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作者：宣晓晏

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分析文革发生的内涵　　

一、作者简介；　　

程巍，1966年5月生于湖南岳阳，曾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分别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以及英语　文学　博士学位，1997年至1998年访学于哈佛大学。现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1年出版著作《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6年出版著作《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并著有文集《查尔斯河上的桥》（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以及《隐匿的整体》（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等。并发表论文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年1月9日　）若干。　　

二、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给战后的世界造就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但即使物质上的相对富裕，也难以抹掉人们对战争的噩梦般的记忆。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青年一代的迷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人们对现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个人的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动摇。人们普遍感到过去残存的一点和谐关系，现已荡然无存，社会成为为自己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他们急于探测、解释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寻找自我的位置，同时又感到理想破灭，信心丧失。正是如此，60年代，一股反文化运动的热潮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议论欧美的学运之前，首先有必要简略地概述一下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其对欧美学运产生的影响。　　

1966年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8月18日　，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他戴着红袖章的手臂一挥，便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壮观最狂热最大规模也最非理性的学生运动。从“8·　18”　到“10·　26”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毛泽东连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从全国各地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达1200万人次。毛泽东就这样带领着小将们继续革命，打倒了所有政治对手，“把失落在资产阶级手中的领导权重新夺了回来”。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正当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的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在美国，发生了一连串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反文化运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惟恐落伍，都奋勇争当造反派，连摇滚歌声约翰·列侬也积极加入革命行列，引吭高歌:“肩上扛着毛主席像，你才知道什么是革命。”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运，随即，学生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反抗运动成燎原之势，蔓延全国，有一千万工人罢工。大学生们高举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巨幅画像，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红旗漫卷，高歌奋进，占校园、筑街垒，《国际歌》响彻巴黎上空。由学生和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政府机构挺进，俨然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的革命场面。法国大学生以中国的红卫兵为榜样，在“打倒旧世界”的口号声中，“与人斗其乐无穷”，同警察展开街垒战。危机四伏之下，戴高乐总统一度出走巴黎玩“失踪”，以避锋芒。此即震惊西方世界的“五月风暴”(又称“五月革命”、“五月事件”)。　　

当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偃旗息鼓，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改变的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程巍在他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从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欧美左派学生运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极具挑战性的见解：欧美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反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同时改变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的总体革命，而是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次革命”，旨在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的文化领导权。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来完成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场革命：“马克思当初预言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掘墓人，已变成资产阶级的合伙人，掘墓用的铲子却落在了资产阶级的孩子们手里——可最终被埋葬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非资产阶级意识”。“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而是我们自己的文明”。　　

事实的确如此，欧美学生们的革命行动自始至终徒具形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不像他们自己以及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损害了西方社会的秩序”；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即便使用暴力，也根本没有推翻自己阶级的意图，经此一役，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非但毫发无损，反而得以巩固。造反大学生只不过是以反叛的形式，“把革命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静坐、游行等形式本身就是在展现身体，成群结队的身体”。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再现”了法国“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街头出现的两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身体场景”：　　

一个是“政治身体”场景。为了表明反对左派学生的革命狂热，“戴高乐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游行。反游行的队伍由巴黎中下阶层市民、退伍老兵等组成，走在前列的是马尔罗、著名作家莫里亚克和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他们高唱着《马赛曲》，向街道另一边由左派大学生组成的造反派队伍挺进。左派学生们则不甘示弱，手挽手高唱《国际歌》迎面而上，他们的队伍中赫然出现西方左派祭酒、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思想家福柯。这样泾渭分明的场面，与其说是市民和学生的身体对抗，毋宁说是法国左翼思想界内部的一次尖锐的冲突和分化，或者说是一场争取思想领域话语权的决斗——哪一方赢得胜利，哪一方就能统领思想阵地和社会政治运动。　　

另一个是“性爱身体”场景。在五月街垒战中，一个头戴自行车车盔的高个子大学生站在半人高的街垒后面，左手斜握着一根长长的旗杆，臂弯里竟搂着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他并没有观察街垒那边警察的动向，而是低着头在吻怀中的那个女大学生；伸长的右臂却搭在一个小个子的男大学生的肩膀上，那个小个子大学生的脸上罩着一条挡瓦斯气体的白毛巾，露出的双眼望着别处。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行为艺术”充满了刺激性。　　

