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形象——从经济识别到文化标识

2006-3-6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本文系2005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浙江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编号：N0 5SH0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而如何界定和划分中产阶级则是中产阶级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到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再到以布迪厄为代表的、以生活方式为主要标志的分层理论的演变表明，随着人类逐渐进入波德利亚所谓的“消费社会”，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也经历了一个从经济识别到文化标识的过程。
关键词：中产阶级  经济识别  生活方式  文化标识
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阶级阶层的变动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欧洲社会是如此，对于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也是如此，中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壮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中产阶级）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流派都不会把这个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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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方兴未艾，但对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时期的理论家从各自不同的理解与限定中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
1、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概念
马克思根据群体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二元化的分层，他认为“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2）尽管马克思的这种二元化的社会分层方式更为人们所熟知和引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其他许多地方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在他著述丰厚的一生中曾多次论及“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一概念。只是当时的马克思认为，这批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而淘汰下来“中间阶级”，由于取向保守，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而走向两极分化。然而，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他开始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其自身强大的恢复能力，他承认中间阶层是一个理论问题，并认为中间阶层其实会随着统治阶级权力的增长而增长。马克思指出“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产阶级将不断增加，中产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3）只是，马克思依然认为，这个阶层只是寄生在整个阶级剥削体系上的、只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服务的、自身并不通过生产商品而为社会财富做出实质贡献的，因而，在社会中不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有关中产阶级的论述启发了后人的思路，当然，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预见到一个世纪之后中间阶层会成长为社会中的主要部分并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他阶层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埃立克•赖特以马克思主义术语对中产阶级进行了概念化尝试。赖特指出，今日在西方社会中占人口85%—90%的人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因而都属于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群，然而在这个庞大的群体内部，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占据的工作岗位不同，拥有的生活体验与集体行动能力不同，因而不同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序列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赖特试图用“矛盾的阶级地位”来说明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例如，白领和专职雇员，与体力劳动者一样为了生活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雇主，但同时比起蓝领工人，他们对工作的安排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些人能支配生产的某些方面，但不能支配其他方面。赖特所谓“矛盾的阶级地位”即意指这些社会成员一方面不是资本家，但另一方面又不属于体力劳动者，他们既不能将自己视为剥削者，也不能把自己看作纯粹的被剥削者，事实上，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兼有以上两者的特性。应该说，赖特的这个“矛盾的阶级地位”概念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确实揭示了中产阶级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同时也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支配（告诉他人做什么）和剥削（获得剩余产品）是不同的。后来，赖特吸取了罗默的剥削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外，还有两种资本类型即组织资本与技能和文凭资本也很重要，它们和前两种资本一样也产生剥削：组织资本通过管理和控制他人来获得剩余价值；技术与文凭资本则被用来获得并维持技术与文凭所需资源之外的额外资源。赖特认为许多中产阶级成员虽然处于资本所有者的控制之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监其他视员工的工作，帮助资本家控制工人阶级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迁升机会，同时那些具有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稀缺技能的中产阶级雇员，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挥一种特殊权力形式的作用。这样，通过把剥削的概念（剩余价值）与支配的概念（通过控制与命令）相结合，赖特对中产阶级问题进行了重新表述，也即通过组织资本、技能和文凭资本的概念，“支配”的关系被转译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关系。这一重新表述突出了剥削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作用机制的地位，从而使得赖特的中产阶级理论与马克思的原初理论保持了更多的一致性。
马克思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所采取的标准也深深影响了米尔斯对于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界定与划分。他认为老中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如农场主、小企业主等自雇佣者，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是被雇佣者。因此，米尔斯指出：“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４）
2、韦伯主义的中产阶级观
