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主持人：盛洪

主讲人：易富贤

评论人：李建新、冯兴元

盛洪：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易富贤博士。易富贤博士非常有名，他写过一本书叫《大国空巢》，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批评。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流传很广。此外，易博士还是一位医生。一般来说，医生关注的是个体的生理状况，而易富贤博士能够关注社会的疾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实，医生从医生的角度出发，也有其优点。医生面对的是人体，而人体的机制比社会的机制有效得多，将这种思维用于社会问题分析，对我们做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一个借鉴，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今天的题目是“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现在大家都说，经济增长有人口红利。但我猜，易博士想说，人口红利不是没有成本的，并且成本还非常高。至于具体有什么成本，我也不知道。下面，我们有请易博士！

易富贤：

地理上，我来自湖南湘西。这是个非常偏僻贫穷的地方，怀化的名字来源于宋朝的怀柔归化。学科上，我是医学专业，不属于社会学，也不属于经济学。今天，我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专家指导。茅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莫把人口欠债当成人口红利》，我今天讲的题目和茅老师的观点很一致。茅老师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这种人口红利并不持久，会导致人口欠债。我认为，茅老师的预测非常准确，和我的看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我今天主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人口高利贷。

中国于198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展开。当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按照1979年的生育率计算，中国人口将会增加到40亿，而最适合中国的人口应该是7亿。中国贫穷、资源短缺是因为人口太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一胎化政策。当时预测，一胎化政策会产生人口红利，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不用担心劳动力短缺，并且能够提高人均GDP，不用担心老龄化，不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还能缓解资源短缺。由于这些好处，当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实际的实行结果让大家始料不及。当时预计不会出现的性别比失衡，其实两三年后就出现了。1995年，性别比就已经高达120，今后30%的男人可能要打光棍。另外，当时认为老龄化最快也要在2020年之后，但其实提前到了1999年。当年预测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当年还预言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2004年就已经出现了用工荒。可见，当年的预测是有偏差的。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的一个初衷是提高生活水平，获得人口红利。当年认为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人口增长过快，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这是当年实施计划生育的理由。按照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的观点，人口红利的含义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和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大概是27%，每上升1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均GDP上升0.16个百分点，反之也相同。这个观点与1980年的观点基本一致。胡鞍钢也认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

中国很多学者把抚养比下降当成一件好事，因为人过得轻松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总抚养比太低意味着儿童太少，儿童决定着消费者数量，消费者数量不够必然导致消费萎缩，消费萎缩必然导致就业压力。总抚养比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有个度。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该在50%到60%之间。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战后缓慢下降，儿童抚养比缓慢下降，总抚养比也缓慢下降，但50年代到80年代间一直都维持在50%到60%之间。现在，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还是在50%左右，其中美国的总抚养比从来没有低于过50%。

老年人和儿童对经济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在4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也是生四五个孩子。但到了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步，生育率是急剧下降的。50年代，已经下降到平均每个妇女生2.2个孩子。经过一段滞后期后，儿童抚养比也开始下降。60年代中期，日本的抚养比开始低于50%。如果有远见，当时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生育率继续下滑，但日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日本的模式，认为其人口下降快，经济发展好。可90年代后，日本老年抚养比快速升高，总抚养比也快速升高。日本经济在90年代后跌入谷底，人们常把其归咎于银行等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问题。日本在50年代，总抚养比在55%左右，现在，日本的总抚养比也是55%左右。如果抚养比对经济的作用是一样的话，那现在跟50年代应该差不多。但50年代，日本的经济朝气蓬勃，而现在日本的经济是一蹶不振。为什么？因为50年代，55%的总抚养比以儿童抚养比为主，或者说以投资为主；而现在，虽然也是55%，但以老年抚养比为主。儿童作为消费者，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创造的就业机会比老年人多。儿童带动的是玩具、教育等一系列产业，产业链很长，而老年人带动的产业链比较短。所以，同样都是消费者，儿童对产业的贡献大一些。

以上是日本的情况，中国在60年代以前，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1971年，中国开始控制人口，提倡生两三个孩子，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5年滞后期后，儿童抚养比快速下降，总抚养比也下降。刚好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人口红利。但是，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到2015年就开始快速上升，而现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是11%左右，也就是9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中国目前有4000万城市老年人享受社保，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老人的退休金经常比刚参加工作的人还高。于是出现了啃老现象，子女的工资不够，要靠父母的退休金养活自己。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50%，也就是说，2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人。中国的问题在于，目前的总抚养比低于40%，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生育率下降得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反弹的速度也越大。所以，2050年之后的情况可能更加危险。而且，因为就业压力和消费不足等问题，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人口红利。这就等于虽然借了钱，但没有消费。