巴黎街垒冲突中发生的经典激情场面，后来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向“五月风暴”致敬的电影《戏梦巴黎》中重现：三个青年大学生(其中两人是兄妹)参加了“五月革命”的游行和街垒战，在玩革命之余，回到家里也不忘玩集体性爱游戏。革命的狂热伴随着性爱的激情，被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发挥得淋漓尽致。“身体和身体有关的一切就这样被刻意当做了革命的道具，也是享乐的工具。通过享乐来反抗，或通过反抗来享乐，这种微妙的转换体现在‘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这句60年代的经典口号里”；“在街头革命还未开始前，他们早已在床上开始这场革命。在造反大学生中，大麻和避孕套一样流行，因为大麻和避孕套不仅是用来享乐的东西，而且也是用来表示反抗的道具”。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出现在美国，1969年8月16－19日，三十多万年轻人云集纽约附近的一个山谷，在那里度过了四天无比快乐的时光。他们唱着摇滚歌曲，随着激烈的节拍跳舞、吸食大麻，奇装异服或赤身露体，实践他们的“生活方式”。那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代有禁酒运动，于是有了纵酒作乐的‘迷惘的一代’；50年代有麦卡锡主义，于是有了‘垮掉的一代’；到了60年代，轮到‘愤怒的一代’来算总账了”。“这真是奇怪的一代人，他们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然后充分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1968年5月的巴黎风暴和8月的芝加哥骚乱都是形式化的革命，乐于使用夸张、大话等政治修辞学手段”。转眼之间，革命的激情很快就冷却了，1968年的“光荣与梦想”过早地成为历史，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经过革命的洗礼，那些曾经放浪形骸的嬉皮士，那些在大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左派大学生，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毕业以后摇身一变，名曰“嬉皮士”，白天出现在窗明几净的高级写字楼，夜晚则穿上考究的服装，混迹于高档的会所、酒吧和俱乐部，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经过一番“政治无害化”处理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告别革命了。　　

可是无论如何，在60年代运动之后，一股冲破了正统文化的亚文化和反文化潮流，却确确实实率先在世界文坛涌起，诗歌中的自白派，戏剧中的荒诞派，小说中的后现代派……一切固有的形式和规律被打破，作家们，荒诞的笔调和杂乱的章法来表现思想上的混乱和无序，以发泄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抒发他们苦闷、颓废的情绪。　　

三、从“否定性思维”到“中产阶级的孩子”——《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核心观点；　　

在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中，程巍提到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即中产阶级富家子弟。对此，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解释：“实际上，1968年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理论影响下爆发的大规模大学生造反运动，其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子弟。那么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诉诸的历史主体从理论上说是无产阶级，可实际上却是中产阶级的子弟?也许有必要区分‘两个马克思’(这是马尔库塞在1932年的发现)：一个是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他诉诸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以‘平等’为其原则，可无产阶级遭到了失败，或者说，最终被纳入了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个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在1932年终结了。1932年后，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他对人的异化感的分析，对存在在价值上而非数量上的意义的强调，对人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的热情，使他把哲学原则置于不可替代、不可减损的‘个性’之中。无疑，这个马克思，只对社会中少数人才有吸引力。这就是那些受过高级的贵族化教育、不愿像父辈一样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子弟。”(《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9—10)　　

关于“两个马克思”，马尔库塞反复提到了他对无产阶级的失望，所以寻找历史主体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事情。不过，在詹姆逊提出的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其改变历史进程的革命主体，已经悄悄替换成了中产阶级的富家子弟。而这个关键词，也变成了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的主题词。　　

作者所要论述的是这样一个核心观点：“迄今为止，资产阶级已进行过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经济革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工业革命，目标是要夺取统治阶级的经济霸权；第二次革命是政治革命，即法国大革命，目标是取得政治领导权；而第三次革命便是上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革命，也就是反文化运动，目标是夺回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52)　　

那么，60年代的文化运动，作者究竟是如何在他的著作中进行论述的呢？　　

事实上，对于那场西方社会60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理解：这是造反的学生对资产阶级体制的宣战，而很大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是在继续着无产阶级的未竟事业，但是，在程巍的著作《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他为什么却指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呢?　　