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一种直接回应。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社会是以权力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和矛盾为特征的。但与马克思把单一的阶级关系视为所有社会矛盾的核心不同，韦伯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多纬度的社会视角。韦伯认为社会分层并非只与阶级（经济）有关，其形成涉及另外两个方面即地位和政党。韦伯把阶级处境看作是一种“市场处境”与受市场处境强烈影响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虽然韦伯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是在客观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因素与马克思认识到的因素同样重要。韦伯认为阶级划分不仅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或缺乏控制，而且源自对财产有没有直接影响的经济差别，诸如影响个体可获得的工作类型的技能、凭证或资格等资源。在韦伯看来一个人的“市场处境”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整体“生活机会”。韦伯的“社会地位”一词是指社会群体被赋予的荣誉或社会声望的差异。与马克思认为社会地位的区分是阶级分化的直接结果不同，韦伯认为社会地位的划分不局限于阶级划分的影响。尽管拥有财富的人一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在英国，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即便已经失去其财产，仍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而爆发户则常常受到那些名门世家的蔑视。韦伯甚至预见到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地位开始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住宅、衣着、说话方式和职业，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社会地位。韦伯同时还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政党的形成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党是由具有共同背景、目的或利益，共同工作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马克思倾向于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地位差别和政党组织，而韦伯则认为虽然这两者都受阶级的影响，但不能将它们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划分。地位差别和政党组织反过来能影响个体或群体的经济状况，进而影响阶级。政党可能会跨越阶级界限。
尽管韦伯没有直接对中产阶级做更多的论述，但是他的这种多元分层的方法对后来很多的理论家研究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比马克思更灵活的理论视角。后来人们把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应用于作为新中产阶级典型的“白领人员”的研究。（由于他们对于“白领人员”的研究也是从多元而非单一的社会标准来进行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为新韦伯主义者。）他们在以职业的社会报酬及社会评价为基点的基础上，对“白领人员”的概念与社会意义进行了界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从不同的劳动方式对劳动者进行了区分，所谓“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而“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的代称。但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大减少，“蓝领”劳动者中脑力劳动的成分日益增加，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白领人员”不相上下；另一方面，由于引进了机械、电子设备等，“白领人员”的工作中，体力的、机械性的劳动反而占有相当比例。如此，仅以脑力劳动作为“白领”的含义已经名不副实。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弗里茨•克龙奈从社会职能的角度对“白领”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所谓“白领”是指承担了以下这些职能的人：（1）行政、事务；（2）设计、计算、研究、分析等技术工作；（3）监督、管理、控制；（4）经营商业、买卖。而另一位瑞士社会学家罗杰•吉罗德则从所谓的“纯粹物理条件”提出，“白领”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从工作环境看，“白领”从事的是“科室工作”，而不是在车间同机械打交道，而且上班时穿戴得体，无须穿特殊的工作服。二是从工作对象看，“白领”多是与文件、文字、符号等打交道，而“蓝领”则多是与“物”打交道。如此以“白领”及其以职业的社会评价为基点来认识社会分层结构，体现了从较简单的财产关系演变为多元的职业关系，也显现出了不同于原前工业化社会结构的新的分层要素及其关系。
3、生活方式视角下的中产阶级
从消费方式、文化格调等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分析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分层现象是近期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不过，要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取向最早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理论家齐美尔。齐美尔在有关时尚的消费理论中提出时尚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区分机制，“它一方面使既定的圈子与其他的社会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显示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紧密联系。”（5）齐美尔认为时尚正是通过这种分化与同化的双重作用来完成其社会区分功能的。
保罗•福塞尔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非学术性语言指出了生活方式对于区别社会阶层的重要意义。他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在衣着、相貌、住房、消费、休闲、家庭摆设、阅读、说话习惯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从而指出：正是人的生活品位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种人的口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他还特别分析了中产阶级品位的不同及其原因，认为中产阶级是最为虚荣和势利的阶层，由于他们像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替换，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虑。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要在他人眼中看起来生活过得既得体又安全。因此，他们的爱慕虚荣和喜欢炫耀在衣食住行和话语中必然体现出来。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更低的社会阶层奋斗上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阶级才会有的高级生活品位，因而，在生活中他们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个性的、标准的、可以明确指示身份的物品。（６）
