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美国：向左转 向右转？《先锋国家历史》

美国嬉皮士

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

——希拉里

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去的时候，希拉里·罗德姆还是韦尔斯利学院的一名学生，而戴安娜·奥顿则刚刚获得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学位，就职于一家儿童社区学校。

那是在1967年10月。其实，这三个人自始至终都互不相识，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独立的女青年外，还有就是她们正在经历的那个大时代。

1967年，动荡的氛围弥漫着整个美国。在路易安娜州，黑人的民权行动开始升级，一些人提出要实行“黑人自治”。在越南，美国将军们找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伤亡数字，这让素来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博士也开始带头火烧兵役证。

敏锐的利昂·弗里德曼在其当年出版的《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序言中警告说，“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通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冲动中将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

“民权”、“反战”、“学生运动”——这些贯穿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词，在这一年剧烈地混合、发酵，并暗自酝酿着爆发的力量。大多数人都预感到，即将到来的1968年，将会是一个多事之秋。

“嬉皮士”之死　　

1967年夏天，大约有2.5万名（也有警察估计达到了7.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旧金山金门公园参加一次名为“人类大聚会”的表演。他们披着长发，带着廉价串珠项链，光着脚，谈论着彼此都不明白的“禅宗”、“东方”等词汇，还有一些人则互相询问着对公路电影、摇滚乐、迷幻音乐的看法。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谈论的层面，那算不得什么。年轻人更出格的举动是共同服用各种类型的精神扩张毒品。有DMT、墨斯卡灵，还有大麻叶和迈瑟德林，当然，最流行的还是LSD迷幻药。

而这个活动的高潮则是青年男女们自由的恋爱，如公社般生活。那时候，并没有“一夜情”这个词，但的确有很多人与素不相识的人刚刚见面几个小时就开始做爱，只因为对方是个“诗人”。

那个夏天，是“嬉皮士”一代欢乐的顶点。他们自称为“花童”，并骄傲地将这个夏天命名为“爱之夏”。

欧文·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是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特别报道中得知这些事件的，这位富有的香料进口商对年轻人的做法并不理解，甚至表达了明显的厌恶情绪。

这也难怪，在美国，犹如 欧文先生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一项统计说，大约有60%到70%的美国家庭属于这一层次。正如希拉里·罗德姆后来形容自己的父母一样，欧文先生也是这一类人：“他们相信美国的无穷可能性，他们的价值观念扎根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经验。他们相信辛勤工作，而不问收获。相信自力更生而非自我放纵。”

欧文先生在自己居住的格林威治镇，也的确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和蔼、克制、低调、善于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他养育有7个子女。18岁的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他的第六个孩子，正在一所上流学校读书。欧文家的邻居们和朋友们评价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是一个愉快的、富有的、一名具有良好协调能力的女孩子。”

“嬉皮士”们在旧金山狂欢的时候，这一家人刚刚从百慕大度假回来——这是这个中产家庭通常的消夏方法。回家后不久，琳达还剪短了头发——长发是嬉皮士们的典型标志。为此，她的母亲坚信，“她不可能去做嬉皮士做的事情。”

但仅仅两个月之后——10月9日，在纽约市一个叫格林威治村的一座公寓的锅炉房里，人们发现了她的裸尸，一同死去的还有一个嬉皮士流浪汉。

1968年的希拉里

“难以理解”的一代

欧文先生无法理解，因为就在他和女儿谈到8月份的嬉皮士狂欢的话题时，琳达还表示了对父亲的赞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琳达都不该是他们中的一员。

生于1949年的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从1946年开始，美国进入战后的生育高峰，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64年。这是对美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代，其中就包括了生于1947年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英国王储查尔斯的现任夫人卡米拉，以及生于1946年的前任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小布什。