资产阶级在取得了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之后，并没有把文化领导权收入囊中。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领导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贵族阶级手里。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也是有其原因的。一次暴力的革命，一次流血的起义，或许可以换来政治上的霸权；一次慎重的谋划，一场惊心的变革，也或许可以换来经济上的霸权。可是，这一切却永远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换来文化上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易手当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可以抢银行、贩卖毒品，然后一夜暴富，可以在一夜之间让自己披金挂银，满身的珠光宝气。但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个阶级可以用纪念，或者更长的时间推翻另一个阶级，然后取得政治经济上的最高地位，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在短时间中把自己打造成文化巨人。举个中国的例子吧，满人人关似乎没费多大周折，可是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他们却没办法不自惭形秽，结果，他们只好拜倒在汉文化的石榴裙下。满人获得文化领导权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样说，他们取得过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吗？当然，这已不是阶级之战，而是民族之争，但道理却是一样的。凡是文化上落后的个人、阶级或民族，即使他的经济霸权如何坚固、政治霸权如何结实，也依然无法理直气壮。因为往往可以不动声色地征服人心的，只有文化领导权上的占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的军队占领了这片肥沃的土地，可是尖兵利器换来的只是残酷的流血，和更加顽强的抵抗。而真正征服了这片土地的恰恰是那些，随着尖兵利器一同来到的披着文明的和尚的外衣的上帝的使者——传教士们。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文化上、心理上的征服，而其力量是那些尖兵利器所不能比拟的。　　

而对于贵族阶级，文化领导权就像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紧紧地抓住不放，仿佛一失去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彻底底输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可是，在文化上、精神上，他们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嘲笑和轻视。于是，资产阶级在即使取得了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之后，也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骄子，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侏儒。而作为文化的侏儒，他们对文化艺术唯一能够采取的姿态就是恭而敬之。正像作者所说：“没有哪个阶级对待艺术像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63)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其所面临的尴尬：“假若它不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就被认为是粗俗的，而如果它试图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则被认为是可笑的。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使资产阶级手足无措，而贵族(包括精神贵族)和下层阶级却分别获得了美学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引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和女人们离开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63)于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终于走向了反叛其中产阶级父亲的道路。　　

然而，中产阶级的孩子确实是反叛了，这当然是事实——他们用从贵族阶级那里获得的美学营养和从下层阶级那里获得的道德资源创造出自己的“亚文化”反叛了“高级文化”。事实是，这种反叛——以反叛那个没文化的中产阶级“父亲”开始，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却也为那个压在贵族阶级文化大山下的“父亲”报了一箭之仇。我想，这正是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在作者为我们绘出的那张“政治地层图”中，可以使问题变得清晰起来：　　

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　　

第二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　　

第三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　　

第四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　　

第五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　　

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398)　　

作者欣赏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评，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距离，是意识形态批评大有可为的地方，因为造成这种距离的正是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244)，而这张“政治地层图”显然也是作者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理解到那张“政治地层图”的最表层或第二层，但这依然是“现象”。那么，这场如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夺回了文化领导权。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解释比西方一些大牌理论家的解读更深刻也更富有启发性。比如麦金太尔(A1asdair MacIntyre)在批评被马尔库塞理想化的青年学生时曾经指出：“他们在进行第一个由父母出资补贴的革命运动时，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新版的儿童十字军东征，而不是一次革命运动。”（【英】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马尔库塞》·邵一诞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P92）。也许，只有当后现代文化修成正果的时候，当亚文化蘑然成风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反思“反文化运动”的能力。　　