印度的人口红利比中国好得多。印度在60年代和中国、韩国一样，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但印度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或者说70年代实行过一两年，但很快被投票、选举选下来了。印度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本身带来的，所以下降得比较缓慢，儿童抚养比下降得比较缓慢，老人抚养比上升得也比较缓慢。印度目前比中国差并不是因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而是因为经济改革比中国落后十几年。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印度1991年实行改革。2050年，印度的老年抚养比是20%，相比之下，中国是50%，印度的情况明显比中国要好。所以，虽然现在印度比中国落后，但长远地看，从人口结构来说，印度比中国前景更好。

中国1971年开始计划生育，到70年代后期，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假如中国在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那会怎么样？生育率还是会下降，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下降。当年中国生育率是2.6、2.7左右，假如用10年时间缓慢下降到2.1、2.2左右，也就是世代更替水平，然后鼓励生育，防止生育力继续下降，儿童抚养比到90年代下降就会比较缓慢，总抚养比的下降也会比较缓慢，到时老年抚养比也就是30%左右，比现在好多了。当时，中国不但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反而要格外小心，90年代应该要鼓励生育。但中国在80年代应该停止计划生育的时候，反而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

美国可以算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妇女平均生2.1个孩子，保持了世代更替水平。70年代，美国生育率在1.8左右，80年代里根时期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有所变化，90年代生育率升至2.1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因此，美国的总抚养比和儿童抚养比也下降比较缓慢。美国的购买力原来和欧洲差不多，但现在比欧洲多30%。

计划生育当年是陈慕华提出的。1978年，他作为副总理，就提出了一胎化。他的幕后是陈云。他们提出计划生育的理由是，减少人口能够缓解就业压力。田雪原1981年也从就业角度提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6.5到7亿。中央党校的王东京、程恩富、何清涟也认为中国就业压力大，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此我并不认同，生产和消费是比例的关系。房子之所以称为房子，是因为里面有空间，如果都是墙，就不称为房子了。可以说，墙壁是生产，房间是消费。不能只有生产，没有消费，有需要通过无来实现。有是墙壁，无是房间。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世界正进入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要大于生产者。所以，人口减少并不能够缓解就业压力。

就业机会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有人口才有消费，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有就业，有就业才能养孩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计划生育把人口砍掉，就导致就业和生产比例失衡，因为就业更多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比如，穷人买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的就业机会，而富人买衣服，也只能提供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就业机会，他们不能每天穿很多便宜的衣服。“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的理论。但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还不理解“两个铁球”的原理。比如，日本目前的人口是1.27亿，可提供0.66亿个就业机会，也就是总人口的50%左右。而印度目前有1.17亿人口，可提供4.7亿个就业机会，也接近总人口的50%。如果说中国人口少，就业压力就小，那巴西人口少面积大，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2006年，巴西的失业率却高达9.6%，而美国只有4.8%。巴西人口少，失业率反而高一些。所以，中国减少人口不一定能缓解就业压力，这是消费人口和总人口比的问题。我选择了全世界人口上500万的国家，以15-64岁的为生产者，以总人口为消费者，结果发现大多数地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都低于50%或在其左右，而中国这个比例却高达63.5%。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者和13亿消费者，如果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比例也是50%左右，那么13亿消费者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出现了1.5亿的劳动力剩余。中国内需不足不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消费者数量不够。

以前，农民要努力干活才能满足大家对食物的需求。而农业机械化以后，很多农民失业了，工厂也不那么缺人，那大家就去第三产业。发达国家中，第一产业一般占5%以下，第二产业占25%-28%，第三产业占70%左右。可见，失业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目前发达国家从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占30%左右，假如没有第三产业，70%的人就会失业。如果把人口总数减一半，失业的比例还是70%。这是比例的问题，而不是绝对量的问题。我认为，计划生育反而增加了就业压力。首先，它减少了孩子的数量，孩子数量的减少带来了消费者数量的减少。另外，美国、日本、印度等很多国家的妇女因为生孩子都留在家里，而中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失业率的提高。假如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一是消费者增加，就业容量大大提高，二是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8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所以，结果会比现在要好。

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与此有关。第一，全国内需不足，导致就业萎缩。第二，大学盲目扩招。扩招是应该的，但扩招的专业结构与中国的国情脱节，导致培养的人才不符合中国的需求。从1999年的108万到2009年的629万，这种扩招放到任何国家都会产生就业压力。第三，就业制度也不利于企业聘用毕业生。第四，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不愿意做工资低的工作。另外，计划生育也延迟了产业升级。该政策导致中国的劳动力过剩1.5亿，面对大量劳动力，企业都压低工资。而低工资不利于产业升级，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低工资也无法负担工人的家庭开销，于是出现了中国独有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现象。加上生产和消费不在一个地方，前者在城市，后者在农村，于是，农村的城市化水平就不能提高。如果工资够，打工者能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城市化比例就能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增加到2008年的45%，年均增长只有0.9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城市化像韩、日在经济起飞期间那样年均提高1.52和1.94个百分点的话，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该为63.5%、76.1%。所以，计划生育延迟了产业升级、阻止了城市化进程至少10年以上。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很高。英国曾经为此处死过失业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富余劳动力，英国才得以顺利完成产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美国人口1.24亿，失业率高达1/4，现在美国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当日本人口突破1亿时，也举国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人口增加到1.27亿，却反而面临劳动力短缺。

