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魏勇的《用思想点燃课堂》 肖雪慧

漫谈魏勇的《用思想点燃课堂》
刘支书助理
书评：
漫谈魏勇的《用思想点燃课堂》
肖雪慧（西南民族大学）
一
跟魏勇有过一面之缘，那天初次见面的人多，只注意到魏勇块头最大。真正留意他，是读过《教师之友》上他一些文章之后。内容不记得了，但良好的知识结构、出众的思考力、自由不拘的文字表达，特别是探索的热情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今年年初，从杭州郭初阳赠寄的《以言说对抗沉默》一书中又读到魏勇的文章。郭初阳的书纪录了作者本人为重树语文课尊严而进行的探索，同时收进了包括魏勇在内好几位青年教师的评论文章。当时看过之后惊讶地发现，我国中等教育界已经崛起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群体。他们是一批勇敢的探路者和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发生畸变，有意义的教学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着恢复教育本性的不懈努力。这一群致力于精神解蔽并力求最大限度开发学生潜能的理想主义者，对教育的现状和积弊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通过每一堂课、每一教学环节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了解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则有着现在许多人久违了的直率、坦诚，一些批评和质疑近乎苛求，然而，这是一种可以拓宽彼此视界，推进已有认识的真正交流。
这方面，魏勇那篇《一场精致的风暴——评郭初阳“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一课》很有代表性。作为历史教师的魏勇，对语文教学的目标有不凡见解。就舒婷诗“祖国啊亲爱的祖国”的题材而言，他认为对文字的玩味和欣赏，对爱国情怀的歌颂固然是语文教学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正面建构精神的前提是，文本本身必须健康。若文本处于亚健康，甚至疾病状态，那么作为教师的职责，首先是正本清源而不是滥情。”显然，魏勇不认为这首诗属于健康文本，因为个人的价值在诗中被湮没在了“祖国”这样的大词之下。而我国，学校教育跟宣传协同努力之下，“祖国”跟“国家”、“政府”、“政党”往往混淆不分。在这种语词和精神的混沌中，“祖国”经常起一种遮蔽作用。魏勇形象地称之为“一个语词的屏风”，“屏风后，所有的民族和个体都必须遗忘。它有一种魔力，使……人相信，祖国与历史上那些人间惨剧毫无瓜葛，并不存在于那些暴行之中，而是作为一种丝毫未损的、未受任何污染的实体永存。”这首诗仍然有这种遮蔽性，魏勇相信，这类文本的存在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病例，通过对它的解剖，有助于学生从文学史角度去了解中国人曾经有过的精神历程及其在当下的遗迹。而郭初阳通过对这首诗的处理廓清了祖国、国家、政府、政党这几个概念，在引人入胜的设问和师生对话的层层推进下，对学生头脑中那些不经质询、发问和探究而被动接受的既有观念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解构。魏勇评价郭初阳的课堂教学：“既入乎其内，通过与学生共同发掘诗歌中关键词所构造的意象，发展学生的文字感悟能力和想象能力，比较彻底地吸收了诗人在语言和写作方面的营养，然后又出乎其外的对诗歌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对学生价值方面的缺陷进行了修补”。但这个基本判断之下，对郭初阳课堂设计精致这一特点的得失提供了独到的分析意见。他相信，教师在帮助学生解蔽的同时，需要鼓励学生的自发性。而郭初阳通过一些细节处理，“对学生的精神走向进行了微调，调到老师需要的方向上”。魏勇直言，这体现了“老师对课堂偏离预设轨道的拒绝心态”，并就此提出：“预设过细虽有利于驾轻就熟地展开课堂，固然有利于教师一气呵成地完成自己的计划，但也可能限制学生精神的自然生长。”这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应该说，郭初阳考虑到种种可能情况的精致预设，是要防止学生被课本牵着鼻子走，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但过细的引导的确可能把学生的精神置于教师支配之下，也就是魏勇说的可能限制了精神的自然生长。而真正的独立思考是要在精神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形成的。
二
刚介绍的评论是在看到魏勇《用思想点燃课堂》之前不久读过的。其间对郭初阳那堂语文课所作的是一种思想深度和方法探究兼具、包含了丰富信息的评论。我发现，这也是魏勇《用思想点燃课堂》一书多数文章的共同特点。而这篇评论强调的正本清源、解蔽、精神自然生长，其实也是他给自己的历史教学确立的目标。在《用思想点燃课堂》中，这篇评论被纳入到“寻找有意义的课堂”部分，在这里，它跟魏勇关于自己教学目标和方法探索的文章有很强的互补性，都是在灌注了官家意志的教材陷大量课堂于无意义的窘境下进行“寻找有意义的课堂”的努力。