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反思，究竟什么是反文化呢？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给予了我们一些提示。首先，对于后现代文化，作者做出了如下界定：“所谓后现代文化，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文化，它以‘市场’为特征，对应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倾向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实现自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183)而对于反文化，作者又在进一步指出：“‘反文化’一词中的‘文化’，不是一个像如今这样无所不包的泛指词，而是特指经典文化或高级文化，不是中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大众文化。高级文化用‘文化’这个具有普通意义的词来装扮自己，为的是隐藏自己的阶级性。它仿佛在说：除了‘高级文化’，就不存在任何可称得上‘文化’的东西。因此，‘文化’一词又暗含一整套基于某个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当说某人有‘文化’时，那通常不是指他会打制石器，识字，或会一门手艺，那只是‘文明’而已。但上世纪60年代后，人们开始习惯于把《圣经》、歌剧、打油诗、牛仔裤、肥皂剧、街头杂耍、大麻等统统称作‘文化’。这是反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功劳，它以‘文明’这个中性色彩的词偷换了‘文化’这个表示价值等级的词，而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不同文明只是不同而已，并无等级之分。”(《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141)　　

把“反文化”的“文化”定位成“高级文化”，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一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贵族阶级生产出来的高级文化，并以此为衡量尺度而构成了严格的文化制度。从美学的层面看，高级文化似乎精致她道，它诉诸予人的心灵世界，并对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单从这一层面思考，似乎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得不对高级文化产生膜拜的崇敬之心，怀有虔诚之意。不过，一旦转换到意识形态、权力、等级制度层面而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时，高级文化似乎又难逃其咎。于是那些高级文化便已不再纯洁无瑕，上面渗透着贵族文化的意识形态所浸染的毒汁。上世纪6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把高级文化拉下了高高的历史舞台，就像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一次激烈的挑战，无论“反文化运动”的结局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西方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翻身的文化潮，一个后现代文化的“全面抹平”时期。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反文化运动”，就没有接下来的后现代文化。而在后现代文化与“反文化运动”之间，我们大体上也可以列出这样一个关系式，即后现代文化=新型的中产阶级文化=对老资产阶级文化的取代或者说是对高级文化的“降格”处理=亚文化=反文化运动的成果。从这里看来，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与繁荣，的确与60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反文化运动”反的既然是“高级文化”，那么，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又是用什么来取代“高级文化”的呢?答案很简单：亚文化。　　

在“反文化运动”之前，中产阶级的父亲们对着贵族文化顶礼膜拜，将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送进了大学，这个显然还是高级文化的生产、传播基地，而这时候，亚文化显然是无法进入这个“神圣的殿堂”的。“在文学艺术等人文专业里，根本看不到当代实验艺术和黑人艺术的影子，教授们一提及它们，就直皱眉头，说那是一难垃圾，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大学生所热爱的东西。为什么莎士比亚这个死了三百年的英国佬儿竟如此重要，足以把美国当代电影、流行歌曲全部挡在门外?”(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他们的造反情绪已经在悄悄滋长。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正规英语词典中未收录的“四字母词”（如fuck、shit、damn）首次出现在了诗歌朗诵会上时，亚文化对高级文化全面反击的信号弹就已经升上了天空。“把脏话带入文学作品，这正是亚文化‘分子入侵’的一种方式，它模糊了一度严谨的标准文学语言的界限。”(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136）　　

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下，大学生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属于自己的亚文化形式：摇滚乐、吸大麻、性解放、象征式的街垒战，甚至郡些“越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之类的标语口号。亚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摆出了一副对高级文化满不在乎的不屑姿态，招摇过市，打得高级文化措手不及又防不胜防。“毛泽东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被‘反文化’派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从农村包围城市’，一方面不断在城市秘密发动起义，最终夺取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246)于是，在高级文化败退的同时，亚文化也逐步走向了更大的胜利。　　

许多时候，亚文化采用了大众文化的外在形式或包装，但它的生产主体主要应该是青年人，所以亚文化常常以反抗作为其基本武器；而大众文化，则主要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它的生产主体是文化商人．所以赚钱盈利、唯利是图是其最终目的。而且，它还暗中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从而帮助资产阶级转换了一种统治方式——变原先的硬着干为后来的软着来。所谓的整合大众，实际上也可以在这一层面作出理解。　　

上世纪60年代，造反学生虽然把亚文化推广到了巴黎或纽约的大街上，亚文化的合法化因此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那种语言和行动上的“通货膨胀”却依然被人指责为瞎胡闹或小玩闹。这个时候，如果说文化领导权已被夺取，也只能说是在象征的意义上。真正把文化领导权拿到手中，则是上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事情。在这个年代里，原来的造反学生已全面登上了社会舞台；这个舞台对于他们已不是原来的表演区，而就是实实在在的建设改造区。　　