从物质上来说，这一代人遇到的是美国历史最幸福的时刻。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让大多数家庭迅速步入了中产。这些人一出生就享受着“丰裕社会”的种种便利，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先享受到电视普及、私家车增长，以及高等教育扩张的一群人。他们的父辈，只有15%的人能进入大学，而到了他们这一代，则达到了40%。

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让父母最操心的一代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爱的环境中，不知道什么是困苦。他们能得到一切想得到的，只要自己坚持。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学披头士乐队留着长发，念着金斯堡的诗句，读着凯鲁亚克的小说，滥交朋友，吸食着大麻叶或者服用LSD迷幻药，嘴里还哼唱着鲍勃·迪伦的歌曲——“妈妈，我不知道为啥生活”。

和那些放浪形骸的同代人相比，琳达的成长经历可以算得上安分。她在格林威治镇的乡村日校完成了初等教育，喜好体育和绘画。后来进入一家名叫奥伊尔菲尔兹的昂贵寄宿学校，这是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四年制大学的预科班。就在这个夏天之前，她从来没因不良行为让自己的父母操心过。但在全家人度假回来后不久，她告诉父母，她最喜欢的艺术老师不在这个学校了，所以，她决定退学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自己画画。

格林威治村在纽约西区，形成于1910年代，当时就是各种实验艺术家、作家的聚集地。而在琳达入住的时候，那里则是嬉皮士、朋克摇滚乐手们的大本营。尽管有所担心，但是琳达的父母还是同意了她对艺术的追求。

后来的调查发现，琳达在自己的家乡格林威治镇，与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在格林威治镇，琳达是一个衣着得体、金发碧眼，见了男孩子会害羞，“丰满、漂亮、健康的姑娘。”

而在格林威治村，琳达则是一个经常服用迷幻药、吸食大麻、滥交男友的女嬉皮士。她的房东说，“她那儿总有许多其他男人、在大街上游荡的任何人——她能找到的最脏的、留着胡子的嬉皮士们。”她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则形容她——“是一个真正的怪物”，这是他们对吸毒上瘾的人的称呼。

《纽约时报》报道说，琳达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10月8日晚10点，她说自己刚刚吃了一点药，药力正在发作。3个小时之后，她和她的男伴一同被杀死在一个肮脏的锅炉房中。

压抑的情绪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倒是LSD迷幻药的发明人阿尔伯特· 霍夫曼博士一语中的，“物质崇拜主义、工业化和不断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绝，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生活反倒无聊乏味，没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价值的基础……他们与迷幻药热同时出现。”

那时候，的确有许多让年轻人不满意的地方：他们一出生就被要求像父辈那样上进。父母们的愿望是供养好孩子吃喝，让他们先进入名牌中学，然后进入名牌大学，最后是进入知名大公司，像自己一样成为中产阶级。这却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机器。

他们带着对这种主流生活哲学的藐视，裹挟着摇滚乐、嚎叫派诗歌、LSD迷幻药这些最流行的现代元素，用身体来批判现实。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看似波涛汹涌的狂潮不过是无根之水。现实并不是轻易可以用身体就能批判的，几个小小的挫折就能让这股浪潮退却。

大量的嬉皮士盘踞在金门公园，导致旧金山发生严重的粮食和药品短缺。这让不少嬉皮士们不得不忍受饿肚子和发高烧的折磨。如果说身体的痛楚算不得什么的话，那么心灵的伤害则让他们难以忍受。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他们把嬉皮士的聚居区当作了旅游景点，那些昨天还被认为神圣无比的信物，今天就一件件被拿出来当作了旅游纪念品出售。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各色毒贩涌入此处，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于是，“爱、鲜花、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丑恶、肮脏、和满地的垃圾。

也就是在琳达死去的这个星期，嬉皮士们在金门公园举行了一次葬礼，他们烧掉了一副棺材，里面装着橙子皮、孔雀毛、吉祥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葬礼被命名为“嬉皮士之死”。

