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一些国际问题术语的曲解}

日期：2010-09-03 作者：庞中英 来源：文汇报                      
    ■庞中英
    
    早在1995-1996年之间，笔者几乎是最早指出，国内的“外宣”中把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翻译为“56 nationalities”是荒谬的，有着严重的政治外交后果。所幸的是，毕竟进步了，今天，“56个民族”被正确地翻译为“56 ethnic groups”。
    
    下面这篇文章，主要也是为了确切地理解一些外来语，避免产生更多的诸如“56个民族”长期错译（尽管是从中文译为外文，与从外文译为中文还不同）之类的误解、扭曲。
    
“地区”为什么比“区域”好
    
    后者最大的缺陷不在于“域”，而在少了“地”。少了“地”，就失魂落魄。“地”字与国际政治最为相关。主权之依托的“领土”以及国际权力斗争的对象“资源”都与“地”有关。“地缘政治学”和“地缘战略学”，这类经久不衰的学科，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地缘经济学”，都是因为“地”。
    
    我原来也是用“区域”（西方学界对应的词是“area”），觉得“区域”似乎比“地区”要宽一些。因为在国际政治中研究的“区域”当然比“国家”在范围上大，用“域”字会更确切，但后来仔细一想，觉得不妥，“区域”少了“地”字，就是致命的缺失，所以还是用“地区”合适。要不，就干脆用“地域”。日本学界就用了“地域主义”或者“地域研究”。
    
    与国内政治、地理研究等联系在一起，“地区”或者“地域”从来是指两个东西，一个是国内中央政府之下的“地区”，或者联邦制（如瑞士）下的各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国家之外的地区，即国际（世界）地区，我们常说的中东、欧洲、东南亚、北美、非洲，就是这样的地区。今天的国际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不是不研究国内的地区，国内的地区也越来越成为研究对象。
    
“战略”为什么没有“策略”高明？
    
    如今，生硬模仿美国人，“大战略”（grand strategy）研究在中国成为“显学”。但如此显学却败笔在一个“战”字上。与“战争”等军事事务相关的叫做“战略”毫无疑问，很正确，但是，把与战争关系不大的也叫做“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确切的使用。“战略”太“硬”了。
    
    实际上，中国文化中，更讲究、更柔性的词语是“策略”，而非“战略”。“战略”与“策略”在许多情况下是同义词，但“策略”更包容，更智慧。
    
    不过，“战略”也罢，“策略”也罢，关键在“略”字。在“略”的前面加上“战”，有人才以为够劲，显示其关键性、长期性等。其实，在我看来，“策”字加到“略”的前面，特别传神，而且与中国文化更加贴近。
    
    今日，公共政策中的“策略研究”主要不是关于“战争”的。也就是说，“策略研究”越来越不是用来“战”的，而是为了“运筹”的。“战”字恰恰有些不“策略”的意味。
    
“软实力”不能战胜“软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sof tpower”被译介到中国，差不多快20年了。一开始，政治学和国际问题学者难以在中文中找到对等的词汇来翻译。因为中西在“power”问题上不仅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转换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和政治问题。
    
    “Power”在中国有几种理解：“强权”、“权力”、“力量”和“实力”。近代以来，软弱的中国把西方的“power”叫做“强权”。但是，到21世纪开端不久，中国官方强力介入这种学术交流，中国要贯彻“软实力战略”了，于是，行政权力钦定下的“软实力”战胜了其它任何翻译，包括“软权力”、“软力量”、“软强权”，而一统天下。因为“实力”这个词在中国的世俗社会中具有强大的民间吸引力。但需要说明的是，“软实力”之译，已经强硬地夺去了原来“softpower”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本意。正因如此，国内对“软实力”的讨论，大多言不及义。
    
不能容忍估计连翻译者本人也看不懂的扭曲：“社会连带主义”
    
    猛一看这个词，别说外行不懂，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画地为牢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三大专业的学生也不知所云。“社会”还要“连带”，“连带”什么？
    
    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国际社会”。这是一个格劳秀斯意义上的概念（Grotian conception），意指国家之间广泛的“一致和团结”（consensus and solidarity）。“Solidairism”指的就是有关的主义，而“solidarist”是信奉和坚持这种主义的人（学者）。当下不是经常讲“和而不同”吗？其实，solidarism说的正好与此不同，是“和而同”。又“和”，又“同”，就是solidarism。在英语中，“solidarity”是“一致”、“同一”、“团结”的意思。根据牛津大学AndrewHurrell教授的观点，“solidarism”区分为共识性的和强制（胁迫）性的两种。我理解，常说的经济政策上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Hurrell教授指出的两者兼具的“solidarism”，尤其是后者，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其实不是因为美国官方主张的经济模式是“软实力”，有吸引力，而是美国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标准和美国在经济政策上一致。同理，关于充满麻烦的美国和日本同盟体系，日本和美国的共识，其实是强制性的，美国用日本在安全上的深刻弱点来迫使日本接受事实上不平等的美日同盟。西方的“安全共同体”等都是“solidarism”的例子和这个概念的适用。
    
