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与梁启超——革命年代的智者   2010-03-19

柏克与梁启超——革命年代的智者

[日期：2009-04-15] 来源：  作者：闾小波 [字体：大 中 小]     内容提要：政治革命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专制政体向现代的民主宪政体制转型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而柏克与梁启超是中西方大革命年代杰出的思想家，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革命风潮，两位思想家既不是革命的狂热崇拜者，亦非顽固不化的守旧之徒。他们认同革命的目标——民主、自由等理念，但对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持审慎的态度；他们看到政治传统中不合时宜的专制因素，但也珍惜传统中的现代资源并认真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割不断的内在关联。当革命的尘埃渐渐落定，两位革命年代的智者所显示的过人的政治智慧愈发令人深省。
    关键词: 柏克  梁启超  革命   政治保守主义
    历史上的革命年代总是与波澜壮阔、豪情万丈等相伴相生的，而审慎、冷峻、忠告等似乎注定与革命年代的主旋律不合。在革命大潮奔涌的年代，此种不和谐的声音也注定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然而，当革命退潮后，人们行走于受到革命狂潮冲刷过的沙滩蓦然回首时，惊叹地发现遗留下的闪亮之珠或许正是革命大潮时代智者发出的不和谐之音。
    柏克（1729-1797）和梁启超（1873-1929）虽然时空错位，但都是其所处时代影响较大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他们经历过相当长的政治人生，且著述甚丰，涉猎广泛。在论辩严肃的政治话题时，他们具有过人的征服读者的能力。这一方面因为他们舌若电光，娓娓而谈，鞭辟近里，直言无忌，虽然有时理智为情感所支配，却能免轻浮之俗；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强调要以经验或传统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柏氏乐道“经验曾教导过我们” ，强调用经验来检验现实。“英格兰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们所从未试验过的款式，也不会回到他们经过试验而发现是灾难性的款式。”  梁启超动辄“历观中外史乘”，古今中外的史实或人物信手拈来，丝丝入扣，成为他回击政敌的盾牌。
    在革命年代，二人逆势而行。与其说他们是革命年代的积极行动者，不如说是革命年代的旁观者或深思者；他们参与甚至热衷于现实政治，但对暴力革命持审慎的态度。对革命的反思或非议成全了他们政治预言家的美名，尤其是前者。柏克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诸多洞见与预言大多被法国大革命后的历史走势所证实。同样，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见解与预言与革命后的中国历史的走势亦相差不大。
    在西方，柏克的保守主义始祖地位奠定于他晚年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对该革命的反思与预言，而梁启超的保守主义成形于他中年在辛亥革命前后对此次革命的观察与思考，然而，梁氏生前及生后因处于一个革命大潮持续高涨的年代而知音寥寥。
    一
    法国革命者颠覆君主制、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壮举，不仅震动了整个欧洲的王室，也使得欧洲社会出现了诸多骚动的迹象。就连一向以政治稳定著称的大英帝国也不例外。就在法国革命爆发那年的11月4日，英国“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 发表了英国著名的非国教牧师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1791）博士的布道辞——《论爱国》（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普莱斯博士想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方法与英国人完全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不流血的1688年革命的原则和方法等同起来，以论证并赞美法国革命。柏克感到有必要澄清这一混淆，将这两个革命的原则和方法区别开来，遂挥笔写就了那本被吉本（Eelward Gibbon）称作“抵抗法兰西疫病的一剂良药” 的书信体著作《法国革命论》。柏克是第一个预言革命的原则将摧毁现有的风俗与道德，引欧洲（包括英国）步入暴政之途的英国政治家 ，由此也奠定了其现代政治保守主义祖师爷的至尊地位。
    柏氏毫不隐晦对法国革命的敌视态度。“凡属英语中能找到的骂人下流话，几乎都被柏克先生用来奉敬法国国民和国民会议了。凡属怨恨、偏见、愚昧或知识所能提示的一切，都在近四百页篇幅中滚滚而出，凶猛无比。” 面对法国革命的狂飙，柏克心存焦虑。因为“不只是在有关法国的事情上，而且是在有关全欧洲，或者不仅是全欧洲的事情上”。他认为：“把一切境况都合在一起，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最可惊异的事件，在许多事例中都以最荒谬和最荒唐的手段并以最为荒唐的方式发生了，而且显然地是用了最为可鄙的办法。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了一起。在观察这场邪恶的悲喜剧的场面时，极其相反的各种感情必然地一一相继而来。”