除了琳达，嬉皮士们没有死，但他们的确是带着虚弱的身体和疲惫的灵魂开始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但谁要以为年轻人的躁动就此平息，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真正有独立见解的青年人来说，“摇滚”、“诗歌”、“迷幻药”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已，重要的不是批判社会，而是要改造社会。至少，对于当时只有21岁的希拉里·罗德姆来说，是这样的。

那时候，她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学。正如死去的嬉皮士琳达一样，希拉里也出身中产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样受到60年代如火如荼的风潮的影响。就在“爱之夏”的前几个月，她还忧心忡忡地给朋友写信述说自己的迷惘，“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经历了三又二分之一次蜕变……从疏离冷漠的大学生、事事关心的假嬉皮士、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者，变成半调子的孤芳自赏者。”

但她的确又不甘心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任意漂流。《纽约时报》在2007年披露她大学期间的一些信件，在信中，她曾对一个态度消极的朋友不满，“你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吗？”她指责说，“你似乎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反应者’而非‘行动者’，让周遭事物决定你的人生！”

希拉里选择的反抗手段是政治。与琳达不同，希拉里在很小的年纪就表示出对党派政治的兴趣，她在少年时期一直是共和党的拥护者，这自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刚刚进入大学时，她一度还成为学校里青年共和党的主席。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压抑的情绪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倒是LSD迷幻药的发明人阿尔伯特· 霍夫曼博士一语中的，“物质崇拜主义、工业化和不断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绝，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生活反倒无聊乏味，没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价值的基础……他们与迷幻药热同时出现。”

那时候，的确有许多让年轻人不满意的地方：他们一出生就被要求像父辈那样上进。父母们的愿望是供养好孩子吃喝，让他们先进入名牌中学，然后进入名牌大学，最后是进入知名大公司，像自己一样成为中产阶级。这却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机器。

他们带着对这种主流生活哲学的藐视，裹挟着摇滚乐、嚎叫派诗歌、LSD迷幻药这些最流行的现代元素，用身体来批判现实。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看似波涛汹涌的狂潮不过是无根之水。现实并不是轻易可以用身体就能批判的，几个小小的挫折就能让这股浪潮退却。

大量的嬉皮士盘踞在金门公园，导致旧金山发生严重的粮食和药品短缺。这让不少嬉皮士们不得不忍受饿肚子和发高烧的折磨。如果说身体的痛楚算不得什么的话，那么心灵的伤害则让他们难以忍受。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他们把嬉皮士的聚居区当作了旅游景点，那些昨天还被认为神圣无比的信物，今天就一件件被拿出来当作了旅游纪念品出售。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各色毒贩涌入此处，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于是，“爱、鲜花、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丑恶、肮脏、和满地的垃圾。

也就是在琳达死去的这个星期，嬉皮士们在金门公园举行了一次葬礼，他们烧掉了一副棺材，里面装着橙子皮、孔雀毛、吉祥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葬礼被命名为“嬉皮士之死”。

除了琳达，嬉皮士们没有死，但他们的确是带着虚弱的身体和疲惫的灵魂开始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但谁要以为年轻人的躁动就此平息，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真正有独立见解的青年人来说，“摇滚”、“诗歌”、“迷幻药”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已，重要的不是批判社会，而是要改造社会。至少，对于当时只有21岁的希拉里·罗德姆来说，是这样的。

那时候，她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学。正如死去的嬉皮士琳达一样，希拉里也出身中产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样受到60年代如火如荼的风潮的影响。就在“爱之夏”的前几个月，她还忧心忡忡地给朋友写信述说自己的迷惘，“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经历了三又二分之一次蜕变……从疏离冷漠的大学生、事事关心的假嬉皮士、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者，变成半调子的孤芳自赏者。”

但她的确又不甘心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任意漂流。《纽约时报》在2007年披露她大学期间的一些信件，在信中，她曾对一个态度消极的朋友不满，“你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吗？”她指责说，“你似乎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反应者’而非‘行动者’，让周遭事物决定你的人生！”