学术界的话语位移或许更能说明这一问题：上世纪60年代大街上的歇斯底里当时被看作力比多能量的情绪宣泄，但越往后走，它们却越来越被看成是一门后现代艺术。原因何在?关键是因为当时的造反学生可以狂呼乱吼，但他们却没有获得对这种狂呼乱吼的话语阐释权，话语阐释权或美学话语权依然控制在那些老左派(比如书中提到的阿多诺)的手里。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批判大众文化的阿多诺也无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级文化。而当他们后来进入学术殿堂，他们的体验与记忆开始在学术研究中苏醒，学术研究也因此打上了一个个鲜明的身份戳记。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话语阐释运动风生水起——它既要为亚文化进行学术编码和美学赋形，也要为高级文化选择一块合适的学术墓地。而从一开始，这场书斋里的革命就设计出一个联络暗号：文化研究。　　

通过对“英文系的制度史”的梳理与分析，《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文化研究的生成图：“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左派学者对大学的大规模渗入标志着学院马克思主义松散群体形成的话，那么，70年代后陆续进入大学任教的前造反学生及远道而来的前殖民地的学者，则给人一种主题各异、流派林立的印象。他们像是一群群牙齿细密而锋利的鼹鼠，在英帝国“高级文化”的地层中四处打洞。文化等级制终于遭到溃败。黑人研究、族群研究、贱民研究、传媒研究、女性研究、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等，全都进了英语系——或发端于英语系。它们在方法上有一个共同特点：起于文本分析，成于文化批评；在理论资源上，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阶级理论、解构主义及知识考古学等。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个文学文本，而是一份份政治一历史文献，里面隐藏着权力关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237)　　

从这一描绘中可以看出，文化领导权的真正确立其实在于学术话语权的真正获得。而文化研究，这场学术领域的“反文化运动”，如今显然已大见成效：通过一系列繁琐复杂的解读、阐释和论证活动，高级文化进一步变得灰头土脸，来历可疑；亚文化则得以正名。于是，老左派黯然神伤，新左派扬眉吐气。而老左派发明的那些美学问题似乎也已经开始失效——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问题已被解决，而是说它们已被新的学术话语所删除，以至于在学术场域中失去了现身发言的机会。　　

而在作者所谓的后现代时代的“重新命名”活动中(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P471)，除了以“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以“白领”、“蓝领”替换“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替换“血汗工厂”，以“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以“西方民主社会”替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外，不妨再追加一个替换：以“亚文化”或“通俗文化”替换“大众文化”。这也是把“价值判断”话语转换成“价值中立”话语的重要步骤。　　

四、对文化霸权及文化全球化的反思；　　

1、后殖民文化的崛起——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首先，应当对于“后殖民”一词，作出一些说明。后殖民一词在当代常被用来指存在于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全球性关系状态，无论非西方世界的某一国是否实际上被殖民过，这一角度“使‘殖民’这个概念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涵义，被殖民的不只是那些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压迫统治，因取得独立而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民族和人民；被殖民成为一种描述被压迫经验的普遍范畴，它包括了所有非西方的人民。”发展到后来，后殖民理论把被殖民者扩展为一切被压迫者的经验，如今经验者包括了妇女、被凌辱被压迫阶级、少数族裔，等等。　　

在葛兰西的理文化霸权理论中，“领导权”是指经过社会主要团体的积极同意而取得的道德优势和哲学优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曾经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认可进行统治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间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因此，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使自身领导合法化的问题。”（引自《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石海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领导权，葛兰西把它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指统治阶级说服从属阶级，以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和适应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二是指统治阶级说服从属阶级，以使被统治阶级相信，不论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有何种看法，不论他们与现行社会秩序抵触到何种程度，作出任何替代的选择都将是更坏的选择。就是说，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可见，霸权的形成即领导权的获取，是通过“赢取积极的认可与信任”，而不单是领导者运用权力前提下的强制手段迫使被领导者接受。与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相比较，文化霸权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它的渗透和扩张达到了其他霸权难以达到的效果。因此，必须借助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超越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体现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而文化霸权，实际上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这说明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即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尽管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之内基本结束，但是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经济与文化掌控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控制了政治领域、市民社会、私人活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局面。葛兰西意识到知识分子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突出作用。一方面，他们在市民社会中行使文化领导权的职责，在普通民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传播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维护统治集团对全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社会中执行直接的、强制性的文化统治职能，通过合法政府合法制裁对立的或消极的服从。他们以蕴涵动机的方式和虚假关怀的形式，作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展现，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有益的。于是，知识分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专家”，而文化则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维护着资产阶级的合法统治。文化控制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弱化乃至消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下，不自觉地、进而习惯性地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活动，自发地贯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程度不同地认同其道德的和哲学的领导权。唯此，斗争的焦点就转移到“文化领导权”即霸权的争夺。　　

