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六十一人案”平反始末

 文革“六十一人案”平反始末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1位老同志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六十一人案”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文革”中，康生一伙为阴谋打倒刘少奇，一手策划了“六十一个叛徒”特大冤案。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实事求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最终促使“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

       刘少奇安排六十一人以特殊方式出狱

      “六十一人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寇势力侵入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入了抗日斗争。

       当时，这些同志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进北平反省院的。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其时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缺少得力的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和北平市委另一位负责人徐冰委派当时担任地下交通的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让我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

       康生“文革”中炮制“三六大案”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吃饭，工作团全体成员也“参席”。

       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之事。

       康生说，那时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但是，日月轮转。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另有一人在战争生死关头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对这些幸存的同志，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1位老同志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恢复了邓小平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1977年11月11日，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逝。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这封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批准，柯庆施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都做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不久，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开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当他提出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时，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恰巧，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组部，申诉人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之一王其梅遗孀。王其梅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被叛徒出卖而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文革”前，已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康生等人制造了“三六”大案，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妻子王先梅是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后又转入新四军的老同志，此刻与4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4处。后来，王先梅把分住几处的8岁到16岁的两儿三女都聚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孩子户口被转到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此后，孩子们在分配工作、参加政治活动等，都因其父“六十一人案”问题未解决而屡遭磨难。

       1977年12月8日，王其梅向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也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3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王建梅、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小屋，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们都激动得流着泪。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10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

       然而，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这些负责同志不以为然。他们强调，“六十一人案”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关于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耀邦断然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另起炉灶

       他很快把中组部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先后请到自己办公室，向大家下达了“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材料的动员令。耀邦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1978年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一天，胡耀邦与参加复查的同志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老贾，”他问坐在旁边的贾素萍，“你能不能抽空去看看薄老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等四人就去探望无家可住、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其时，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派”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听说是胡耀邦派人来探望他，十分激动。

       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我们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贾素萍等四人请进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三中全会前夕平反昭雪

       此后，贾素萍等四人又找到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逐一交谈。接着又连续奔波数月，访问了被下放到安庆的刘澜涛、淮南的安子文同志。

       回来后，他们研究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跑到当时仍为“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连夜送到耀邦家。耀邦不但及时阅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回来，他都立即听取汇报，认真阅读他们所写的每份调查材料。随后，耀邦就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了给中央的复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被昭雪于天下；薄一波等人也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66年薄一波“61人叛徒案”  魏敬民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 “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后来，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最终获得平反。魏敬民在《百年潮》2003年第1期撰文披露了此案平反经过。现摘编如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康生的观点。        但是，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周恩来一开始就反对康生一伙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就在这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的一封急电。原来，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已专程赶到西安，会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要召开大会，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急电请示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办。11月24日，他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挥笔批准了。        然而，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也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康生还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 “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不久，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 “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可是，平反问题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几人(指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第一办公室的人也强调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        对于汪东兴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多说什么。他对有关人员说，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中组部同志根据调查写了大量的内容翔实的调查材料，并准备根据这些材料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复查报告。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 [ 六十一人案件 ] 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