希拉里选择的反抗手段是政治。与琳达不同，希拉里在很小的年纪就表示出对党派政治的兴趣，她在少年时期一直是共和党的拥护者，这自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刚刚进入大学时，她一度还成为学校里青年共和党的主席。

转折点

很多年以后，希拉里还在自传中清晰的回忆起1968年对她的影响，“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

“新年攻势”是1月下旬由越共发动的，这次行动中，越南南部数百个城市遭袭击，甚至一度连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岌岌可危。而就在此前，约翰逊总统还信誓旦旦地说越共马上就会垮台，美国军队一直在胜利。

到这年4月，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已经超过50万，与此同时，阵亡人士也超过了2万人。

征兵的通知单虽然不会出现在韦尔斯利这样的女子学院，但希拉里却就越来越接近反战的立场，这与她的父亲并不一样。积极参与各种有关战争的讨论，甚至还在年初帮助持反战立场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人麦卡锡拉选票。

“新年攻势”的浪潮还没有完全平息，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博士被刺杀了。

早在1962年，还在希拉里上高中的时候，她就亲耳聆听过金博士的一次演讲。通过那场名为“通过革命保持清醒”的演讲，希拉里才第一次了解到黑人斗争是怎么回事。金博士那“旧秩序渐渐远去，新秩序正在诞生，大家都该接受它，学习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否则大家一起毁灭”的话，深深打动了这个生于保守的右翼白人中产家庭女孩的心。

听到金博士被刺的消息，希拉里悲愤异常。她的室友回忆说，希拉里回到宿舍，就将书包狠狠地砸在墙上，说着“我受不了了”，然后失声痛哭。第二天，希拉里冲出校园，走向街头。她到波士顿邮政广场前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回来的时候，她在手臂上缠上黑纱以示悼念。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仅仅两个月之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又被刺杀了。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被看作是引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之星。之前，是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激发了人们重拾“平等、民主、公正”的美国梦，但这位伟大总统早在1963年就被刺杀了，而今轮到了他的弟弟。

向左，向左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组织起来占领了学校的几栋大楼，领导者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它当时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

事情的起因是哥伦比亚大学要建造一座体育馆，占据了哈莱姆地区的一部分土地，而这个区又主要是以黑人居民为主。另外，哥伦比亚大学与防务分析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机构服务于五角大楼，学生们要求哥大必须断绝与这个机构的联系。

就这样，“种族”、“民权”、“反战”，“学潮”种种因素终于扭结在了一起，混合爆炸了。占领行动从 4月23日开始，不到4天，就有5栋大楼被学生们占领，学生们在“占领区”过起了公社般的生活。

到了第8天，校方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来了警察。通过电视转播，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警察暴力夺回大楼的一幕：被拖进囚车的学生流着血，手指却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这一次，有200多人受伤，700多人被捕。

于是，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兴起。根据事后的统计，全美有70%的大型高校卷入其中，仅1968年上半年，大小示威就超过了2000次。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革命”这个词被越来越频繁的提起。

就是这个夏天，希拉里去参加了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让她离右翼保守的共和党主张越来越远。她开始脱离父亲的影响，慢慢地成为一名主张自由民权的民主党支持者。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集会上，希拉里和朋友一起遭遇了大批的示威者。“我们可以闻到催泪瓦斯的气味，接着大批警察逼近，有个人在我们后面的人群中高声咒骂，并往前扔石块，差点就砸到我们。”

看到群情激愤的人群，希拉里开始思考美国到底会不会发生革命。这是她在这之后的一个夏天里和朋友辩论的主要话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上演革命。“即使上演，我们也不会参加。”这个从小就相信党派政治的人此时虽然对政治已经不抱幻想，但相信“政治仍然是民主国家进行和平、渐进式改革的惟一手段。与那些一百万投掷石块的示威者相比，主张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反抗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带来的是更真实的变化。”