今年揭开了劳动力全面短缺的序幕。1980年的预测说，不必担心劳动力短缺：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劳动力不足。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还会增加一千多万个劳动力。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2004年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2010年又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现在的用工荒与2004年的有本质不同。2004年主要是20-39岁年龄段的劳动力短缺，而19-22岁的人口是增加的，20-30岁和15-64岁的劳动力都是增加的。所以，2004年只是结构短缺，而不是全面短缺。但2010年，20-39岁的人口快速减少，19-22岁的也急剧减少，20-30岁的2011年后会快速减少，15-64岁的总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也会急剧减少。

以上是15-64岁总人口和20-39岁年轻人口的图，数据来源于客观调查和统计年鉴。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总劳动力还过剩，所以计划生育不能停。其实，总劳动力过剩有滞后的问题。即便2010年后一个孩子都不生，到2034年，15-64岁总劳动力仍超过7.0亿。因为，人的寿命平均有70多岁，但那时将没有24岁以下人口了。所以，不能因为总人口过剩而阻碍政策的调整。

从人口结构看学校破产。从图上可以看出，对于7-12岁的小学生，1996、1997年人数开始减少，很多学校已经破产了；对于16-18岁的高中生，人数也在减少，很多高中现在都合并了。如果大学还相信国家计生委“修正”过的1.8的生育率而盲目扩招，今后将会有大批高校破产。

社会对19-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企业最需要这个年龄段的人，因为他们最有活力。2009年，这群人开始减少，企业出现用工荒问题。大学也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大量高校将破产。去年，高考报考人数已经下降40万，今年又减少70多万。对国防来说，这正好是参军入伍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下降必然导致国防能力下降。目前我们只要求10%的男生入伍，今后可能要提高到19%才能保证兵源。而对房地产来说，再过几年，等这群人到了要买房子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也会开始萎缩。从2009年到2018年9年时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从1亿下降到5000万，下降一半左右。这是非常危险的。

提高工资，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成本)。当价格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大量企业会破产，外资和中资企业将大量外移到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大量的企业破产和企业转移意味着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所以，提高工资有个比例问题。比如，美国2005年人均GDP4.18万美元，年薪中位数也只有2.8万美元。而中国，2009年人均GDP2.5万人民币，按照美国的标准，年薪中位数也就1.7万。所以，也不能够把工资提太高，否则国家就没有税收了，甚至会导致通货膨胀。现在劳动力开始贬值，蔡昉认为这是好事，他认同刘易斯拐点理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蔡昉说：“只有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才可能走向发达经济；不经过这个转折点就永远属于落后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蔡昉认为计划生育减少了年轻劳动力，导致现在民工荒，出现刘易斯拐点，此后会出现工资上涨，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我比较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个拐点。我认为刘易斯拐点是错误的，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证价值。

蔡昉认为，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所谓刘易斯转折的时候。但当时，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并没有出现拐点。1995年，日本总劳动力开始下降，经济也开始下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日本落后40多年，日本的总劳动力在1995年左右开始下降，中国在2002年开始下降，晚了不到10年。韩国也没有出现这个拐点。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于韩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但当时韩国20-39岁和15-64岁的劳动力都是升高的。直到1995年左右，韩国20-39岁劳动力才开始下降，而其总劳动力要到2015年才下降，比中国还要晚。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早，但劳动力下降比中国晚，可见，韩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国的不同。所以，不能因为日韩的发展情况而认为劳动力短缺是个好事，其实不是的。台湾也没有出现拐点。台湾的经济发展比大陆早20多年，但其20-39岁劳动力下降的时间比中国晚，15-64岁总劳动力下降的时间也在2015年，比大陆晚。韩国和台湾目前的生育率是1.1，已经很危险了，但因为总劳动力在增加，所以经济仍然很有活力。但是，日后随着劳动力的下降，韩国、台湾也会出现问题。

西欧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近百年，但其20-39岁劳动力到1995年后才减少，只比中国早7年。而15-64岁总劳动力到2010年后才减少，几乎与中国同步。也就是说，西欧社会发展比中国早近百年，但劳动力下降几乎与中国同步。可见，在各国的快速发展中，都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所以，中国的拐点是个经济衰退的拐点，而不是经济转型的拐点。将所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20-39岁劳动力也是1995年之后才开始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劳动力都会在1995年减少，但是美国不一样。因为美国80年代生育率不断提高，其年轻劳动力会增加到2030年才减少。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发展好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劳动力比例比日本和欧洲好。中国比美国落后90多年，比如，中国2009年城市化只有46.6%，而美国1920年就超过了51%。但美国20-39岁、15-64岁劳动力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将分别增加到2030年、2035年，但中国就已经开始减少了。

