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评介

《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评介

道德原则冲突下的囚徒困境—帕米拉·路拜尔《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评介

作者：董国强

    提起“文革”期间发生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许多人或许并不感到陌生。但是要讲清楚这个事件的原委以及含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叙述和诠释，包括许多当事人“平反”以后发表的回忆文章，都不超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的轨范。其核心观点是：这一事件是“中央文革”康生等一班人策动和利用红卫兵造反派制造的一个冤假错案，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

　　上述文件和论著对“六十一人案件”的描述和定性无疑是基本正确的。问题在于这个解释框架似乎过于简单，缺乏必要的思想底蕴和理论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帕米拉·路拜尔（Pamela　Lubell）所著《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ase　of　the Sixty One Renegades）一书无疑是一块他山之石。

　　帕米拉·路拜尔是一位以色列籍青年学者，曾先后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和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02年由圣·安东尼学院和佩尔格瑞坞国际出版公司（Palgrave）联合出版。

　　在这本近260页（正文近200页）的英文著述中，作者依据大量文史资料和研究资讯（近400种），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为主要代表，系统考察了他们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1930年前后被捕的详情，他们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表现，他们1936年出狱的经过，他们出狱后至“文革”前的主要活动及其在党政领导机构中的任职情况，他们在“文革”中被作为“叛徒”打倒的经过，以及他们最终获得平反的曲折过程。从微观实证研究的角度看，该书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案件及其涉案人员的最为翔实的历史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在努力复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并回答了以下几个其他人没有提及的问题：这批人当年是奉中共华北局的指示，以签署“反共启事”的方式从草岚子监狱获得释放的。而华北局的这个动作事先得到中央的批准。因此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期间，党组织对这批人1936年出狱问题做出了“服从组织决定，个人不负责任”的结论。然而为什么这些重要的审查结论只是分散地保留在各个当事人的个人档案里，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正式文件存入中央档案？其次、为什么1966年秋冬南开红卫兵造反派向中央反映刘澜涛、赵林等人的“叛徒”问题时，主持大局的周恩来只是含糊其辞地强调中央知道这些情况，要求红卫兵不要公开扩散调查材料，而没有将当年中央和华北局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况和盘托出？第三、为什么在“林彪事件”以后和“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老干部纷纷复出，而“六十一人”的几次申诉都石沉大海，一直拖到1978年底才得以解决？

　　作者认为，这个冤案在“文革”期间发生，首先与毛泽东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打倒刘少奇——有关。因此尽管周恩来、康生等人明知这批人1936年出狱的真实详情，却没有公开出面加以澄清。作为这个冤案的始作俑者，康生的表现尤为恶劣。他不但暗中怂恿南开红卫兵追查所谓“叛徒”问题，而且通过专案人员向同样知道内情的张闻天（当年的中共总书记）施加压力，阻止他公布事实真相的努力。

　　然而，仅仅从“权力斗争”和“阴谋论”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如果将上面提到的三个疑问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六十一人案件”的涉案人员不仅是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且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社会道德观念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树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长期以来一直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关于“党”和“革命”的神话。这个神话完全屏蔽了历史真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党也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许多党员同志也可能发生动摇或叛变。伴随这种神话而来的，是逐渐形成一套带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结果有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政策和策略，便在日后遭到一些不了解历史内情的人们的质疑。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如此。作者认为纵观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的一生，他们无疑都是坚定果敢的共产党员。他们在1930年前后大批被捕，与当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有关。而他们1936年前后以签署“反共启事”方式出狱，则是党组织根据抗战的现实需要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实现的背景所作出的决策。就个人而言，他们在1936年“出狱”问题上面临一种两难抉择：从抽象的道德标准出发，他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革命气节，拒绝以这种屈辱的方式出狱；而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们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尊重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服从这样的组织决定，比起坚持狱内斗争乃至牺牲个人性命，需要更大的勇气，表现出更大的忠诚。