中学是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如今的中学课程中，政治课，人们心照不宣，不提了。要提的话，也只能是如何尽快让位于公民教育的问题。在应该设置的课程中，语文和历史对学生精神层面的影响最大。而恰恰是这两种课程的教材问题成堆。无病呻吟的，限制和模糊人的视野、遮蔽人的心智或扭曲人心性的有疾文本远非个别。面对这样的教材，以魏勇和郭初阳们的才情，如果顺从现状，不去追问教材本身是否有病，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当上主流“名师”。但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信念、对于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追求、对教育“立人”使命的理解和对学生的尊重，使他们不愿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存在于现行教材中一些文本的反知识反教育倾向装聋作哑，把自己的才华用于引人入胜地去把病态说成健康。他们自讨苦吃，在一切教学环节中警惕着种种限制、收缩、扭曲人精神的倾向，力求在对有疾文本的病理解剖和病源追溯中去激活学生的精神免疫系统，使学生养成怀疑、探究、独立辨析的习惯。
两门课程比较而言，语文多少给教师留有一些正常发挥的空间。尽管充斥了部分病态文本，需要一批像郭初阳这样见识超群而又有勇气的教师去突破文本给定的范围、挑战教参规定的教学目的，但总还有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可供教师放手发挥；即使病态文本，也还多少可以在写作技巧、语言文字上提供一点工具性价值。历史课的情况严峻得多，教师进行真正意义历史教学的空间非常小。我国历史教育中，遮蔽和扭曲历史真相，贬低他国他族而无限夸大本国本族的成就，在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上缺乏客观公正态度，这种倾向已经持续数十年。普遍存在于国民之中的精神缺陷，如历史记忆错乱和阻断、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游移，仇外、缺乏反思……等等，半个世纪的历史教育不能说没有责任；而渗透在历史教材中的国家崇拜、权威崇拜也很难说对铸造奴性人格没有起作用。虽说近三十年史学研究的进展已经在大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反映，但中学历史教材至今把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排除在外。而上海高中历史新教材短命事件则既表明打破这一现状还了无期限，也把一个真相摆在了公众面前，即：中学历史教学是一片雷区，在这里进行真正的历史教学简直是高风险作业。
魏勇把正本清源、解蔽和培育学生考查询问作为教学目标，须得在那种制造蒙昧、阻止解蔽的强大现实力量无所不在的控制下寻求让学生了解历史真实，引导学生拓展视野、扩充理性的方法和途径。书中记载的一系列课堂实录以及对同仁课堂教学的评论都体现了这样的努力。
《戊戌变法》、《鸦片战争的影响》以及首届“全国青年教师论坛”临时指定给他的随堂课《文化大革命》，涉及的历史时段距离现在，远的不过一百多年，近的，几乎就近在咫尺。而我国历史教学，中古和古代要相对客观一些，离现在越近，越受制于政治需要，在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笼罩下，难见历史的庐山真面目；即使史实可能为真，也是根据特定需要挑选出来的碎片，再把挑拣出来的碎片按需组合并且按特定口径阐释，整个一段历史也就面目全非了。魏勇这几节课，按已有定论讲可以相当轻松，但是遵从良知讲就难了；而要在现实与理想呈巨大反差的情况下真正对学生负责任，在讲真实的前提下平衡好诸种关系和需要，尤其难。这中间，需要教师的智慧。拿《文革》这堂课来说，我看，魏勇最终是落脚在对这场灾难的反思上的，但他相信：“没有对文革的深入了解，任何反思都是伪反思，所谓的能力培养只是歪曲历史能力的培养，是犬儒的培养。”然而现实是，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定了调。超越决议之外对文革真相的追溯——无论事实的真相还是文革发生原因的真相，别说中学课堂教学，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不被允许。近年，连早在80年代已经披露的真相也从各种媒体淡出、甚至禁止了。“全国青年教师论坛”是教师之友杂志社发起的民间活动，在史实上放开讲，承办者要担很大风险。魏勇承认：“为了不给朋友增添麻烦，我选择了妥协。不过，既然逼近真相、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的任务完不成。那么，退而求其次，培养学生的客观素质，增进学生的智慧，就是我这堂课首要考虑的问题。”他选择以刘少奇案件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甑别历史的真伪。就冤案发生时十亿人几乎无人怀疑，顺势向学生提出了“为什么”。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不仅激发了怀疑，还引出了信息完整性对现代公民的意义以及如何突破信息遮蔽的要害问题：“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媒体都是用一个声音说话时，都对一个事件发表相同的看法时，这里面也许有可疑的东西……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被遮蔽了。”