在葛兰西的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之后，后殖民理论是以赛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为标志而逐渐走向成熟的，它不仅是赛义德个人构筑后殖民理论的基石，而对于整个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是印度人后裔斯皮娃和霍米·芭芭。他们被戏称为后殖民批判理论“三剑客”，都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有过殖民地经验、现今生活在第一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的本质是什么?德里克认为后殖民理论是关于一种全球状态的话语。与德里克相比，赛义德对全球状态的洞察更加具体也更加深刻，他警觉地指出全球化的后殖民状态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主义结构的时代”。因此其批判触角既包括老牌的英法殖民主义国家，也包括后起之秀的美国。他指出：毫无疑问，西方对东方的霸权是一个历史事实，“自19世纪早期直到二战结束，法国和英国主导着东方与东方学。”在这一时期，东方学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文化事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逐步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法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处理东方。”(P5-6)赛义德的观点消除了对后殖民理论的两种误解：一种误解以为后殖民理论只是对欧洲殖民主义之后的批判——“所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都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P2)另一种误解以为后殖民理论只是对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就后殖民理论批判的重点是意识形态殖民与文化殖民上，新老帝国主义一个也不能漏掉。　　

在后殖民批判中，赛义德的理论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锋芒直指西方对东方推行的文化霸权与强权政治。他指出，“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赛义德曾这样说过：“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用作修饰语，而是用作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P164)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2、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霸权的反思；　　

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指一种不平等的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落后国家的声音总是被淹没或者被弱化。尤其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弱势地位。今天的文化全球化潮流，从根本上说，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异质文化、地方文化因此遭遇极大的冲击和侵蚀，愈来愈具有麦当劳化、可口可乐化和好莱坞化。通过传播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幸福主义基调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自由市场模式，美国传媒在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互动中建立起强大霸权。　　

大众文化全球互动改写既有文化格局，更加凸显文化霸权。其实，一国国内文化的失序，各种非文化、反文化现象的泛滥所导致的文化认同的错位和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强势文化借助全球化平台碾压民族文化，同时折射变动中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它表征着全民认同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尚在建构，重新在全社会树立“应当”的价值标准刻不容缓，在文化领域尽快扭转文化“逆差”（不仅是贸易，更是学术输出）迫在眉睫。文化全球化应该多极均衡互利、多元差异共生。然而，大众文化全球互动引发文化霸权主义的殖民扩张，带来国内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霸权”一词的英文是“hegemony”，原指国家的统治者或领导人，一般用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陈燕谷“Hegemony”：《霸权/领导权》1995年版P31）。该词的词根透露出“hegemony”的领导权涵义。这与汉语中的“霸权”涵义不尽相同。汉语语境中的“霸权”，多指外在性力量，即霸主、霸王、霸道。相形之下，“文化霸权”语词源自西文。其中的“霸权”涵义，不是中文意义的霸权——直接的强制统治，而是西文意义的非暴力的领导权，即以自愿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统治。而“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这个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表达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到了19世纪以后才被广泛用于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到了后来的葛兰西手中，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而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规则的制定者，注定是规则的受益者”（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P117）。为了维持这种文化输出的强势地位，发达国家竞争和诠释“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已经达到白炙化的程度。在大多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中，美国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不择手段地操控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变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希望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营造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世界文化新格局。而文化强势又切合经济强势，以全球化所蕴涵的某种主导文化——假定是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征服地球的每个角落。　　

