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2008-3-26)

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
徐贲
杨恒均先生的《龙应台，台湾不需要你说的那种政治家》是一篇在网络有影响的文章。作者有信念,有激情,文字犀利,说理化繁为简。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那就是中国太需要民主了。他批评龙应台所说的“好总统”其实是个托,针对的既不是龙应台,也不是她期盼的民主“好总统”,而是杨恒均和龙应台都厌恶痛恨的不民主,也就是专制。龙应台说的是民主制度需要“好总统”(推而广之就是“好政治家”),杨恒均担心的是一味期待民主制度中的“好总统”,会使人们更顺从地接受专制制度中的“好领袖”。杨恒均先生担忧的其实不是“好人政治”本身,而是好人政治总是在专制制度下被扭曲，被用作取消民主政治的借口和转移民主改革方向的策略。
杨恒均先生的旁敲侧击固然巧妙,但未必就在龙应台身上选准了靶子。龙应台的“好总统”出于古典共和理念,而杨恒均所持的则是自由民主的立场,共和和自由是民主的两个连体分枝,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那就是专制。自由民主漠视或敌视共和理念,削弱的是民主,而坐收渔翁之利的恰恰是既不民主又不共和的专制。
一、民主的“好总统”
杨恒均转述了龙应台归纳的国家元首的四个核心责任: 一，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二，不管在野力量多么强大，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的认同。三，他要有能耐提出国家的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的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杨恒均问:“龙应台先生：你说的这种国家元首在民主国家有吗？曾经出现过吗？在哪里？是谁？”杨恒均的意思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民主政治家。反民主者会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骗人花招,不可能会有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杨恒均先生不会是要支持这样的说法吧?
其实，民主国家中确实有过很伟大的国家元首(和重要政治家)。不说华盛顿,就说林肯和邱吉尔吧。我们知道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热烈赞扬古典共和精神,激烈批评自由民主。但他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和英国也看到了他心目中向往的伟大政治家。他承认,自由民主从平凡的普通民众开始,起点虽低,但在实践中却可以向优秀政治的高度提升,先是有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后又有林肯和邱吉尔。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学者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说，“自由宪政,在困难的时候,产生了足以与普鲁塔克(Plutarch)比美的政治家。”普鲁塔克是现今人们了解古典共和德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符号。普鲁塔克所体现的共和德性的特点是热爱生活,热爱政治生活,推崇人在公共事业中的境界的精神提升，重视政治家的优秀品格。龙应台的国家元首四责任很可能就是从象普鲁塔克和林肯这样的政治家那里总结出来的。美国中小学生在作文中以林肯为人生效法对象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也是美国和世界游客最能够感受民主政治家高尚人格的地方。
民主政治值得向往,不只是因为它是众人的政治(人人可以自由、独立地参与),而且还因为它是,或者至少可以是优秀的政治(人人可以有价值追求,有尊严地参与)。杨恒均先生说,“民主国家出现的都是“政客”-- 那种被民众选出来到政坛做客的人，他们来去匆匆，人民不满意，随时可以让他们滚蛋。而只有像北朝鲜和古巴才可能出现以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政治家--他们靠某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把政治舞台当作自己的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死了还把接班人安排给自己人，继续当政治家。”
民主国家政坛确实有许多做不好只能滚蛋的“政治过客”,但民主国家如果只有这样的“政客”,那么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倒没有太多的理由来拒绝象古巴和北朝鲜那样的“政治家”了。民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当然不能象专制领袖那样想留多久就留多久,但他们决不是民主政治生活中的过客。美国的、英国的或者别的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十分在乎他们的政治遗产(legacy)。只要读一读美国许多的总统传记就可以看到,政治遗产是总统历史评价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麦迪逊留下了美国宪政和立法的框架,林肯留下了美国稳固的联邦制度,罗斯福留下了福利社会的基础, 肯尼迪、约翰逊也有他们至今令美国人受益的政治遗产（推进民权）。