    “脱离了自然”，切割了传统，继之到来是怎样的局面呢？“由于经常大量地和多方地任凭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和赶浪潮而在毫无原则地轻易改变国家，整个国家的链锁和延续性就遭到了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人类就会变得不会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 遍布城乡的断头台、陈尸遍野，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
    法国革命家追求的是卢梭式的人民主权，试图构建一个人间的民主天堂。“它扬言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但我认为它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大规模民主制度的前例。古代人对民主制比我们更为稔熟。对于那些曾经观察过大多数这类宪法并且最理解它们的作者们，我还不是全然没有阅读过，我禁不住要赞同他们的意见：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点。……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严重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性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他们高洁的恒心。但是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
    法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大致未能超出柏克的预测。罗伯斯庇尔的行事方式与思维模式尽在柏氏的预料之中。1794年2月5日，罗氏在国民大会上讲：“这里有人说，恐怖是专制政体的工具。这样说来，你们的政体不像专制制度吗？是的，在自由的英雄手中闪闪发光的宝剑很像暴政信徒用来武装自己的利剑……革命政体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  柏氏对法国革命的推断如此之准，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基于他一贯的政治保守主义立场或对经验与传统的笃信。柏克认为：社会是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体，其过程本身隐含着秩序。秩序有助于自由，自由则有赖于秩序。自然界乃上帝的安排，社会秩序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服从社会秩序就构成了道德的基础。现实社会中的丑恶是难免的，补救之道只能求助于经过经验检验的传统智慧，而法国革命家恰好反其道而行之。
    二
    在人们的印象中，“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也许在“笔端常带感情”这一点上和柏氏有点相似，但算不上一位政治预言家，而是一个革命的仇视者，也是一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百变”式的人物。的确，梁氏与柏克那种从一而终的思想家不可同日而语 。梁氏遇事好下断言，言之又不留余地，一生的言论多有冲突。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交战”。如，20世纪初梁氏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就极具代表性，而恰恰是这一关键的转向，表明其与柏氏灵犀相通。
    1900-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一接触到卢梭的思想即为其所折服。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法国革命，颂扬卢梭是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他体悟到“非有孟的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 。“《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而柏克则确信：“卢梭的著述会直接导致这种可耻的邪恶。” ）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卢梭学案》、《民约论巨子卢骚之学说》，对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顶礼膜拜，称“《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 。同期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自励。他甘冒“举国皆敌我”的风险，鼓吹“破坏主义”，并撰写《讨伐专制政体檄》的鸿文，为革命造势。其于20世纪初中国革命思想生成之贡献丝毫不逊于孙中山。
    然而，到了1903年，梁氏基于卢梭学说在中国已催生出了一种反叛的危险的社会行动，即大规模的“退学风潮”，遂对卢梭学说提出批评：“五年以来，卢（骚）氏学说，稍输入我祖国。彼达识之士，其孳孳尽瘁以期输入之者，非不知其学说在欧洲之已成陈言也，以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国之废疾，而欲假之以作过渡也。顾其说之大受欢迎于我社会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谓达识之士，其希望之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达于万一，而因缘相生之病，则已渐萌芽、渐弥漫一国中。现在未来不可思议之险象，已隐现出没，致识微者慨焉忧之。” 他敏锐地洞察到彼落此起的“退学风潮”实是“卢梭思想—法国革命”的“中国版”雏形。1906年在与革命派论战时，他对卢梭的“国民总意说”作了详尽的分析，并断言“此说万不能实现” 。在革命大潮涌动的年代，梁氏发出如此警言，与那些恪守“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士大夫或诅咒与谩骂“自由”、“民权”的当道者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梁氏对革命的排拒并未使他止步于反对革命的诘辩或死守传统的专制王权制度上。在他看来，革命不可取，改革不可无，“新政”不可缓。