但希拉里不知道的是，她所遭遇的这次示威活动，正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操纵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运动之后，这个组织愈发激进。

6月，他们在密歇根州的东兰辛召开年会，会场上挂在墙上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像，会场上到处是“红宝书”，胡志明、格瓦拉、卡斯特罗都成为了英雄。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在整个大会中，‘革命’是讨论中居支配地位的话题。”

在这狂热的夏天，经历了“文化反叛”、“政治行动”之后，青年人开始考虑动用“革命”的武器。

2007年9月24日，女星西耶那·米勒新片《Hipple Hipple Shake》剧照

风消云散　　

也是在这个夏天，戴安娜·奥顿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职积极分子。生于1942年的戴安娜比希拉里和琳达都要大上几岁，甚至算不得是“婴儿潮”一代。但这并不妨碍她被60年代的大风潮卷入进来。

戴安娜也出身富裕，她的父亲是伊利诺斯州有名的农场主，还是州立法会议员。1959年，戴安娜进入了“七姐妹”女子学院之一的布林莫尔。就在刚进大学的第一年，她还是家族传统的维护者，积极地捍卫着她父亲对亚拉巴马州租佃农场的所有权。

1961年，她在大学三年级时，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她给家里写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妇女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回到美国后，她在费城参加了一个辅导下层黑人居住区儿童的计划。此时的戴安娜不再对大学中的交集舞会感兴趣，而是迷上了摇滚乐。

毕业后，戴安娜跟随一个项目组去了危地马拉一个偏远的印第安市镇，住在肮脏的房间中，与一群孩子和老人一起工作。那成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她越了解危地马拉的贫穷，就越反思美国的富裕，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1966年，她回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学位。一年后毕业进入一家儿童社区学校。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但直到1968年，学校因资金问题而关闭后，她才成为真正全职的积极分子。戴安娜创建了一个妇女解放小组，很快这个小组就从所有的激进派别中脱颖而出。

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经被“革命”化情绪所控制，暴力化倾向越发严重。在当年秋季开学后，校园纵火、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大多数与这个组织有关。伯克利、俄勒冈、得克萨斯、华盛顿……处处可见激进的学生围绕着燃烧的建筑载歌载舞。一些地下报纸甚至开始教人们制作小型炸弹。

但过多的暴力行为也埋下了隐患。一些温和的学生开始对此作法不满，他们主张反抗和斗争，但却不希望使用暴力。

1969年6月，也就是暴力活动最兴盛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了。最为激进的成员留下来，成立了“气象员”派。这个名字依然来自鲍勃·迪伦的歌曲——不用气象员也知道风向何处吹。戴安娜成为了其中一员。

“气象员”们开始在各地袭击警察，制造爆炸。但越是这样，跟随他们的人越少。但戴安娜却始终坚定不移。1969年10月，戴安娜在一次集会中被捕，她的父亲付出了5000美元将她保释出来。

1970年3月6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栋四层楼的地下室，戴安娜和另外几个“气象员”用买来的两箱炸药制作炸弹。此时爆炸发生了，无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4天之后，警察才在瓦砾堆中发现了戴安娜的尸体，她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正如所有的事情都有个终点。戴安娜的死，意味着“气象员”组织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尾声。不仅仅如此，60年代风起云涌的浪潮也开始悄悄消退。

尼克松当选总统已经好几个月了，白宫的头头们正商量着如何从越南撤军。而国内经济也不如以前那么景气，那些曾经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就业、结婚、生子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问题，在激情澎湃了将近十年之后，他们各自散落入茫茫人海。

大风潮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退去。而在风潮中遭遇迷惘、激情、愤怒的一代年轻人，命运却各自不同，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于吸毒和滥交，戴安娜·奥顿死于炸弹爆炸，只有希拉里·罗德姆，从韦尔斯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及1968年，她说，“那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