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四)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18]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19]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20]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21]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22]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23]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24]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第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25]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26]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27]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