从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角度来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中，无疑当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最为系统与深刻。布氏《区隔》一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法国的中产阶级。布迪厄发展了马克思有关“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资本体现了一种劳动形成的积累，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资本也同时体现出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他将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谓经济资本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那种资本，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而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感兴趣的资本形式，也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即布氏所谓的“惯习”）；二是客体化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阶级（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 阶级（阶层）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 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会更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 文化资本。那些早年从家庭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更易于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无 论在学业成就还是艺术欣赏力方面。由此，布迪厄进而指出，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 财富转化成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7）。所谓“惯习”，在布迪厄这里指的是 一种塑造、组织实践的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它生 产历史，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惯习可以说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在布迪厄眼里，正是惯习决定了人们的行动模式，也正是惯习产生了对文化客体进行分类和区分的图式（高雅/低级，丰富/贫乏，优雅/粗俗，体面/粗鲁，轻松/深刻，等等），产生了欣赏和评价的种种标准，使个体得以表达其偏好。惯习的相互交织就此把所有的人类实践和文化客体逐一分类，成为文化竞争领域中一系列清楚有别的生活方式亦或品味。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勾勒出了各种社会场域中不同品位的实践，包括合法的高雅文化实践，如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书，以及日常的消费实践如食物、衣物、饮酒等。因此，布迪厄认为：“组织食物、衣着或化妆品偏好所限定的空间的，是相同的基本结构，即由资本的大小和构成成分所决定的社会空间。要完整地建构限定文化实践的生活方式空间，就必须首先为每一个阶级和阶级集团，就是说为每一个资本构型，建立惯习的生成规则，它把具有同源生存条件的阶级所特有的必需品和设施，重新转换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然后，还必须确定，对于实践的每一块主要领域，是如何通过施行每一场域（体育、音乐、饮食、装饰、政治、语言等场域）中可能会有的一种生活方式风格，来指定惯习的性情取向。通过把这些同源的空间叠加在一起，就会精确地表现生活方式空间。”(8)这样，布迪厄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地位（由资本的大小和构成成分所决定的社会空间）→惯习→生活方式的关系成为可逆的关系。阶级的差异开始成为品味的区隔，成为鉴赏和欣赏的能力而“嵌入人们的头脑”。“趣味进行了区分，并区分了区分者。”（9）在布迪厄看来，正是品味指定了：谁是谁的朋友；谁是谁的反对者；谁应该与谁结婚；应该接纳谁、排挤谁。
对于中产阶级未来可能的演变，美国学者布鲁克斯作出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这些高学历的人一脚踩在创意的波西米亚世界，另一只踩在野心勃勃和追求成功的布尔乔亚领域当中。这些新信息时代的精英分子是布尔乔亚的波西米亚人，取两者的第一个字，我们姑且称他为布波族（Bobos）”（10）。典型的中产阶级开始与那些知识、信息上的精英相结合，成为未来的中产阶级。
二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某一个阶层的成员，它就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与本阶层的人相认同；二是与另一些人相区别。而无论是认同还是区别都有一个你在哪方面、在何处与 人相区别或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都有一个认同或识别的标准的问题。而我们上面所分 析的各种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的区别事实上也就是研究者据以识别中产阶级的标志的区别： 马克思区分阶级（当然也包括中产阶级）所依据的标准是群体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韦伯的 三位一体的多元分层法则意味着你不但可以根据财富还可以根据权力或者声望来区分阶级或 阶层；布迪厄则指出，文化鉴赏品味具有标识和区隔社会等级的功能。尽管研究者的依据 多种多样，但我们依然大体可以看出从马克思到布迪厄，被用做识别的标志大体经历了这样 一个变迁过程：在早期被用作地位或阶层的识别标志的往往与物质性的经济资源有关，无论 是生产资料还是物质财富抑或谋生的职业，也就是说，早期的人们更关注并且主要关注在经 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而现在被用作地位或阶层的识别标志的往往是与文化资源或品味相 关联，无论是消费方式（关键不在于花多少，而在于怎么花），还是品味格调（你欣赏的是 流行音乐还是古典歌剧，是卡通漫画还是经典名著），也就是说，现在的人们相对而言更注 重在文化的阶梯中来显示自己的身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迁的过程或者说是什么原因 使得经济作为一种识别标志在当代社会中已远不如现代早期社会中那么重要呢？
用作阶层识别标识的资源，一般必须具备两个特性，一是功用性，即它必须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有用的；二是稀缺性，即相对于社会成员的需求而言是不充分的，有人拥有了，其他人就无法拥有，或者有人占有的份额多了，就意味着其他人占有的份额必然减少。就功用性而言，它是相对于人们的需要而言的，而需要正如马斯洛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按一定的序列排列的，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还只是在追求低层次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的时候，那种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而当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已足以保障社会成员的这些低层次的基本的需要的满足时，能够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资源就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从而，对这些资源的拥有，也就更能够显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样就稀缺性而言，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其稀缺的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说，物质财富，其稀缺性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降低的，而权力、声望等的稀缺性则是守恒的。在现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物质财富相对比较匮乏，社会的多数成员主要还在追求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由此，就突显出了物质性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性，从而，对这种资源占有的多寡，就容易被人们当作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或者说，他的阶层归属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越来越步入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去甚远的社会，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波德利亚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其丰裕、消费便捷多样的物的社会。“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1)消费社会事实上甚至是一个物质极大过剩的社会。“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物质的过剩，是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来的过剩……。”（12）在这么一个物质过剩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就不再具有显示个体社会身份的区分功能，从而，也就难以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至少不再成为主要的、第一位的标准。在这样一个富足的、物质过剩的社会中，重要的不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占有，而是对物质资料的消费。