柬埔寨又发生了右翼政变，西哈努克来我国避难等事情，从而意识到中央这时发表重要新闻，关于国际形势方面的可能性大。’”(胡家虎《叶剑英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流放岁月》，载《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和亲人的回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正是长期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科学分析，使叶剑英提早预料到了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个“没有想到”的胜利。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在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7月16日，中美双方各自发表了内容相同的《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在《公告》发表的前一天，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后增至23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中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26届大会议程”，并正式提出美国政府的主张。8月20日中国相应地由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政府的主张，全面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10月20日，经美方提出和中方同意，基辛格一行飞抵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当晚9时许，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人。毛泽东十分关心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问道：“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叶剑英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提案稳操胜券。”毛问：“联合国哪天表决?” 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的章文晋说：“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毛问：“基辛格哪天走?”周恩来说：“10月25号上午。”毛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提案。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显然，毛泽东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心里没底。“今年不进联合国”的言外之意就是“今年进不了联合国”。

　　10月26日晨8时，双方会谈结束。叶剑英同基辛格共进早餐后陪同他到首都机场。“空军一号”起飞后不久，派驻机场的人跑来向叶剑英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叶剑英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美国总统专机配备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基辛格这时也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当晚7时多，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等喜气洋洋地齐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又说：“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发言的人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完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中南海主席住处，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熊向晖《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其实，中美会谈与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在1971年6月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国际关系作出如下研判：“美国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和我们谈判呢?当前世界是美、苏两霸在勾结，在争夺。苏、美内外交困，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和中东，但对欧洲、中东的事，我们目前还管不着，它们在那里互相挖墙角。在东南亚，美国的处境日益困难，特别是印支撤兵问题……没有中国参加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它有求于我们。这可能是美国要来谈的第一个问题。”谈到第二个问题即美国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一事，叶剑英分析说：“估计美国在今年联大可能遭到彻底失败。这迫使尼克松见风转舵，企图用先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中美就可谈建交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不成问题了。从尼克松个人来说，从东南亚‘体面’撤军、解决台湾问题、同中国建交，将使他可能重新当选总统，对他是很有体面的。同时，他还想利用中国来压苏修，便于他解决欧洲和中东的问题。”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叶剑英预测1971年美国“双重承认”图谋的彻底失败，也就是预料到中国将如期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这确是 “参座”的过人之处啊!

　　独具慧眼：判断美苏军事动向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指示有关部门“要经常按着地球‘脉搏’的跳动”，一如既往的注重对外军尤其是美苏军队动态的研究。对国际问题的研判，他谋虑缜密，头脑中没有框框，提出了一些有胆有识的看法。

　　1973年2月26日，叶剑英在召集总参谋部有关部门研究苏联军事动向时说：“苏联的军事战略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看来它的重点还是在欧洲。毛主席说他们是‘声东击西’。你们论证一下。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声西击东’呢?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看，苏联的实力是在欧洲。不论是‘声东击西’或是‘声西击东’，它要具备哪些条件?你们研究一下。据外电报道，苏联将在1975年开始向我进攻。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从时间、方向、条件几个方面分析，我现在还看不出它有同我们打仗的条件。美国需要与中国和缓，中、美、日和缓就逼着苏联向西扩张。苏搞了孟加拉，又想搞俾路支(巴基斯坦旧省称 )，还有我国的台湾。中国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它敢打我们吗?要注意研究情况。”

　　同年7月13日，他在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军事科学院汇报《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与苏美两霸的战略动向》时，再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帝有原子弹，五十年代美帝是一霸，后来，苏联有了原子弹，六十年代以来是美苏两霸……两霸又争夺又勾结，新兴的国家又摆脱，又依赖。”

　　“战略方面，苏修扩张侵略的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还是南下作为短暂的计划?目前，它向东、向西都有困难，主要向南亚等抵抗力比较小的地方扩张。而美帝则曾把发动侵朝对华战争看作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还要研究苏修国内因素，从内部联系上归结为几个问题进行研究。斯大林说过，发动战争要有巩固的后方。苏联国内不巩固，民族有矛盾。它要发动战争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条件，它是有困难的。苏修一旦发动战争，动员不了举国一致的力量。东欧有很大的势力是倾向西方的。苏修怕战争一爆发，它们尾巴翘起来，后方不稳。苏修通过欧安会要稳定战后边界。苏修要固定边界，美帝则要和平改变边界。”

　　“美帝打越南战争，对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它都打不下去，最后只好撤兵，夹起尾巴走了……连越南都打不赢，还打中国?” (《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叶剑英的秘书回忆了这段历史：“当时我很为他担心。我想：您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成‘二月逆流’的干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受到批判，都说您是‘老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还专门成立了您子女的专案组，把您的子女们列为专案对象，全家吃尽了苦头。这些历史教训您为什么还不牢记呢?您怎么还敢对战争爆发的方向和时间这类大问题再作研究呢?就不怕有人抓‘辫子’?再三考虑，我决心向首长提出来。4月4日，在单独与首长一起处理完一些工作之后，我就他在上述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毛主席说的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这已是个结论，而您还让有关部门进行论证，是否合适?二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随时准备打仗的弦绷得很紧，您却讲打不起来，这是否与中央精神一致?我讲完之后，首长笑了，他对我敢于提出问题并说出心里话的做法，表示了肯定。但接着又说：毛主席的结论是综合国内外许多单位、许多人分析研究的情况后得出来的;而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要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唯有捕捉到真实的情况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论证的本身只是一个过程。主席的观点也是大家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除了我说的那些根据外，还应该加一点，就是苏联自己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和我们打仗。这是根据事实并通过科学分析判断出来的，你不要担心。最后，叶副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凡事我们都要注意实事求是，坚持唯物主义;只有坚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你的思路才能开阔，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看准问题。” (王文理《革命的胆略 求实的作风》，载《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秘书的担忧与周、叶挨批

　　秘书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73年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依然十分微妙。林彪集团崩溃之后，势力急剧膨胀的江青集团，一直千方百计在寻找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机会，而毛泽东对两人处理中美关系的相关问题已经表现出不满意的“政治表情”。2月17日，基辛格访华期间，周恩来曾陪同毛泽东会见他，毛对基辛格的“套近乎”打中国牌怀有戒备心理。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第153期刊登《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评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批评了这篇文章。7月3日，周恩来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1月基辛格又来华。周、叶与他进行多次会谈。谈到台湾问题，基辛格的暧昧态度令毛泽东不快。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11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过的基辛格访华公报时，毛泽东听取到不确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17日上午，毛泽东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2月12日，毛泽东很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周和叶：“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不满，是否与上半年叶剑英提出与毛泽东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看法的不同有关呢?也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仅仅是时间的先后关系，但是这种对问题的不同认识，应该是叶剑英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一个间接原因。周恩来在7月5日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中就说到“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阅读上述史料，笔者有几点感慨。第一，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以相当原始相当简陋的手段和条件，研究相当复杂风险度很高的国际政治军事问题，长期积累，严谨思考，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不愧是运筹帷幄的“叶参座”。第二，他以人民、国家的利益为重，不顾个人政治风险，提出与最高领导人不同的看法，这是十分可贵的胆识。第三，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想到并看到了其他人没有想到的大问题，难得地抓住了被主流观点和集体意识一叶障目的东西。叶剑英的全球视野和前瞻性思维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