对《戊戌变法》和《鸦片战争的影响》的处理，很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之处是，在具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史实的认识突破给定的现成结论。课堂上一些对话饶有趣味。比如，问及康有为在进行变法时为什么取消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中类似于开国会，设议院的内容，“教材上说，这表明维新派的行动比他们的宣言退步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一学生表示，“同意教材的观点，因为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害怕得罪顽固派，所以他们会妥协退让。”教师追问：“既然资产阶级如此软弱，那维新派大多是贪生怕死之辈了，这符合事实吗？六君子中的潭嗣同可以不死却坚决选择了死，他说：‘未尝闻各国变法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若要流血，请从嗣同开始’。连死都不怕的人，难道还怕得罪顽固势力？”这就借助了事实与教材观点的反差，把思考引向纵深。
而《鸦片战争的影响》，引导学生自己归纳中国社会的变化，多角度地认识战败后签订的那些条约的内容以及对中国的影响。而对条约主要条款——赔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以师生互动的方式一一加以分析，并对当时中外基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加以对比，学生头脑中无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系列疑问，激发起探索历史真实的兴趣。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魏勇在这些课程上的处理和引出的某些结论尽管有所保留，但充满张力的课堂给人留下很深影响，而无论他提出的或者引导学生得出的一些不循常规的观点，对学生有很大冲击力，这是一种可以促使学生去思索更多问题的力量。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处理课堂的思想活动。公开课上《文化大革命》，如果不顾及朋友的处境，只顾痛快地在给学生披露原始资料，自己倒是上完课一走了之，承办论坛的朋友就有麻烦了；凭良心教书，希望通过历史教学让学生去了解课本和宣传之外的历史的真实从而帮助学生确立对历史的正确态度，这是作为一个历史教师的良心底线。但如果完全抛开环境限制把一切真实都挑开，那么，多半待不了几天就得卷铺盖走人；在高考指挥棒强有力支配了中学教学的应试教育的现实环境下，如果坚守理想却不考虑学生要面对高考的问题，对学生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魏勇都采取了一种有底线的妥协：
讲文革，为了避免置朋友于困境，选择了退而求其次但却不失原则。
就他自己的日常教学，魏勇袒露：“从我课堂里走出来的学生，是红卫兵？义和团？罗伯斯庇尔？还是雨果笔下的人道主义者郭文？如果是前面三种人多，无论他们地位多么显赫，那我的历史课彻底失败，因为我希望他们都是郭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找到了做历史教师的价值”。为此，他表示“我愿意对现实做一些妥协，以便长久的坚守”。——对现实做什么样的妥协？根据书中课堂实录，应该是：真实的不一定都讲出来，但不真实的一定不讲；已经有证据证明教材的史实取舍是可疑的，给出的观点是误导性的，则一定不能任凭这些东西继续遮蔽和扭曲真相。
高考是中学教学必得面对的现实，课堂在不失历史教育培养理性思考和探索历史真相的前提下，也必须帮助学生作应考准备，这就需要“在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基本线索的梳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方面下足功夫”……
正是从这些看起来很有些瞻前顾后的考虑，可以看出魏勇对“凭良心教书”的理解是多侧面的，他的选择，表现了对良心的成熟态度。现在很有些对他人不管不顾地表现自己勇气的人，其中不乏自己披着盔甲逞勇却让别人来承担后果的人，听这样的人讲良心，我是很怀疑的。
三
魏勇这本书，与课堂教学相关的部分，信息量很丰富。他把历史教师的无奈真实呈现出来。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历史教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把智慧用于对付种种把历史教学规制得没意思、无意义的要求。这一来，对现行教育体制和政策的揭露便已在不言中。在问题体制和政策的大环境下教书，处理课堂上必须比正常条件下更讲究方法和技巧。而魏勇在这方面，跟我在郭初阳书中感到的那样，讲究的是融通着理念的方法和技巧，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依据不同文本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灵活性。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了解过去、瞻望未来，激励学生追求真实、直面真实，引导学生拓宽视野和心胸，免于欺骗、蒙昧和狭隘。