HDI是联合国使用的发展指数。2007年，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HDI为0.821，高于中国的0.772，说明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是该地区的劳动力并没有减少。东南亚国家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接近，但其劳动力也要等到2030年才开始减少，比中国晚25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20-39岁的黄金劳动人口要增加到2035年，总劳动力要增加到2045年，都比中国要晚。2009年，中国在联合国182个国家中排92名，处于中游。2007年的HDI，中国为0.772，全球为0.753，中国也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劳动力角度看，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20-39岁劳动力要增长到2030年（中国为2002年），15-64岁总劳动力要增长到2035年（中国为2012年）。可见，中国劳动力减少比其他国家更快。

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印度劳动力减少时间比中国晚30年。所以，印度的潜力比中国大。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20-39岁的劳动力有2.8亿，印度经济起步时是2.6亿，数量相差不大。到1990年，中国的劳动力比印度多1.37亿，到1995年， 差距拉大到1.41亿，但2014年，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数量就一样了，而2025年，印度的劳动力将比中国多1.35亿。中国劳动力多的时候，吸引外资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当中国劳动力少于印度的时候，很多企业将会转移到印度。印度经济从2003年以来保持了8%高增长率。“高盛全球研究”预测，2020年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综上所述，中国是唯一一个国未富，民已荒的国家。我们和日本60年代，韩国80年代，拉美90年代，东南亚现在的水平差不多，但这些国家20-39岁和15-64岁的人口都在增加，只有中国已经开始减少。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劳动力减少时间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中国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劳动优势降低，很多企业就会转移到印度等国家，而印度劳动力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提高。同时，发达国家2015年后消费会萎缩，进口也会减少。这两个原因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依靠内需。计划生育减少了消费者，导致总劳动力过剩，表现为就业难，而年轻劳动力短缺，表现为用工荒。中国经济未来的特点就是用工荒和就业难长期并存。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不一定能胜任。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或者说光棍问题；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因为女人长寿，计划生育将使得大量女人老无所养。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茅老师认为，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即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也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这种常态是什么状态呢？我认为，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为到达时代更替的状态，发达国家平均要生2.1个，中国要生2.3个，发展中国家要生2.5-3.3个。由于15%左右不孕以及丁克家庭的存在，虽然平均是2点多个孩子，但主流家庭应该生3个，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假如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那这个国家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之所以发达国家平均生2.1个，中国平均生2.3个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普遍在3-5‰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普遍在5‰左右，出生性别比为正常的105左右。但中国不一样，2000年，婴儿死亡率为32‰，几乎是发达国家爱的10倍，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0‰，也几乎是发达国家的10倍，而且，中国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特别的，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超过120。所以，中国的时代更替水平不能采用2.1，而要在2.3以上。

如果中国达到时代更替水平，那会是什么样呢？我比较了人口在500万以上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如上图所示，人类发展指数越高，总生育率越低，也就是说人们越不愿意生孩子。可见，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自发下降，中国应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已经低于2.3了，所以，我们反而要鼓励生育。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低于2.1。2009年中国的HDI达0.8，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根据这些国家的数据看，中国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应该也只有1.6左右。《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每个妇女只愿意生1.73个孩子。所以，从生育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看，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很难达到时代更替的水平了，可见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晚了。

停止计划生育其实是一举多得：可以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可以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可以弥补今后的劳动力短缺，可以缓解今后的光棍问题，还可以使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婴童经济。婴童经济可以带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比如吃喝、教育、玩具等，对内需的拉动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并且是可持续的，是扩大内需的超级增长点。所以，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通过改革分配制度，让老人多养些孩子。

感谢茅老师对我的支持。2004年，我当时联系的众多贤达中，只有茅老师表示支持。我多次就粮食、经济学等方面请教茅老师。2006年，计生委报复我家人，也是茅老师积极给予支持。茅老师还多次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为我的《大国空巢》作序。去年，茅老以为我能申请基金，后得知我是自费并动员亲友捐款数万后，茅老表示他个人愿意资助我，我对此表示感激。最后，谢谢大家！

盛洪：

感谢易博士内容丰富的演讲。计划生育的影响是长期的，这项政策其实延续了计划经济的思路，即由一小部分人根据有限的信息制定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缺乏周密的考虑，也不可能有周密的考虑，因为很多信息是无法得到的。这些政策常着眼于当下，而不考虑民族、国家的长期发展。现在，计划生育带来的危机马上就要显现，易博士对此提出了警告。其实，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重大的政策需要公开讨论。所以，天则所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让易博士发表意见。我们今天请到的评议人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建新教授和来自社科院的冯兴元教授。下面首先有请李建新教授。