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当然也留下他们的政治遗产,还有他们的纪念堂。但这里有二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在民主国家,民众可以公开、自由地讨论政治领袖政治遗产的意义和价值,而在专制国家则不行。例如，建立林肯纪念堂经历了好几番周折，民众在确立这个纪念堂公共意义上有分歧，最后达成共识的意义是联邦的统一（the union）,而不是内战中哪一方“光荣辉煌”地战胜了对方，甚至也不是“废奴”。第二,在民主国家里,政治领袖是由民众自己选举产生, 民众不能让政治家做过了就抽身走人,以“交学费”来自我解嘲。选出好领袖、坏领袖,民众自己都负有政治责任。民众除了让坏政客滚蛋,或更需要思考如何尽量不要再让这样的坏家伙钻了民主选举的空子。而在专制国家则不是这样。民众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既不能让旧的坏政客滚蛋,也不能防止新的坏政客再来。结果是大多数人从此对好政治家索性抱犬儒主义的态度,全然不相信好政治家能在任何制度条件下产生。
二、民主政治的素质
杨恒均先生对民主政治“过客”的议论给人以民主政治不在乎政治家个人素质的印象。他说,“布什总统从来就不搞女人……，而克林顿老是管不住裤子的拉链，可是，大家比较一下：克林顿下台前的民意支持率比布什下台前要低吗？”杨恒均说的是美国的例子。其实美国人是重视政治家操守的。不能拿搞女人的克林顿和不搞女人的布什比,要拿搞女人的克林顿和别国搞女人的总统和主席比。这样才能看出美国人到底在乎不在乎总统或别的政治人物的性丑闻。在别的国家,这样的事情会被名正言顺地当作与政治无关的“小节问题”(不幸的是,杨恒均似乎在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在美国,这可以严重到总统不得不面临被弹劾的危机（直接原因当然是作伪证）。前不久纽约州长因召妓被揭露的辞职,如果不是感觉到公众道德舆论的压力,他能这么做吗?许多别的国家中的公众对政治人物能够这样有效地施加道德压力吗?
尽管美国人确实十分坚持“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但在他们的民主政治中并非绝对地政治归政治，道德归道德。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日常生活道德,起码的做人正派,如诚实、有信用、同情关爱别人、爱自己的家庭、朋友间的忠诚,等等,都是有政治意义的个人品质。许多别的国家人民也有类似的日常道德意识,只是没有办法用它来要求在政治黑箱中产生的权力人物。在这些国家里,日常道德很容易受到严重侵蚀,随之而来的便是普遍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虚伪、谎言和孤独无助。
美国民众不信任带着面具、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的政治人物。他们也不信任面部表情呆滞，避免与别人目光接触，离开了讲稿就不会说话的政客，不管他的“领导才能”多么优秀。当一个政治人物不再受到民众信任,不再被他们认同为自己的代表,他再有能耐,也没有人会欣赏他的“领导才能”,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被他领导。在美国,绝对不可能设想民众会拥戴一个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用仇恨来领导国家的领袖。更不用说把他看成是自己救星。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民众有什么高明的政治理论,而是因为他们大都鄙视这种不正派、没道德的人。在美国选举的时候,除了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政治人物是否诚实可信常常是民众首要的考量。美国人觉得,那些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物是民主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可能借人民的意愿获得权力,随后再运用这权力来剥夺人民的权利,把专制说成是民主。不可能指望这样的人来诚心诚意地维护民主政治和民主的基本价值。
一般美国人都有较好的公共日常生活道德传统,一则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二则是社会规范和秩序没有受到过暴力革命的剧烈破坏。美国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美国人比较正派,有道德心,有正义感。对美国现代民主的日常生活道德基础,政治学家卡特柏(George Kateb)写道,“任何一种对道德关心的无视……都与现代民主的前提不符。现代民主制度如果只是一个(抽象)理念,如果凌驾在明明白白的日常道德之上,……那它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制度。现代民主是一种比任何其它制度都充分渗透着日常道德的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的目的绝对不是超越道德,也不是为它自己创造一个非道德的理由。”
三、民主教育
杨恒均提出,“让民众来教育政治家,而不是让政治家来教育民众,”根据是什么呢?不会是根据“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有煽动性,却无真实性的说法吧?民主不等于民粹。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民主优秀起来。优秀的途径便是教育。民众和政治家不是谁教育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各自接受教育和相互教育的问题。在民主政体中，精英共识和大众共识之间总会有差距，这是正常的，也是民主政治多元的必然结果。当然，在不同的民主社会中，民众反精英的情绪也会有较强和较弱之分。例如，在自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美国，反精英的情绪就比较强。美国人不喜欢精英政治,至少在理论上不能接受“精英”比“一般人”优越的说法。他们更不能接受任何提倡“先进政党”独掌政治权力的理论。