是不同的消费方式而不是不同的谋生方式或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显示出消费者在社会等级序列中的归属，因此，正如波德利亚所指出的那样，消费社会是消费取代了生产成为社会导向的社会，同时，在这个社会中消费越来越多地成为符号性消费，即消费作为一种行为所突出的是它的象征性、标识性意义，而不是它的实用功能性意义。因此，尽管消费并不是近来才有的概念，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将消费更多的理解为对商品的购买、拥有和使用这样一种物质化的实践过程，但在今天，波德利亚指出：“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13）也就是说，消费在今天已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如果说，物质的普遍富裕淡化了经济分层，那么，社会成员在文化上的分化则通过作为文化范畴的消费方式而突显出来了。正是不同的消费方式外化了不同的生活格调、知识素养、审美与品味。波德利亚认为，消费过程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建立在一个密码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实际消费行为能够在其中得以实现并具有应有的意义。也就是说，消费是一种交流的体系，是语言的等价物。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物和符号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顺序排列于密码之中，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之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4）当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遵从社会逻辑消费时，消费其实就反映出了社会地位、等级体系的差别，并进行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区分。波德利亚认为这种区分的逻辑，已经“构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变量—不是经济计算外加的一个变量，一个有关情景或背景的社会文化变量，而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变量，它决定着其它所有变量。”（15）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消费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关于物的实践过程，即便是最初的基于生存的需要满足的消费也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因为需要的类型、对象、满足方式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的。消费本来就是文化和社会的，因此，消费品便总是具有意义的，只不过消费品的这种符号功能在现代社会与现代消费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和突出罢了。波德利亚对符号的强调，其实也是对消费的文化社会意义的强调。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一方面，较高的收入使他们能够不受生存需求的限制，有追逐符号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地位的暧昧与变动不居，使他们对社会地位的敏感超出其他阶层，他们更需要提升自我从而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而符号消费则恰好具有这种功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齐美尔对于中产阶级热爱消费或者说热衷于时尚作出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相比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的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的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身俱来地易变与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16）也就是说，中产阶级不仅是传导消费时尚的真正主力军，而且时尚本身也是中产阶级自我展现的社会舞台。在时尚形成与扩展中，中产阶级会热情地推波助澜，而在时尚潮流中，中产阶级总会发现与认同自我。他还认为：“历史地看，生活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与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17）布迪厄则通过对法国社会中布尔乔亚式的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的研究指出，消费成为中产阶级在特定场域中为了保持和提升其社会地位而追求以有别于其他阶层的策略性游戏。
由于中产阶级特殊的阶级地位使得它在当代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多样的争议，对它的界定标准也是众说纷纭，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分层的标准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到多元的社会地位指标再到文化取向的消费或者品位的转变，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社会分化 的必然，同时我们在社会分层上的关注对象的性质与内容也在随时而异。我们用新的标准对 事物来进行分类与认识，但并不意味着旧的标准就不再起作用，只是说他们起作用的方式、 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尽管消费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不同方 面的分化，用消费或生活方式来作为分层的指标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应该指出的是，它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也不能是主要的分层标准，而只能是一个参考的但却不容忽视的标准，也许这样会有更积极的社会意义。
注释：
(1)(4)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导言”第2页，第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0页。
(3)〖JP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653页。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其他的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相吻合。
(5)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艺出版社，2001，第88页。
(6)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文化品位》，梁丽珍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Bourdieu,P.,“The Formsof Capital”，in:J.Richardson(ed.),〖WTBX〗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WTBZ〗,Greenwood Press,1986,PP244—245.
(8)Bourdieu,P.,〖WTBX〗Distinction,〖WTBZ〗London:Routledge,1984,P208.
(9)Bourdieu,P.,〖WTBX〗Distinction,〖WTBZ〗P5.
(10)大卫•布鲁克斯：《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引言第3页。
(11)(12)(14)(15)波德利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2 页，第30页，第8页，第51页。
(13)转引自季桂保：《博德里拉“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述评》，载：“数字中国”网站“社 会学综合文献文库”，“http://www.china001.com/show〖CD#*2〗hdr.php”
(16)(17)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艺出版社，2001，第89页，第83页。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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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冯婷
来 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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