李建新：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天则的双周论坛。我和易博士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可能是我比较保守。易博士刚才说自己是化外的和非学术的，我想还有一点更大的不同是，易博士是体制外的，而我们是体制内的。

我是研究人口学的，对这方面涉猎比较多，也一直比较关注。我认为，中国人口问题表面上看是数量问题，说人口问题是数量问题的证据比比皆是。大家一提到人口问题，第一感觉就是人口多。所以，诸如程恩富等坚决主张减少人口也不奇怪。而我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本质是结构问题，表现在今天就是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和结构失衡带来的人口问题。我们在讲人口变化的时候，看到了人口数量的变化，而没有看到结构的变化。什么东西会影响到人口的变化呢？出生、死亡和迁移。就中国整体人口而言，迁移不用考虑，死亡已经比较稳定，也不用考虑，计划生育就是通过调节生育来影响人口的变化。今天，易博士通过抓住问题本质，比较动态结构来呈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我们说劳动力不短缺，现在劳动力有八九亿，20年后还是八九亿，从数量上虽然看不出短缺，但从结构上看，问题就很多了，比如老年抚养比和年轻人比例的变化。人口结构通常指人口不同部分的比例和比。我们用比和比例表述人口结构，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是大起大落的，这也是刚才易博士呈现给我们的。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问题最小。美国的抚养比一直保持在50%，用人口学术语讲，他们的结构是稳定的。而我们是从高跌到低谷，再升起来，这就是易博士讨论的高利贷。发展中国家里，我们常把印度作为对手，即所谓的龙象之争。我认为这个比喻很贴切，龙腾虎跃，龙跳得很高，但风险也大，象动作缓慢，但比较稳定。印度的人口结构就像易博士刚才呈现的那样，变化很稳定。计生委一直在回答，到底什么样的人口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希望求得稳定的结构，就像茅老师说的，回到世代更替的水平，这样人口结构就逐步平稳了，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就小了。从人口角度讲，我个人是悲观的。我们做过很多预测，结果都差不多：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之快在所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是首屈一指的，程度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即所谓的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制度也比较完善，老龄化程度高一点还算平稳，但我们就不同了。

另一个结构因素的失衡对我们国家发展也很不利，那就是性别结构。80年代中期开始，出生性别比开始失调，达到110到120，一直到现在，出生性别比都在120左右的高位上。当这每年多出的100到200万人进入婚配年龄时，就会出现婚姻挤压。85年以后出生的到2020年达到20-34岁，陆续进入婚配阶段，而这时积累下的2000-3000万光棍会对社会冲击非常大。重要的是，这种积累一直在持续。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个案，甚至一些极端事件，这些人的心理往往处于失衡的状态，这与社会的失衡状态是相关的。人口是社会的基础，现在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并且失衡，那么，未来更不乐观。今天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国。但我跟我的学生说，其实，我们崛起强大之时，也是我们的衰落之日。2028年正好是63年以后出生的队列进入65岁的时候，其速度是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同时，婚配人口失衡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对中国的人口很不乐观。我主张开放现行生育政策，但开放现行生育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人口问题，只能缓解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继续现行政策不仅解决不了现实人口问题，而且会加速结构变化和加重结构失衡，会加速社会的“崩溃”。

以上就是我对易博士的简单评论和对自己观点的简单表述，谢谢大家！

冯兴元：

易博士主要从功利主义看人口政策，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像我们研究宪政的，可能就会从基本规则层面去看问题，即政府有没有权力建立计生委。对于相信宗教的人来说，孩子是神给的祝福。现在很多事实证明，人口政策出现了巨大问题，而且在很多年以前就出现了。那现在为什么还坚持这个政策呢？就是因为计生系统这个利益集团。目前，计划生育部和教育部是计划性最强的两个部门，如何才能打破它们的垄断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所以，天则举行这样的讨论很重要，很有意义。

是不是年轻人就是资源，就是投资，老年人就是负担？一般来说，老年人体力劳动做不了时，大家会说他们是负担。但像茅老师，现在还在作巨大的贡献。所以，对人口质量的投入是最关键的。人就是资源，从摇篮到坟墓，都是资源，死后留下的著作，更是资源。造物给了我们H₂0，水，和C，碳，基本把人需要的东西都给了。经济学要考虑的是资源的稀缺性。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不断往外推，经济学家要从广义的成本收益角度，提出适当的建议。其实，整个历史的发展就是短缺，然后补充，又短缺，又补充的过程。

中国的东部地区还可以容纳大量的人口，这不成问题。所以说西部不适宜人居住，是因为土地是共有的。当土地私有时，个人可以转让，企业家发现某块土地有用，就会把它买下来。所以，产权必须是私有的，契约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这样，我们对资源的利用空间就会非常大，基本看不到边界，即使看到边界，随着制度的推进，边界也会往外推。