    为避免法国革命“中国版”的进一步升级，梁启超一方面与革命党人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论战，强调“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其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立宪制，均“无一毫因果之关系” 。因为“革命事业，其与秩序性质，最难相容，虽以素有秩序之民行之，其骚扰混杂，犹常在意计之外；若以素无秩序之民行之，其危险宁更可思议耶？”其危险将表现为：“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如乱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顦顇，加以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之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而政府所有有限之军队，不能遍镇压此无垠之广土，于是秩序一破坏，不可复回，而外国之干涉乃起。” 另一方面，梁氏敦促朝廷加快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扩大政治参与，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政治发展，进而实现政治稳定与国家独立。
    在其后预备立宪运动中，梁启超成了当然的精神领袖，擘化运动的节奏、指陈运动的目标，与朝廷展开了一场速开国会的大博弈。当朝廷拒绝立宪派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愿，而顽固坚持到1916年兑现承诺时，梁启超发出一则令世人瞠目的政治预言：“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 不到一年半，梁氏的预言得到兑现。
    三
    梁氏在20世纪初年思想由激进而“锐退”到渐进，多少受到英国近代政治发展路径的启示。早在1902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英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种是也。譬之跬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梁氏未必读过柏氏的著作，但柏氏的言论可以为梁氏所讲的盎格鲁撒逊人种的独特性提供一个详注。
    柏克强调守护传统（保守），但并不排斥革命（进取）。“英格兰人民非常清楚，继承观念能够产生出某种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某种稳妥的承袭原则，而且丝毫不排斥革新原则。” 柏克并非是革命的敌人，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肯定美国革命，但讥讽法国革命 。“1688年的革命是由一场正义的战争而取得的，那是任何一场可能是正义战争的、尤其是一场内战的唯一个案。”  “如果某一政府确实邪恶而专横，且无法对其加以改革（有时会出现此种情形），那么，就应该将其换掉，必要的话，也不妨诉诸武力。” 但革命只有在符合道德与正义的情况下，才有理由诉诸暴力。其实，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排斥，与其说是排斥其颠覆旧政权，不如说排斥大革命时期所推行的极不审慎的政策。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非正义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些在道德和体力上都不能胜任的“笨蛋闯进了天使不敢落脚的地方”，“其灾难必定会是我们所可能想像发生在处理人事上的最大的灾难” 。
    梁氏求改革、避革命的思维，受到与其亦师亦友 的黄遵宪（1848-1905）的影响。黄氏自1877年出使日本，走上外交生涯，先后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任职。其政治理想亦经历了从激进到渐进的转变。1902年底，黄氏致书梁启超，详述自己对民权、自由、革命、政体等主题体认的心路历程。1880－1881年间，黄氏在日本读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这使他认识到一国即便有优越的制度和高水准的教育，要实现民主理想同样是困难的。他断言中国采用民主或共和制是遥远的事情。三、四年后他来到伦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著手次第” 。至此终身守此说。黄认为：当下中国，“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所以，在中国“虽卢骚再卢骚千万卢骚，至口瘏手疲，亦断不能立之立导之行也” 。