课堂教学中努力追求的这些目的，在一系列讨论教学乃至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表达得更明确，其中包含了对教育的深层次思考。在我看来，所有思考，最终的落脚点是公民素质的培养：“建立公民社会的最大障碍是谎言的泛滥和对权威的迷信与盲从，所以公民教育必须是从揭穿谎言和独立思考做起。”可以说，这是《用思想点燃课堂》的核心理念，书中文章大多围绕它展开。对臣民意识、绝对唯物史观、狭隘民族主义、革命至上这些中学历史痼疾的批判，对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建议，在中学生常识讲座中讲的五点——“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国方式”、对国家和政府之关系的厘清、对民主是否导致动乱的探讨、比较中国和与中国有着某种相似历史经历的日本所走的不同道路及不同结果、如何认识美国……等等，都是如此。它们反映出作者对我国的社会现状和倾向性的思想状况有相当准确的了解，所以围绕公民素质教育而进行的努力是有的放矢的。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对心中怀有一个公民社会梦想的教师会有不错的参考价值。
书中部分篇章跟教书关系不大。如果从避免主题分散来说，不妨去掉。但其中大部分篇章广泛涉及了思想、学术问题，议论很有质量，有些内容相当精彩。譬如对读经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质疑，对圣人情结的批评，都显示出作者是一个眼光锐利、见解独到的思想者。针对他一位朋友鼓吹人的精神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化要通过读经、回归传统文化来实现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魏勇一篇《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挑开了隐藏在文化保守主义背后的预设前提，指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包含着可以生长出自由、民主的基因的预设是虚妄的，批评想靠回到传统来获得反抗极权的精神资源乃“病急乱投医”。对传统文化，他有远比学界中许多人清醒的认识：“传统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尊重个人，二是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尊重个人，所以无法产生现代的民主自由理念；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无法孕育现代科学技术。”如今，在弘扬传统的口号下，不容异见的一元化思维模式试图重新占据支配地位，以整体压个体、蔑视个体生命、等级关系等强势传统不是变相存在，而是公开存在且呈强化趋势；舞台上，帝王嫔妃主子奴才群魔乱舞；百家讲坛，其实就复古一家……这种现状下，魏勇在文末提出的“在一个反封建仍然不过时的时代，不宜过分亲近专制的‘母亲’”，对沉溺于传统迷思中想从传统寻求救世秘方的人，实在是当头棒喝。
另一篇批评文章《圣徒情结》，批评对象大概也是他的朋友或熟人。魏勇很注重批评精神，书中好几处表示中国不是批评多了，而是太少，认为很多事就坏在压制批评上。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怀疑、批判精神也是他一个重要目标。但这篇文章是对一位以批评而声名鹊起的人的批评。他发现他很看重的这位批评者“痛快淋漓地批评直指对方的道德和人品，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没有任何警惕，也看不到任何控制的迹象，而是沉醉于骂人的快感中”。对这种“在批评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魏勇感到不安。我觉得，不安是因为他从中嗅出了与该作者自诩的自由主义不相容的不宽容，对威权政治下人们因恐惧而产生的怯懦缺乏同情的理解和包容；察觉出该作者道德要求上那种清教徒式的严苛，是 “严格律他”对人而不是对己的。
这种对批评时所表现出的状态的在意，其实提出了至少两个重要问题。于公共批评而言，要警惕公共批评变异为道德讨伐和个人攻击；于批评者本人来说，要有一点理性的谦卑，了解自己的认识有限性，了解自己跟所有凡人凡胎一样会有认识误区，而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和认识当成评判一切的标准，特别要避免陷入针对他人的道德亢奋。对持续溢出、总是外指的批判激情，魏勇尤其警惕，提出：“一 我们需要激情，但也要警惕激情，这是历史的经验。二 激情尽量对准公共领域，少对准个人，避免个人恩怨式的批评，即使必须针对个人，也应有所节制。”这两点，正中我国公共评论界的要害。最近发生的所谓“为富人还是为穷人说话”的争论，魏勇提出的这些病状一样也不缺，如果不反省，要想形成对于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健康的公共批评，怕是遥遥无期。
