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探险与成功

                          14岁上名牌大学

    1985年，已是贵阳一中高三学生的王东临因为成绩优异，被毫无悬念地直接保送到了南开大学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系，成为南开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那一年，王东临才14岁。
    刚进名牌大学，王东临就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关注的焦点。
    一次，南开计算机系系主任王治宝教授刚上完课从教室走出来，身后就噔噔噔地跑出来一个一脸稚气的孩子。王教授开始还以为是附近初中的学生呢，还没来得及询问，那个学生就递给他一个申请报告：“王老师，我可以不修你的课吗？”
    教授愣住了：“你是我学生？”见王东临点头，教授吃了一惊，接着问：“计算机系的学生怎么可以不修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必修课？”
    高中已经自修计算机课程多年的王东临说：“因为我已经学过了。”
    教授不相信，于是说：“这样吧，我考考你，如果你能过关，就可以不修这门课。”
    王东临点头说：“好！”
    于是，教授当晚就专门为王东临准备了一份考卷，第二天王东临刷刷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卷子答完了，最后的得分是：91分！
    此后，王东临被许多任课老师批准免修了许多课程。到大学三年级时，他已经修完了大学全部课程。于是，更多的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书或者泡在计算机房里，学当下计算机界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

                         18岁成了“失业者”

    1989年，同学们都在各个城市里找到了安定的工作，南开大学优等毕业生王东临却只身奔赴北京，像个推销员一样在中关村挨家挨户地敲门，他满怀希望和热情，推销着自己在大学已掌握的一肚子的二进制代码，而在当时，刚刚萌芽的“中国硅谷”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
    尽管一介书生给人的印象是外表文弱，但历史上许多书生却成为了千古名将，以至于出现了“书生带兵最可怕”的观点。这一点王东临也不例外，为了自己痴迷的事业，他可以抛弃许多人看来稳定的工作机会，可以不考虑最基本的个人需求，这种对事业的高度聚焦使他具有更强的战斗力，18岁的他没有对自己的生活作任何其他设想。
    很快，王东临在一家小企业找到了一份为工程计算机编程的工作。初时，他觉得那个看似计算器的计算机很好玩，很可爱，它能实现的功能虽然比不上台式机,但他的工作就是能给它增加前所未有的新功能。编程在王东临来说就像创造一个拥有生命的逻辑艺术品，他的逻辑能力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20岁开始电子出版系统研发

    半年后，王东临开始感到有些“无用武之地”，他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他的战斗力。
    到中关村仅半年后，王东临来到了长城下属的昆仑公司，从这一年开始，还不到20岁的王东临开始了电子出版系统的研究开发。
    就技术开发能力来说，王东临是无可挑剔的高手，因此，以他为主要骨干的软件开发小组开发的长城笔神919除了在国内系统获奖外，还蝉联了新加坡规模最大的计算机展览COMTEC'91和COMTEC'92普通应用组的惟一最佳软件奖。
    两年多后，王东临被提升为该公司软件开发的负责人，而这时，王东临才刚满22岁。
    然而，由于产品市场营销力度薄弱，使自己的科研成果无法在市场立足，王东临很失落，最终选择了辞职。
    辞职后的王东临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进入一家新的公司，而是作为一员自由职业者为需要软件的客户编写软件。
    当时，还没有“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东临成了中国“自由职业者”中勇于为天下先的吃螃蟹的人。
    王东临下岗了，但他说：“我并没有失业，我只是做了自由职业者，1994年那一年当中我就赚了10万元，在当时，这个身价与那些中关村科技公司里的程序员相比，可以算是很高的了。”

                       25岁拥有自己的软件企业

    在做“自由职业者”的时间里，王东临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问题：“在我国直至全世界，无纸化的潮流已经走过了20多年，但是纸张的使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几千年来，人们已经习惯用纸张作为信息的载体，如果数字形态与纸张形态没有很好的结合，无纸化就很难行得通。”
    考虑到这点，年轻的王东临决定研发数字纸张技术，这不仅是关系到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将传统基于纸张的应用全面数字化，数字纸张产业达到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可能会到千亿元左右，全球则是千亿美元量级。”
    王东临兴奋了，他希望成立一家公司，当时，中关村有很多靠买进卖出迅速赢利的名义上的高科技企业，那样起步快，赚钱容易，王东临却不从大流，他决心自己创建一个全新的市场。他希望自己的公司成为新市场里的鲸鱼，而不是鱼缸里的大鱼。
    看准了目标，王东临立即开始行动了。1996年，书生司在北京注册成立，在公司注册之前的1995年，王东临开发的SEP数字纸张技术已经问世。中国农业银行很快成了他们的第一个客户。如今，书生公司的技术已经在电子政务、数字图书领域、电子合同应用、电子印章、智能表单等方面得到了成功应用，从国务院办公厅到县政府的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从银行到政券机构的金融机关、上千家的数字图书馆都采用了基于王东临的各种解决方案。数百万用户遍布全国每个省、每个城市和大约90%的县，甚至海外20多个国家，平均每秒钟就要收发10份采用书生技术的电子公文，每天新增不计其数的采用书生技术制作的数字图书。他的书生公司也成为商业媒体眼中颇具传奇色彩的软件企业，甚至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公司之一。

                         做事不一定是为了挣钱

    在王东临带领书生在IT核心领域探险的过程中，书生从一个仅有五个人的公司发展到营业额近亿元的软件企业。
    对此，人们更多的是惊羡王东临的财富积累，但王东临却仍坚持着他的老调子：“做事不一定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我们做事需要钱。”
    王东临对那些“不为挣钱”的事业的热衷让他周围的很多朋友感到困惑：由书生出经费组织的IT沙龙已经坚持了8年时间，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沙龙已经成为IT行业内一个响亮的品牌，很多有商业头脑的朋友都劝王东临：“依靠现在沙龙在IT行业的影响力，你完全可以将它做成赢利性质的了，如果你没有时间做，可以交给我打理，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要坐着分钱就好了。”
    但王东临不为所动：“IT沙龙是一个IT行业人士自由交流的平台，要保持公益性，加入商业的成分，就很容易影响到它的公正性，而往往成为游戏规则的牺牲品。”
    书生公司拥有一个强大的研究中心，但奇怪的是，这个研究中心里几个国内顶级的科学家研究的是和书生公司业务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逻辑学。有人说，这哪是研究中心啊，简直就是一个烧钱中心！
    王东临笑着说：“逻辑是数学的基础，数字是理科的基础，理科是工科的基础，工科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我们整个行业的基础，更何况，就算对我们公司没有实际利益，只要有利于国民经济，赔钱也是值得的！”
    如果说书生的发展给王东临带来了“做公益事业需要的钱”，那么，早在1994年，王东临还是“下岗工人”，还是自由职业者，当他自己还靠编写软件开发赚一点钱时，这个年轻的“战斗者”就凭着一股子热情，开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设立奖学金，资助科学哲学研究和数学逻辑课程的尖子生，并开始独家资助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会的学刊《学园》杂志。这位年营业额近亿元的软件企业总裁，从不吝啬，从没有任何架子地和学子们一起讨论，给学子们提供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独到见解。
    就算书生在发展过程中曾有一段时间财务相当紧张，王东临从未想过要间断对这些公益事业的支持。如果用在商言商的常规眼光去看，王东临也许真的是一个“有毛病”的人。但作为一位科学家、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个IT斗士的王东临，更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