    矜慎持重的黄遵宪当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理解并推崇英国保守主义、排斥法国暴力革命模式的思想家，但他“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对一人言”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不仅承接了黄氏的这一思想，更重要的是将其张扬，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高举英国保守主义的旗手。诚如梁氏晚年所言：“我在国内政治党派分野里头，向来属于渐进派。我对于现状不满足，认为必要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无论何时何事，对于那些暴力的、无理性的、无效率的革命论及革命手段，总是要反对。”
    四　
    清亡民兴，使革命党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但对清廷和立宪派来说，其实这并非是一场“零和博弈”。因为对梁氏来说，君主立宪的目标虽未实现，但革命后确立的共和体制自然符合其追求民主的价值诉求。通过“南北议和”，中国革命暂未沿着法国革命的路径往前滑行，南北战事的时间不长，力度有节制，生灵免遭涂炭。这对梁氏来说，或许有庆幸之感。孙中山亦非罗伯斯庇尔之辈，其思想此时与梁氏不无相通之处。“（孙）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对清廷来说，爱新觉罗王朝虽被推翻，不仅避免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厄运，而且昔日的荣华富贵一仍其旧。依据1912年2月各方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皇帝除不再行使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外，尊号不废、原有的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像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版”，不如说更像美国革命或英国“光荣革命”的“中国版”（从推翻满人统治建立共和制的角度看颇似美国革命，从对皇室的处置看，又颇似“光荣革命”）。然而，所谓“像”又只是表象。因为帝制的废除，不同于往昔的改朝换代，上层结构解体后，大总统很难在一夜之间填补顿失君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再造上层结构决非旦夕之功。
    在柏克看来，国王不只是一个男人 。况且，中国的君主制有着比英国更为久远的历史，在其政治传统里从未有过像英国中世纪那样的《大宪章》，民主、代议制、契约论等及与其相关的一套严密的操作制度与技术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宣统皇帝虽暂时避遭断头台之祸，但却难保其至尊的地位。因为“脱离了自然”，柏克所讲的“链锁”断了，一个世代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的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民初虽未曾出现法国大革命之初那种呼天啸地的恐怖，但中国却由此缓步走上了法国式的“革命复产革命”的轨道。革命由上层向下层以及文化、经济领域次第延展。
    民国政制甫定，梁启超既不像其师康有为那样敌视革命，他明确表示赞成共和制；但也不像孙中山，对民国的前景抱乐观甚至天真的态度。在他看来，因这一空前的变故，“国性”出了问题，由此注定会产生柏克所指的“世代衔接”问题。他于1912年底在《庸言》创刊号上发表的《国性篇》，进一步阐述其政治保守主义思想。
    国之而立，在于特有的“国性”。所谓“国性”是指一政治共同体中，千百年来不知不觉而养成的“无形之信条”。国语、国教、国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也。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可改良而不可蔑弃。“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奇圣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 梁氏对“国性”态度是非常“审慎”的，而审慎确是柏克最为推崇的政治家应具有的美德。他说：“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
    “当国性之衰落也，其国人对于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无一不怀疑，无一不轻侮，甚则无一不厌弃。始焉少数人耳，继则弥漫于国中，及其横流所极，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全国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公共信条失坠，个人对个人之行为，个人对社会之行为，一切无复标准。虽欲强立标准，而社会制裁力无所复施，驯至共同生活之基础日薄弱，以即于消灭。……乃至社会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皆失其中心点，不复成社会。”
    梁氏此论与柏克所言颇为相近。柏克认为：单纯的地理因素不能构成国家。国家是一个在时间上、人数上和空间延伸的连续性概念。“法兰西的国家政权寓于它王座的威严，寓于它贵族的高贵，寓于它绅士的信誉，寓于它教士的圣洁，寓于它吏员的持重，寓于它的不动产在若干个司法管辖区内所受到的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所有这一切个别的分子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可以真正被称之为政权的伟大实体，任何国家都毫不例外。它们蕴涵、承载着如此多的正义，因为它们只有依靠正义才能存活。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存在，而非一种地理安排或是一种命名方法。”
    五