盛洪：

冯教授的视角更宽，从宪政的角度讨论了计划生育问题，超越了经济学的功利角度，这是非常好的。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尊严，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赵农：

我之前对人口问题的相关文献看得少一些，易博士的报告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首先，人口和政策是关联的。从雍正的摊丁入亩开始，税不再按人头征，而按亩征。于是，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到乾隆时达到了3亿左右。不过，从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历朝人口没有那么多。而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口的突然增加是和社会主义体制相关的，一个是贫富差距的缩小，一个是激励，因为高级社的分配是人七劳三，多生人就能多分粮食。计划配置资源会导致劳动生产力下降，效率下降，于是，大家就感觉到资源紧张。所谓的上山下乡就是因为工业配置已经无法支撑，就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人送到乡下去。按照当时的眼光和当时的信息，7亿人就那么多土地，那么多农产，推测未来应该也是这样。这是绝大的错误，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来自于某种精英优越论。我非常反对精英优越论，即不相信未来人比我们要聪明，总想自己替别人做选择，而且不但替同时代的人，还想替子孙后代决策。他们当时根本想不到10年后科技会变成什么样。

第二，计划生育会导致未来总人数少，而老人较多。从规范意义上讲，人少就需要这些人提供更高的科技创新能力，这样才能负担这么多人，使人均GDP和生活质量不至于下降。而科技创新和自主创造能力要求的条件首先就是社会自由，即只有在更公正，更自由，法制条件更好的情况下，目的才能实现。从实证角度讲，老年人越来越多，需要再分配的领域就越来越多，需要国家干预的领域也越来越多，这样，对公正和自由的限制就会越来越多。可见，一种客观上的需要在现实中可能产生非常明显的冲突。如果中国经济要发展起来，就要更好的自由和法制，但因为老人需要更多的再分配，我们又需要专制，这就是一个悖论。

李建新：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都会说中国人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人口变化的自身规律。中国人口的暴增不是因为所谓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我国的人口转变其实和世界的人口转变一样，是从农业社会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平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平衡。这个过程表现在规模上就是人口暴增，表现在结构上先是少年儿童比例急增，随后就是老龄化。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持续了二三百年，镶嵌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而我们是后发的。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之发达国家下降得非常快，这才有了60年代的人口爆炸。林毅夫的一个观点我很同意，即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点不同是制度不同，比如我们的分田制度、赤脚医生等，都使中国的死亡率下降得更快。如果工业化、现代化是正常的，多余出的人口会在过程中被消化，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道路都是不正常的，同时，外面的世界又不像现在这么和平、开放，而是两大阵营的世界。毛泽东时代，我们选择的是重工业化和重军事化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不能吸收多余的人口，于是多出来的人只能上山下乡。按照正常的模式，多余人口被吸收后就会产生正循环：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会影响生育水平。中国正好一前一后错开了，这就导致我们必须人为进行计划生育。当时的理论是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工业化、现代化，这也是一胎化政策出台的背景。

评议人：

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刚刚听完全文和点评后，我的收获非常多。下面我就说说我的看法，也是体制外的。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抚养比曲线，但是，抚养比曲线是否能够正确反映问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被忽略了？其实，人口问题除了涉及年龄结构还涉及教育结构和收入结构。抚养比曲线只能反映数量问题，不能反映结构问题。同时，对各个国家进行图表分析时，虽然横轴是同一个年代，但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后，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不同，且分工在不停变化，这就牵扯到当前人口结构与当前分工相适宜的问题。比如，我们当初低教育素质的劳动力正好抢到了国际低端产业制造分工的红利，现在红利没有了，我们就进入了还债阶段。我认为，还的其实就是教育债。如果要用图线进行分析比较，除了选取数量比外，如果能加入教育结构、收入结构的影响系数就更好了。另外，时间轴是否应该均等？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如今十年的发展可能相当于过去的一百年，这种发展速度下人口结构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可能是巨大的，就看哪个国家适应得快。美国人口相对稳定，这与美国站在产业的最高端是一致的，我们适应不了是因为我们正在转型，还拐不过来这个弯。总之，如果这个曲线丢掉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观点不太全面。