一般美国人并不认为少数精英,尤其是掌权的政治精英比他们在道德上更优秀。“精英”与“优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美国人普遍认为,权力就是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由于普通人能免于权力的腐败,所以普通人比当权者更能保持正派的日常道德。普通人至少不需要为了政治权力去说谎使诈、损人利己。他们更不需要为了维护什么官方立场而在许多是非问题上耍滑头，或者在手上沾上别人的血。这不是说,普通人一定比掌权者人品高尚,而是说,普通人至少不需要象有些掌权者那样,在权力机器中不得不自我糟践。许多美国人相信,普通人确实会做出蠢事和坏事,但那经常是因为精英在蛊惑和挑唆他们。普通人也确实可能变成刁民和暴民,但总是先有暴政才后有刁民或暴民,而不是先有了刁民或暴民,然后才有暴政。
但是,民主决不是一个刁民和恶吏相互斗法、相互制衡的制度,否则它和专制还有什么区别?民主不要圣君,但民主不是不要优秀的政治家。民主要优秀起来,除了稳固而良好的民主制度,还需要优秀的民主政治家。政治家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例如他们成长期中所受的“人文教育”、体现“民主制度记忆”的传统、惯例和楷模、政治家和民众共同尊重、维护的公民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本来就是民主传统一部分的古典共和理念。政治家的培养不但在于他们接受什么教育,还在于他们不接受什么教育,如党校教育。政治家的教育问题从柏拉图开始提出来,到今天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就产生民主政治领袖而言,除了要有民主制度的条件,还要有一点“运气”,我们不妨称这种偶然的运气为“历史机遇”。不仅林肯、邱吉尔如此,今年刚去世的美国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也是如此。兰托斯生于1928年,匈亚利人,二战中从纳粹集中营逃了出来。他后来到美国求学,入了美国籍,当了28年的众议员,成为国会中最勇于为人权说话的政治家。雅虎公司为了做生意,不惜出卖用户的人权利益,兰托斯在国会调查此事的听证会上严厉地指责雅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杨志远说,“你是道德的侏儒。”兰托斯对专制极权统治的认识超过了许多美国民众,忽略这样的政治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就会有意无意地助长有些人对民主制度的“领导力”(leadership)所抱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四、战胜专制的只能是优秀的民主
龙应台说“好政治家”对民众有积极的教育作用,这是古典共和的一个基本理念。没有人比列奥.施特劳斯更强调政治家必须具备德性和优秀。施特劳斯认为，德性政体和政治家是一个理想,它并不因为无法实现或无法充分实现而减少它的意义。他说,“古代人对真正的贵族政体(即优秀者治理)成为现实并不抱幻想。”他们所希望实现的无非就是社会精英(有身份、有教养者)能够与普通人(一般民众)分享权力,这样普通人就能够从精英者中选举出国家的治理者,并在他们的任期结束的时候,要求他们为任内的行为负责(定期选举,好的还有机会,差的即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所起的作用便是“现代共和最重要的关键。”人民得有好的素质,才能辨明谁值得当选，谁不值得当选。而那些由人民选举,代表人民的人则应当是那些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的人。
民主公众很在意自己要选的政治领袖。只要看看今年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利和奥巴马之间的激烈竞选就可以知道。选民们会反复观察、反复比较,对竞选人听其言、观其行,要不这样,他们和那些在上面派下来的名单上随便划个圈就没有区别了。民众对于政治家的选择是用选票来表现的。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那一份小小的政治权力,它叫作“选票”。这份政治权力虽然很小,甚至微不足道,但却是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个体公民可能会运用,也可能会不运用,甚至会误用这份小小的政治权力。但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行夺走个体公民的这份权力。民主制度中的每个公民之所以有尊严,乃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这份权力。民主制度中的所有公民之所以有集体尊严,乃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一种领导者的治理,他们是公民们选出来的代表,不是自命的“代表”。
民主是优秀的政体理想，它建立在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价值基础上。民主价值没有国界。民主素质固然是在一国中逐渐培养的,但还可以从别的国家学习。在国与国之间毕竟还是有民主素质的高下之分，例如世界上就有既不“十分和谐”又不打架的议会,值得那些议会还在打架，或者“和而不议”的国家好好学习。杨恒均和龙应台都是以台湾的民主现状来说事的，在民主制度下逐渐提高的不只是民众的民主素质，也是政治家的民主素质。台湾的民主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成功地稳步向常态民主前进，虽然还不完美,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有能力摆脱自己不民主的传统,有能力建立民主。中国人学习民主的能力一点也不比学习别的事情差。民主应该优秀起来，因为民主有伟大的德性理想,民主也可以帮助尽多的人达到这个理想。现有的民主目前还不完美,这是提升和优化民主的理由,不是怀疑、抛弃和敌视民主的理由。总是会有人拿别人民主的不完美来作为自己奉行专制的借口。最终战胜专制的不只是民主,而且更是优秀的民主。
文章来源：天益首发
来源：天益/网友推荐  来源日期：2008-3-26   本站发布时间：200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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