不过，在就批评本身提出很有价值的观点的同时，一些延伸出来的议论和比附值得斟酌。魏勇对他所批评的对象表现出来的激情状态很敏锐，但列举卢梭、托马斯·莫尔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来证明充溢的道德激情伤害自由不仅不妥，而且是危险的。拿下面这段议论来说——“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从托马斯摩尔到希特勒，哪一个不是充满了道德激情的？哪一个不声称自己热爱自由？卢梭的‘道德理想国’、罗伯斯庇尔的‘人民宗教’、 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希特勒的‘新德国’，均被一种可怕的道德激情毁灭了他们声称的自由。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但是低调的，也是世俗的，甚至是追求享乐的。我所说的‘享乐’是针对夸大个体与社会的紧张程度的受难式的人生态度。化解这种紧张有助于自由主义者长期、韧性地坚守自身立场，我相信，在对自由长期的期待一次次落空后，持续高昂的激情会催促人采取一种直接而极端的方式——暴力，去获得自由，对中国这样一个充满了灾民理性和灾民智慧的国家来说，用这种方式获得的自由，是不可靠的，很可能会更快地再从自由走向奴役，中国近现代两次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
这段议论中，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低调的、世俗的，对国人受极端情绪支配这种可能性的提醒，应该说，很有见地。但是，指卢梭和托马斯·莫尔“被一种可怕的道德激情毁灭了他们声称的自由”，这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撑。而卢梭和托马斯·莫尔是以自己的创造性思想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的思想家。他们跟那种气质独断、行为排他，即思想上唯我独尊、以我划线，现实行动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时评者不可同日而语，跟罗伯斯庇尔，特别是跟希特勒更没有可比性。卢梭从未进入政治操作层面，莫尔虽然当过大法官，但他是在闲暇中构思自己的乌托邦，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打算凭借自己的权力付诸政治操作，所以我认为，当他作为乌托邦的作者时，他是欧洲北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他基于自己的宗教立场而以生命的代价去反对宣誓支持《君主至上法》时，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宗教和道德信念的真人而不是拿宗教或道德当对付别人武器的伪君子。
至于我说把思想家跟直接进行政治操作的人捆绑在一起谴责是危险的，则因为其逻辑结果是思想自由的毁灭。思想家提供的思想往往包含了多种发展可能，后人从不同角度去发挥可以导出很不相同的结论。而且，思想一旦产生和传播开以后，就有了不受思想家本人控制的生命和命运。如果把后来出现的极权政治往他们身上追溯，无异于要求思想家的一切思想不得有任何被利用来导向恶的成分。这种苛求之下，思想自由就没有了立锥之地。而真要思想家为现代极权主义负责的话，第一个要负责的该是构想《理想国》的柏拉图了。
我感觉，魏勇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全盘接受了近一二十年来学界中由比较英法革命而夸大英美与欧陆思想差异的思潮，少了他最可贵的辨析、追问的精神，有点马失前蹄。这情况在《寻找有意义的课堂》那部分也有。剖析“革命至上”时断言：“在英美的经验理性和欧陆的先验理性中，中学历史无意中倾向了法俄为代表的欧陆理性”。然而这种出自部分学者的两种理性的划分有些轻率，即使可以成立，俄国也难以成为欧陆理性的代表，相反，倒是有更多神秘主义成分，精神上与东方专制主义更亲近一些。关于英法革命，我认为，我国思想界在对二者作比较时，一是存在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的倾向，二是忽视了两国发生革命时有很不一样的政治经济状况，在赞扬英国革命的同时，过分夸大法国革命的破坏性而忽视了它的成果（比如，产生了欧洲大陆第一部近代宪法，由它确立的国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也累及了对一批启蒙思想家的评价。这些影响反映在《用思想点燃课堂》中，多少有些遗憾。
最后，趁这个机会作一点澄清。魏勇谈及狭隘民族主义时涉及到我：“对民族主义警惕和反思，近几年学界做了大量研究，比如在刘军宁的《民族主义四面观》中将民族主义称为具有‘排他性’的‘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萧雪慧则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幼稚病’（《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我要澄清，第一，“幼稚病”是引自爱因斯坦，我不能掠美；第二，文章本来的题目是《“爱国主义”辨析》，不知是谁从我文章中找出引自爱因斯坦的话，把题目改成“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这种改动对主题有误导。
200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