茅于轼：

今天请易博士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天则所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如果看到政策有问题而不发出提议的话，那将是很遗憾的。在我看来，计划生育政策是有问题的。在国内，反对计划生育的声音很难发出来，并且计生委通过温总理表达了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变的态度。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形成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我觉得蔡昉提的人口革命非常对，因为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负担比较轻，储蓄率非常高，增长的原因就是红利。因此，从经济学出发，我赞成计划生育。但后来慢慢的，政策就有点不对头了。家里小孩少了，劳动力就不足了。以劳动力人口为分母，非劳动力人口为分子，中国这个比例的变化非常惊人，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70%多降到了30%多。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变的。至于人口密度高低和经济的关系，是说不清的。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有穷的也有富的，穷的就是孟加拉，富的就是日本。人口密度低的国家也是有穷有富。所以，人口密度和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国内很多人只知道人口红利，不知道人口高利贷。中国计划性最强的两个部门，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计生委。教育部的权利没有计生委大，计生委可以罚钱，可以罢官，这个权力大得吓人，这也正是现在的问题关键的所在。如果取消了计划生育，计生委的人不但没有权利罚款、罢官，连饭碗都没了。我的建议是，把计生委改成优生委。我们要给计生委的人想条生路，不然，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就是难上加难。

李建新：

我感觉，基层计生委是愿意停止计划生育的，比如县一级的计生委，但省一级还不愿意。

茅于轼：

计划生育还是基本人权的问题，我反对计划生育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其实，计生委内部对计划生育也有不同的看法。下一步的研究，一方面要继续深入考察计划生育的前景和后果，另一方面也要好好考虑计生委人员的出路。

计生委反对停止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一旦停止，人口就要爆炸。今天，易博士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取消计划生育不会导致人口爆炸。另一个是人口结构问题，特别是性别比结构失衡，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易富贤：

后年开始，中国就会出现光棍问题。丈夫一般比妻子都大两岁，现在，适婚男性似乎比女性还少一点，但后年也就是2012年之后，男女比就大幅上升。

评议人：

这也存在区域不平衡，有的地区比较平衡，有的地区就特别不平衡。

茅于轼：

性别比失调是不是和计划生育有关？易博士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性别比在计划生育以前是正常的，因为大家可以无限制地生。可见，性别比失调和计划生育是直接相关的。

评议人：

中国的性别比失调最严重，而且跨越时期最长。所谓儒家圈，像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在出生率下降的时候伴随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都是短期的，没有我们这么严重。

茅于轼：

现在世界上没有过剩的女孩，只有过剩的男孩。另外，中国的人口高峰在什么时候？ 2020年。

易富贤：

联合国预测认为中国人口不会超过17亿，美国也认为中国人口不会超过17亿。

茅于轼：

有人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13亿人口，但大部分人认为比13亿多。

易富贤：

当时按照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只有12.4亿，但有人认为有漏报，所以加上2000万，成为12.658亿。现在每年人口应该只增加400万，10年就是4000万，按照普查数字，2010年的总人口应该低于12.8亿。计生委预测今年人口可能达到13.6亿，但我认为，可能12.8亿都达不到。

李建新：

这个数字不是计生委在说话，是国家统计局权威发布的。所以把12.4调成12.6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考虑到了漏报的可能。中国现在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城乡流动人口给普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个是漏报，一个是重报，漏报大于重报，所以数据往上调了，这不是计生委决定的。不过，计生委说现在及今后每年人口净增800到1000万那是胡扯。因为统计局不像计生委那样有立场，所以普查的资料可能更准确。另外，因为数据是连续性的，所以有互检验性。比如，1990年普查的0-9岁人口2000年普查时就10-19岁了，但是，2000年10-19岁的人口反倒比1990年0-9岁的人多了，这就说明1990年有漏报，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是要罚款的。若干年后，该上学时父母又开始给孩子报户口，但那时的惩罚力度就已经小了。基于这样的事实，漏报是有根据的。

茅于轼：

最后再说一下，以前30年的死亡率，1949年到1978年，平均每年每千人死3个。改革后的30年，平均数上升到6.6，差不多翻了一番。虽然物质水平提高了，但1959-1961年政府害了5000万人，这事比计划生育还大。

李建新：

茅老师，对此我不同意。国内外都有这样的研究，如果文革非正常死了5000万，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表现出来。现在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我们定义的三年自然灾害，你可以说这是人祸，但不管怎样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是可以表现出来的。人口学上，粗死亡率不能用来说明问题，因为其计算受年龄结构影响。中国未来的粗死亡率是会上升的，因为老年人多，而我们现在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还低。我们计算的时候要把正常死亡剔除掉，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非正常死亡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人本来就有生老病死，如果大规模的被杀，马上会在年龄结构上表现出来。国外的研究认为，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是3000万，我们的保守估计是2000万。平衡各自的立场，非正常死亡应该在2000万左右。而文化大革命阶段我们人口恰恰是高速增长，死亡率一直很低，所谓的5000万是言之无证的。

易富贤：

人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其实从道德层面说，计划生育不能实行，但中国不讲这一点，中国只能进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茅老师宝贵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计划生育侵犯人权和道德底线的问题。

评议人：

我补充三点：第一，刘易斯拐点的表述是否正确。第二，计划生育导致了逆淘汰，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可以更好。第三，计划生育委员会实行的社会抚养费是有问题的。在座各位如果生二胎，社会不抚养，而要由我们自己抚养。所以，政府应该给我们钱，而不是我们向政府交抚养费。