　　正因为党内高层意识到党组织在他们被捕与出狱问题上的责任，因此这批人出狱以后依然得到党的信任，后来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如薄一波曾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安子文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刘澜涛担任过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杨献珍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导致他们被捕的“左”倾路线错误和解救他们出狱的权宜方式，与公开宣传中一再强调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形象相抵牾，因此这个问题的处理应该尽量淡化，最好是不留痕迹。所以在延安整风和“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时，才采取了那样一种变通的做法。而且在此后的党内历史叙事和个人履历记载中，这批人的出狱都被简化为“出狱”、“经组织营救出狱”或“履行出狱手续”。

　　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法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这批人对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巧妙化解了党组织（包括华北局和中央）应该承担的责任，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然而这种办法之所以奏效，是以党组织和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默契为重要前提的。“文革”动乱发生以后，一方面是毛泽东、康生等人存心要置这批人于死地，另一方面是历史真实与业已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之间的巨大反差，因此知道内情的周恩来无论是从对毛泽东的个人效忠出发，还是从维护“党”和“革命”的神话体系出发，都不可能正面回应南开红卫兵提出的质疑。结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决策，在“文革”当下却成了一个无法饶恕的罪行；一批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高级干部，被无端打成“叛徒”遭到整肃。

　　作者还指出，这个重大冤案之所以拖到1978年底才得到解决，可以看出固有社会道德观念转变之难。而且从平反冤假错案高潮期间的主流话看，旧的“禁忌”意识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了不少重大冤假错案，却不包括“六十一人案件”。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该书从社会道德观念形成及其现实影响的层面出发，阐释了“革命伦理”在“六十一人案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无疑为我们深入解读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维度。然而在充分肯定这本书的创新尝试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指出该书的一个致命缺陷。

　　作者研究“六十一人案件”，其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从该书的标题——《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可以看出，他是希望通过对这个事件的深入考察，揭示“文革”发生的基本动力。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的认知框架（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和主要争议（fundamental　argument）是相当偏颇的。

　　如作者所述，本书的创作灵感最初来源于高岗当年关于“红区党”和“白区党”的评论。以此为出发点，作者在“序言”中花了相当的篇幅去分析“红区党”与“白区党”在社会构成、生存环境、工作特点和道德准则方面的一些显著差异。笔者认为这些分析带有相当的创新性和一定的事实基础。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所谓“红区党”和“白区党”的派性冲突，则显得非常牵强附会。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反证：

　　第一，就笔者所知，党组织有意识、有计划地大规模清洗“地下党”，主要发生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不过这些运动的清洗对象多为中下层干部和普通党员，并不包括像“六十一人”这样的高级干部。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情形与此类似。在那次“抢救”运动中，薄一波等来自“白区”的领导干部都是运动的“动力”而非“对象”。

　　第二，自中共建立以后，党内高层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就以解放后的几次大的党内斗争——如1953年前后的“高饶事件”、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1962年的“习仲勋、贾拓夫事件”等——看，似乎都很难从“红区党”、“白区党”的角度去加以解释。即使从“文革”期间的斗争看，如果说打倒刘少奇与作者的解释框架吻合，那么打倒邓小平和后来的“林彪事件”则都是溢出这个框架之外的。换言之，纵观解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我们既可以看到“白区”干部受到信用，也可以看到“红区”干部受到整肃。所谓“区”籍系统与政治清洗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那么导致“文革”（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几次党内斗争）的基本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以后的若干反思言论是非常正确的。其基本观点是：这些斗争的发生多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作风残余的影响，使得党内民主集中制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结果每当政治危机出现的时候，不同政见往往被毛泽东看作是对其个人权威的质疑或挑战。而毛泽东的猜忌最终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清洗。这种解释在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都是在“大跃进”以后流露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而先后遭到清洗的。

　　以这样一种思路重新解读该书所提供的那些史实，对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被清洗的问题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除了受到刘少奇问题的株连外，其实薄一波、杨献珍等人早有“前科”：薄一波在“大跃进”以后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党内许多比较务实的干部相一致；杨献珍则因在有关“矛盾关系”的哲学命题上触怒龙颜，早在1963年已经受到公开批判。由此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红区”、“白区”，而在于你是否无条件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