    柏氏不仅预见了法国相继而生的乱象，他还预见到了随之而来的波拿巴主义：“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他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大军将会基于人格上的原因服从他的调遣……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的当儿，那个实际握有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柏氏辞世两年后的1799年，波拿巴就任第一执政官。“这是历史学上最为罕见的准确的预言之一” 。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后民国政治的走势也作了预测。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发动的以“讨袁”为目标的“二次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南军即被袁军击溃。接下来中国历史的走势如何？梁氏发表了《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预言未来的中国将是“革命复产革命”，由此会步入革命的不归之途。
    梁氏在文中关于革命具有决裂性、连续性和反复性的立论与柏氏不谋而合，且均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他说：综观中外历史，凡一国从无革命，也就不会产生革命。然而，一旦有了革命，则必然会“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样式：一是中国历史上不绝于史的“汤武革命”，发生了二十四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但这与民主共和无关；二是法国开启的近代共和革命。“然法国自大革命以后，革命之波相随属者亘八十年，政体凡三四易。其最初之十余年间，则丹东、马拉、罗拔比尔、拿破伦，迭擅神器，陷其国于恐怖时代者逾一纪。……由此言之，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凡以革命立国者，未或能避也。”接下来他从十个方面对“革命复产革命”的运作机理进行剖析：
    1、在革故鼎新时代，革命将成为一种美德，“群众心理所驱，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谁非议革命，即“仇之若不共戴天”。
    2、经由革命，“瓮牖之夫，奋为将相者，比比然也。”革命者就像商贾逐利一样，权力欲望极度膨胀。
    3、革命之前“必以失业之民多，然后能啸聚以革命；革命之后，失业者又必倍蓰于前，故啸聚益易，而再革、三革以至无已也”。
    4、革命之际，“啸聚裹胁，惟恐不多，恨不得举全国之民编入革命军中；一旦事定，无以为养，势必出于遣散”。而此辈“适以为二次革命之资也”。
    5、蒲鲁东认为，当革命后民生凋瘵之时，都市人士之奢淫必愈甚。“法国当恐怖时代，而巴黎歌管游乐之盛，远过往时。”革命成功后，此前窭人贱甿，跃居显要，麕集都会，模仿旧贵，变本加厉。百姓朘削以奉新贵，诛求到骨，何以堪命？怨毒所积，反动斯起，革命之恒必相续。
    6、人之欲望无穷无尽，诸多革命功臣居功自傲，必彼此争权。古今中外，二次革命的发动者，必为初次革命有功之人。
    7、革命必以美景相许，“谓旧朝一去，则黄金世界”。但革命后骤难改良政治，百事不遑，而“失望则煽动者之资也”。
    8、为政有本，在正纪纲。君主国有其固有之纪纲，民主国又别有其固有之纪纲。新纪纲无道以骤立，强立而不足以为威重。革命之后，人人皆手创共和，家家皆有功国民，设官万亿，不足供酬勋；白昼杀人，有赏无罚，有陟无黜，善治难求。“革命之后以从政，雄才犹以为难，庸才则更何论？雄才不世出，故酝酿再革命、三革命者，什而八九也。”
    9、共和国时代倡革命易。“虽自私之鄙夫，常得托名国家以胁人”。野心家起初只求须煽动响应，“不必其果服属于我，一革去其所欲革之目的物，则复得以统一共和等名义箝他人之口而制其命，而不复劳征伐，此真革命家之资也”。
    10、革命必将刺激人们的冒险心理，除士、农、工、商之外，而别辟一新生涯，革命遂成为一种职业 。
    梁氏虽然模糊了“汤武革命”与西方民主革命在社会基础、目标指向等方面的差异，但对中外“革命复产革命”的抽象概括仍不无洞见与历史的解释力。
    梁氏认为：如果革命可以止革命，则国家之福；革命而适以产革命，则国家之祸。“地载中国之土，只以供革命之广场；天生中国之人，只以作革命之器械。”走笔至此，想必梁启超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忧伤与惆怅，但他还是“冒举国皆敌我”之险，向国人发出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的忠告：“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途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舍此以外，皆断潢绝港，行之未有能至者也。国人犹不信吾言乎？则请遍翻古今中外历史，曾有一国焉，缘革命而产出改良政治之结果者乎？”
    辛亥革命后数十年的历史印证了梁氏的预言：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国民革命，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但“雄才不世出”，稳定终难持久。
    六
    梁启超心仪柏克式的英国保守主义不仅与那个时代“西学东渐”的大背景相关，而且与其“东学背景”相联。梁氏在世纪初对西方学术的引介与述评大都与日本明治中后期的自由民权思想相关。梳理世纪之交梁启超西学思想的面向与谱系，大致有三大板块、三个来源：