李建新：

我也补充两点。首先感谢天则所，对茅老师我们是非常尊敬的，我经常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茅老师从大多人的利益出发提出独特的见解。今天是学术讨论，免不了出现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很正常，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包涵。我之前的评论多是从人口学、体制内的角度出发的。

此外，人口红利是9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David Bloom和Jeffrey Williamson提出的，英文叫demographic gift。这个理论解决了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人口和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回归到人口和经济到底什么关系，从马尔萨斯就开始讲，人口多导致贫困。人口红利理论从动态结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过去，从人口数量、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都无法解释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只有从动态结构能解释。套到人口转变里，就出现了三个阶段，马尔萨斯讲的是不利的阶段，我们现在处于有利的阶段，刚才讨论的是不利的阶段。美国好的一点是他们现在基本走向平衡了。只讲结构比例会产生误导，我们不是想说人口会决定经济发展，我们只是想讨论这种变化到底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经济增长。大家都知道，经济增长取决于很多要素，人口只是其中之一，但我们想强调的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盛洪：

时间有限，我最后讲两点。

第一点，从宪政角度讲，政府有没有权力直接干预人类的生育，反过来讲，父母自由选择做出的生育决策是不是会导致好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从历史和当代各国的人口发展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父母自由自愿做出的生育决策是最佳选择。中国几千年人口没有增加很快，当然，每次王朝末期都会有人口剧降，但那不是因为人死了，而更多是因为户口没有统计上去。赵农刚才提到了，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不是带来了人口增长，这是要打个问号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强制介入到公民的生育决策的。从宪政层次讲，政府直接介入生育决策是错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当局自认为很聪明，认为自己掌握了很多信息，但根据哈耶克的理论，他们掌握的信息是局部的，而且是集合性的，没有很具体的信息，所以不可能全面考虑。计划经济错在认识论上，计划官员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刚才易博士提到1980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仔细看那就是单一目标，只说改进生活质量。而现实中，人的生活非常丰富。人的基本生命价值，还有中国文化。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男性继承或者说家族延续，而规定只生一个后，很多家族就断了，这就破坏了中国文化。还有独生子女本身的问题，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总之，产生了很多计划者想不到和我们也还没有想到的问题。单一目标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集中全国之力实现单一目标，但同时，其他很多目标受到了损害。

另外，计划生育对中国为什么贫穷的解释是扭曲的，贫穷恰恰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不讲根本原因，只讲技术因素，把贫穷归结于人多而不是计划经济，这是很大的问题，是在推卸责任。就像把饥荒归结为耕地不够，然后提出所谓的18亿亩红线，其实，饥荒是制度上的错误。再一点，计划经济确实有激励人们多生的倾向。除了赵农讲的农村按人分粮，还有一点是计划经济实行计划价格，生活资料价格偏低，很多甚至免费，这样，大家就会接受这个价格，选择多生孩子。

赵农：

盛老师，我补充一点，农村是人七劳三，鼓励生育，城市里低价格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孩子生下来以后政府会安排，很多父母根本没有考虑以后抚养的问题。

盛洪：

第二点，人口不能波动过大。无论结构还是数量，人口的变动应该是平稳的。什么时候波动小呢？就是茅老师说的自然状态，由父母自由选择生育。政府干预大时，波动就会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口波动大，印度、美国和其他国家波动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做这件事不如不做。独生子女政策是个极端的例子，也是急功近利的。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官员要在短期见效。他们不愿意让大家生两胎，慢慢达到平衡，一定要尽快见效。这时，他们就很有可能走极端。中国人口指数级数地就掉下来了，几亿人几代就没了。

易富贤：

中国现在的死亡率是1000万不到，以后将是现在的两三倍，达到两三千万。

盛洪：

我担心的是，中国越晚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的手段会越极端。所以，停止计划生育越早越好，越早越容易缓和。人口波动很危险，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甚至动荡。现在经济是工业经济，一个特征就是大量投资，大家希望有稳定的市场。易博士刚才讲劳动力问题缺了一点，就是需求。人口迅速萎缩后，需求迅速萎缩。而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靠国内，靠国外的越来越少。所以，最先出现的可能是需求危机，国内市场萎缩，就出现了萧条。这不是因为次贷，而是因为人少了，我们短时间内是生不出来很多人的。中国现在还在为计划经济唱赞歌，而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经济动荡。停止计划生育，越早越好，但即使晚一点，政策也要平缓一点，不能走极端。

易富贤：

感谢茅老师多年的支持，也感谢李教授、冯教授及其他各位评议人的评议。冯教授说得非常好，首先是人。无论老小，甚至死了之后，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把人当人看。

盛洪：

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的双周论坛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