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少数文化产业强国，加快输出和传播被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统摄的、涵盖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文化制成品。这种历时并不久远的涌入式推广，已经获得输入国的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和喜爱。其后预示着更加深刻的改变：它征服了输入国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民族情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中，保护和拯救民间民族文化，已经变得十分迫切。　　

专制政权将全球性文化连同民主化和现代化一起拒之门外，有扼杀各种创新文化之虞。而改革开放的中国，既要反对打着全球化旗号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要反对封闭保守的文化部落主义。当下，传媒霸权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压抑性力量，并且不断地向其近亲——文化帝国主义寻求支援。美国传媒传播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制造“跨国”和“跨阶级”的神话，在媒介演绎的成功者与居住棚户区的贫困者之间建立起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关联。它暗示：贫困是咎由自取，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依靠各种大众化“选秀”，通过银屏轮番出场，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众多“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幻象，使大众坠入“超现实”之中，难以自拔。全球化与消费主义侵袭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是由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完成的。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化是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整合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15]。大众文化依托大众传媒生产了不同于主流话语的交流模式：一种非再现性指意信息模式。原本不是出于真实需求（使用价值）的消费被广告“制造”出来。“不真实的被看作是真实的，一整套无意义的意义被四处传播。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交流的幻象得到了传播，比真实性更为真实。”[16]如果长期浸淫其中，遭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人们就会逐渐被其话语方式所同化，成为大众文化的新主体。　　

在我国，源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大众文化，影响和支配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消费层面的主导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网络文化深入到千家万户，影响所及，即使主流文化也要从中汲取部分表达策略和表意形式，即使精英文化也要借助其营销策略和表现形式。大众文化促成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多种文化力量，一度挑战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危而及之的不是文化产品的匮乏，而是精神虚无、价值真空、享乐主义盛行、文化理想普遍失落所致的领导权旁落。有着微观政治学意味的大众文化，在市场化运作中借助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自身话语霸权，同时压抑其他话语和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发展至今，其政治参与的姿态愈加明显。正如约翰·费斯克在《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书中所言，“文化”语义既不在美学，也不在人文，而在于政治。它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某些合理性，也与社会核心价值具有某些同构性。这是二者“协商”的基础。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结成“文化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将其推到对立面予以打压。这样一来，就需要引导和规范大众文化，将其纳入到当下的文化秩序。发展大众文化，在法制空间内协调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复杂关联，有助于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充实和壮大主流文化。　　

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差异，使得大众文化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文化经济中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最终取决于消费者根据利益所进行的生产，而不必受制于金融经济。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呈现出“多义的开放性”。因而，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便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大众文化所包涵的意义与快感，永远处在形成和变化之中。对于主流文化的现代价值，大众文化的产业化运作不仅在信息交流模式方面，更是在文化空间拓展方面。无论全球化多么动听，其间的不平等、不对称、非双向流动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下，一些原本内容丰富、且有价值意味的词汇，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被削平历史深度而代之以“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并且向外传输。貌似中性的词语替换的背后，却有着意识形态的目的。此“策略”意在挑战我们的道德，以及执政合法性。词语替换，是为了去掉词语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在东西方的关系史中，历史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只有中产阶级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才可能大规模地替换词语。但是，由中产阶级执掌文化领导权，并不十分稳固。它在历史中处处发现于己不利的东西，因此才以新词汇来取代旧词汇，试图用新词汇来拯救自己。　　

在当今社会，“中产阶级”、“小资”等词汇已经堂而皇之地流行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命名新崛起的阶层，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一丝汗颜和矫揉造作。通过词语替换，文化霸权主义改写了当下的语言存在；通过全球化，文化霸权主义扩张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土化，文化霸权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寻求代理人传播其价值观。当前，处于文化激荡期的文化领导权重构，情形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掣肘。判断、融合新崛起阶层的意识形态，远非简单的是非善恶所能概括，其影响力所及，“连以前的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如今都把亲切的目光投在本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身上。”复杂境遇要求主流意识形态拥有足够的吸纳力和整合力，能够将各种亚文化融合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以确保主流文化担当起社会领导权。　　

※ （注释和引用出处已在文章中标出）　作者：宣晓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