    1、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霍布士(Hobbes) 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中江兆民系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一位代表人物，曾在法国留学。他在日本以宣传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式理性主义为己任，有“东洋卢梭”之美誉。
    2、梁启超的《新民说》和《自由书》等则摄取了明治时期另一位“维新之大儒”（梁氏语）中村正直的思想和他所译《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中村正直 则是一位主张“古今中西道德一致”论的启蒙思想家，其西学知识直接来源于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他的两部对日本思想界和梁启超思想产生影响的日译著作《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均为19 世纪英国思想家的著作，前者译自英国人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的《自助论》，后者译自英国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 的《自由论》。
    3、标志着梁启超非议“卢梭——法国革命”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摄取自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德国政治保守主义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加藤有日本“德国学派之泰斗”美誉。平田东助留学德国，且受业于伯伦知理，将其师的《国民与国土》译成《国家论》在日本出版 。
    面对五彩斑斓的西学，梁早在1902年便清楚地勾勒出英吉利格物派（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穷理派（欧陆理性主义）的思想谱系：前者有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后者有笛卡尔、斯宾诺沙、莱布尼茨等。“及倍根兴，然后学问始归于实际，英人数百年来汲其流，迄今不衰，故英学先实验后理论。”“笛卡尔以为断事理者，意识之事也；见事理者，智识之事也；意无涯而智有涯。……‘我能思故，是故有我’（我思故我在），以是为一切真理之基础。”“倍根与笛卡尔两派，自其外形论之，实两反对派也。甲倚于物，乙倚于心；甲以智识为外界经验之所得，乙以智识为精神本来之所有；甲以学术由感觉而生，乙以学术由思想而成。”
    梁氏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体悟与认同，当是其经过了一个对西学恶补后的消化与反刍及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思考与辨析的过程。同时，日本思想界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也不时提醒梁启超对“卢梭——法国大革命”持审慎的态度。法国革命之惨，“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
    结语
    作为革命时代的智者，柏克对法国革命诸多违背了审慎原则的制度安排与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抨击。梁氏在辛亥革命前想尽力避免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发展虽然在价值上并不排斥民主共和制，但对革命后无序的政治生态及险恶的走势忧心忡忡，并向国人发出了良药苦口式的忠告。凡此，他们基于一个共同的立论：国性或国脉不可轻易切割。革命及革命后的制度安排，必须从历史的经验出发，否则将会是“闯进了天使不敢落脚的地方”。
    大革命时期的“智者”大多是不幸的。柏克一方面坚持辉格党的自由原则并捍卫美国人应享有的自由 ，另一方面坚持抨击法国大革命的立场，这“毁坏了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系和友谊” 。但柏克又是幸运的，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及其对历史的预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其过人的智慧与恒久的价值。柏氏开其端绪的思想，经由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伯林、哈耶克等人的薪火相传，更显其历史的先见与对历史的解释力。相形之下，梁启超是不幸的，智者的火花既被自身庞杂而又多变的言说所遮掩，更被漫长的革命时代的话语霸权所覆盖。如此，其闪光之珠如流星般从多数人的视野中流逝。尽管其后也有人试图续其流，但终难成溪流。三十年代与梁氏有师友关系的张君劢在其创办的《再生》杂志上指责国民党只讲“革命”而不顾及制度建设：“我们最痛心的就是中国迄今尚未成有政治家替国家建立一个牢固不拔的制度。一班浮浅之徒只知道革命。于是革命之后又继以一个革命，结果成为循环革命和连续革命。须知倘使一个国家终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讨生活，则这个国家未有不精疲力竭而死的。可见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而只能陷于一次。一经革命以后，必须替国家立一个万年有道的常轨。可怜中国今日尚在循环革命和连续革命之途中。我们的努力就是在于要打破这个局面。”  如今，“这个局面”看似是打破了，但“一个牢固不拔的制度”应如何构建尚在摸索之中。
闾小波，南京大学政治学系  教授
文章原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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