    “Solidarism”是和另外一个西方政治学的核心概念“pluralism”相对而言的，二者组成一组概念（可看作一个“二分”）。用如今再次“被流行”的儒家意识形态说，“pluralism”就是“和而不同”，即各个国家和社会共存、共处，但却在许多方面（包括在道德、规则和制度上）存在差异性。
    
    所以，我把solidarism就简单翻译为“（和而同）团结主义”，而pluralism就是我们说的（同床异梦、和而不同）之“多元主义”。
    
“联合国维和运作”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维持和平运作”（peacekeeping operations），不知为什么在中国就变成了“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宪章》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行动）》（CHAPTER VII: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REATS TO THE PEACE,BREACHES OF THE PEACE,AND ACTS OF AGGRESSION）是“国际维和”的主要国际法依据。据此把“维和”广义地看作行动，没有错。但是，“运作”是对《宪章》“行动”规定的落实，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区别它们，把“维和运作”翻译为“维和行动”是不严谨的。如果一个没有国际政治知识的译者，要把这中文回译为英文，可能就是“peacekeeping action”，这当然也不能说错，却失去了联合国为之奋斗和努力了半个世纪的“维和”进程之细节。
    
“公众”还是“公共”？
    
    面对一个英文单词，比如，“the American public”，英语普及的中国人可能毫无困难地把其翻译为“美国公众”，绝对不会写为“美国公共”，因为中文读者，谁也不知道，“美国公共”是如此地别扭。
    
    在外交上，“公共”和“公众”这一字之差导致对“public diplomacy”的理解与应用差别很大。重视个体及个体的集合（如“集体行动”）的西方，“public diplomacy”中的“public”本来就是“公众”的意思，与“民意”、“选民”等十分相关。主要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日益受到民意的影响，“公众”深入介入外交，每个国家的外交都要考虑两种民意、对付两类公众：有权利决定国内政治进程的本国选民和外国选民。外国选民通过影响其本国的政治决策过程而影响该国（如美国）的政策。如果把“公众”理解为“公共”，对“public diplomacy”本质和意义的理解能力就降低了。即不知道“public diplomacy”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类外交工作的对象不是官官接触、沟通、交涉、谈判，而是官民，是政府（比如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门）与鲜活和具体的“公众”，尤其是外国公众（至于是“公众”的哪个群体，这些公众的重要性，这些公众分属的团体、机构是另外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总之，僵硬、抽象的“公共”不利于“公众外交”。
    
“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中国”？
    
    许多本来在英文中表达的特别清楚的东西，比如“inChina”，中文中不知为什么就不假思索地变成“中国”。最典型的例子是“madein China”。在中国尚未成为“世界工厂”时，这样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再如此使用，就有问题。此种讹误居然阿Q了许多人，鼓舞了民族士气，以为这么多“中国制造”啊！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理解带来的后果：与韩国等在中国大规模设厂的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而与美国则保持贸易顺差，韩国等在中国生产的国家逃避了美国的压力，中国则不得不面对美国的选民、政客、工会组织的不满矛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不仅是双边问题，也是美国与亚洲和其它国家（日韩尤其）的多边问题。中国大包大揽地把人家的“在中国制造”叫做“中国制造”，对应付美国的贸易压力并无好处。除这个例子外，有许多类似的理解。比如，“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实际上，就是可能导致荒唐性的身份区别。如今许多美国人在中国教书和著书，那些以北大教授身份发表观点的外籍教授越来越多了，他们算不算“国内学者”，或者“中国学者”，他们可是“在中国”啊！“国外学界”也是如此，许多中国人在国外教书和著书，他们用英语思考，用英文发表，其知识创造属于了英语知识体系，除了来中国调研的时候讲中国话，他们到底算是“外国学者”还是“国内学者”？
    
    其实，在“外资”——跨国公司那里，人家从来都把“在中国”和“中国”区分得一清二楚。比如，2009年12月，“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业务总经理刘允说，“我们不是Google China，而是Google in China。”对于那些把跨国公司当作“中国的”公司看的人来说，这句话就是一本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