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工资上涨势头将逐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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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05日 15:25:34 来源: 中国证券报
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引发三大变化: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说,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正是如影随形。例如,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的同时,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则高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最主要的意义是本来可以使我们早在若干年前就预见到:由于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不管怎么说,即使经济学家因过于草率地质疑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并相应地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未能发挥其预言家的职能,当这些现象终究发生时,事情并没有严重到只剩下亡羊补牢的地步。
尽管我本人一直是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预言者,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针对理论界和舆论界流行的观点,本文随后的讨论将对以下两个疑虑给予否定的回答,即第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相应地,第二,人口红利消失是否将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其实今年出现的涨薪潮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事实上,农民工工资在2003-2008年期间,是以年平均10.2%的速度提高的。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和同事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过来,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我本人一度也认为如此,不过,我现在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这个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不过,制度性障碍的确影响着劳动力充分转移,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
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定义是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比重,因此,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是,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我们可以根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毕竟,恰恰是最富的国家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我们面临的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例如,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但是,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却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前面提到的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是会枯竭的,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
说到底,作为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对其前景做出预言的始作俑者,我丝毫也不迷信人口红利。毕竟,越是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提醒世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无异于呼吁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引发三大变化: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说,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正是如影随形。例如,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的同时,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则高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最主要的意义是本来可以使我们早在若干年前就预见到:由于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不管怎么说,即使经济学家因过于草率地质疑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并相应地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未能发挥其预言家的职能,当这些现象终究发生时,事情并没有严重到只剩下亡羊补牢的地步。
尽管我本人一直是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预言者,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针对理论界和舆论界流行的观点,本文随后的讨论将对以下两个疑虑给予否定的回答,即第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相应地,第二,人口红利消失是否将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其实今年出现的涨薪潮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事实上,农民工工资在2003-2008年期间,是以年平均10.2%的速度提高的。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和同事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过来,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我本人一度也认为如此,不过,我现在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这个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不过,制度性障碍的确影响着劳动力充分转移,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
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定义是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比重,因此,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是,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我们可以根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毕竟,恰恰是最富的国家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我们面临的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例如,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但是,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却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前面提到的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是会枯竭的,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
说到底,作为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对其前景做出预言的始作俑者,我丝毫也不迷信人口红利。毕竟,越是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提醒世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无异于呼吁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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