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百年(2)

权力之手掌控的世纪

袁伟时：要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中共从拥有武装起就要求“把支部建在连上”。特别重要的一个文件是上世纪40年代早期，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这个体制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的时候，后果非常严重，比如“文革”、“反右”，还有“大跃进”。另一方面，一旦中央领导人的观念变了，其在动员和组织力量方面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或者政府没有办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就特别快。可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市场经济”。

茅于轼：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其越来越腐败，国家越来越公司化，甚至用黑社会的手段来追求利润。邓小平时代的部长都是真心诚意为国家做事的人。现在的情况就变化了。我觉得中国不大可能再有过去30年这样顺当的经济发展。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土地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的土地政策，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动员性的实用主义。从“三大”开始，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为了获得农民支持，搞革命。

第二阶段，固然是为了发展重工业，但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解放后，在很短时间内，中共迅速改变了原来对农民的承诺，而这种承诺是用理想主义色彩来实行的。

第三个阶段是现实主义时期。将来要怎么走，可能没有很好的目标。但是，可以解决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标。

下一步，中共会选择怎样的土地政策，可能是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今天中国农村土地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是社会矛盾重要的焦点。假如我们要考察未来的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茅于轼：关于50年代合作化，说那时有公有制理想化色彩固然没错，但是，也有务实的方面。因为理论上讲集体劳动的效率比单干的效率高。但它的问题是，劳动付出和报酬完全脱节了。这是吃“大锅饭”失败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前景，我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土地的升值空间非常大。农民，特别是郊区农村的农民，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部分合理的升值回报，其他一部分归社会所有的话，中国土地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解决。问题是怎么分配？但是，增加分配的物质条件是有的，因为有巨大的财富增长。

章立凡：如果是出于理想主义，可能“初级社”就可以了。如果按这种模式走下来，可能中国的农村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不幸的是，后来采取了越来越集中的方式。为什么会这么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收税容易。

在封建时代，皇权不下乡，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党组织发展到社会每个细胞里面。三年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居然老老实实在家里饿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的威权过大，社会得不到自己的发展。还有，中国历史上重农的政策和思想导致在传统上，商人地位很低，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很难与统治者展开权利和义务上的交换。

黄益平(北京大学教授、财新传媒[0.68 -8.11%]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过去60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比较大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前30年搞计划经济，第二个30年搞市场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让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方法不太一样。采用计划经济，跟全球经济潮流有关。“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或多或少的计划经济的成分，包括印度、拉美，更不必说苏东集团。共产党动员能力比较强。在五、六十年代，一开始增长是很快的，问题是生产了很多东西，产品质量不好，没有人要，而需要的东西没有人卖。

70年代末，为什么转向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搞不下去了。“文革”后，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吃不饱饭，这样的制度肯定持续不下去。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这30多年非常成功，原因何在？最主要一条是走市场化道路。

但是，目前问题和矛盾也很突出。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模式有问题，高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跟过去30年市场化的方式有关系。其特征是，产品都市场化了，要素市场基本没有市场化，或者要素市场扭曲很严重。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没有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实际是压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其本质含义是在过去30年间，全国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生产者，补贴出口商和投资者，使得经济活动看上去非常繁荣。但是，随之而来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为什么投资一直压不下来？因为投资回报率很高。外国生产厂家愿意到中国来生产，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光劳动力便宜，资本便宜，土地便宜，能源便宜，还不需要完整地补偿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给的所有补偿，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很严重。居民的收入相对变得越来越少，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过去30年的做法，实际跟计划经济下统购统销制度有相似之处，就是通过补贴生产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有的政府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搞经济。下一步怎么走？很简单，就是要把市场化的路子走完。不仅包括要素市场化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改变，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等等。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中国历史上常说“国破山河在”，今天是“国在山河破”。环境分两种，一个是自然生态，一个是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不用说了，还有社会生态，简单说就是信用，无论是从政务诚信、商务诚信还是社会诚信，都出现了大问题。

再有，许多人维护赞美举国体制。如果用来干大好事，这没得说，但是，谁能保证政府完全干好事呢？要干大坏事呢？公民无能为力。30年的成绩明摆着，代价也摆着，重大代价就是欺负农民兄弟姐妹，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简单地说，土地分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但是，集体所有制是假的。改革开放30年，大约有2亿亩的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一亩地增值20万元，只有5%到6%归所有者，剩下45%被地方政府拿走，45%被开发商拿走。

有人说房地产的泡沫破不了，我说，中国的泡沫皮厚，不容易破，但是，不破天理不容。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奥巴马总统刚刚上台的时候，要推行医疗改革，美国右派都攻击他，说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左派也说，你看美国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很好，用不着改革。实际上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牵扯到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几种看法，一种是说只要是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就算社会主义，还有是像瑞典等北欧这些福利国家。还有一种是中国人传统的看法，核心是国有化，加上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一点，我们一直认为是很好的东西。

我认为国有经济不是真的社会主义，而应该说是“万恶之源”。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好几个阶段，民营经济都有相当的发展，就是从晚清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有不少相当繁荣的民营经济有机会发达起来，最后都是被官府打败了，被政治权力压制下去了。1949年以后，干脆把私有经济全部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繁荣真正依赖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靠这点放松，这点松绑，就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有现在这点有限的发展，却创造了中国现在的就业机会，农民工进城，市场繁荣。

但是，现在国营垄断资本仍然掌握着最庞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在一个完全不平等的竞争基础上发展，还有最大的特权。我为什么觉得国营经济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呢？因为它不是国营经济，我们号称这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掌握它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非常有特权的权贵，实际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有人统计，在中国所谓500强的大企业里，所有的民营经济加起来不如两家国有企业的资本，而他们的CEO收入已经赶上美国的CEO收入，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说是全民所有，人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比如，电为什么定这个价。特权越来越集中，它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大家讲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的严重情况，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国营垄断，一个卖地经济，是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很重要的因素。由于有了集权，而且这个集权不光是中央集权，每个地方都集权，一个小地方都有它的权力，可以任意剥夺农民和小市民的一点点财产，可以任意破坏环境，任意掠夺资源。现在权力比较分散，各个地方都是一个个小王国，破坏力就更大了。

特权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有了，可能是隐性的。但是，现在的特权就太厉害了。福利应该是给予弱势群体的，现在正好相反，谁有特权谁有福利。在广大老百姓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官员还不断地利用特权扩大住房，却叫做福利分房。有限的医疗资源绝大部分被高官所占有，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有的学者称这为“倒福利”，与“社会主义”的本义完全背道而驰。

茅于轼：对普通人来说，永远有强大的吸引力去搞计划经济。为什么大家相信计划经济？人类直觉地认为，市场经济有许多毛病，应该用计划去纠正它。而且，市场经济的道理不是很容易懂的，计划是比较容易懂的。所以，在全世界那么多人搞计划经济，全搞错了，这不是偶然的。到现在，照样有很多人想搞计划，比如，中国房价这么高，似乎是市场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当然由市场之外来解决，政府来解决，这恰好是经济学家反对的。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因为市场有毛病才造成的，要有针对性地纠正。

有人举出些数字，说改革开放前夕， 国民经济并没有走到“崩溃的边缘”。经济成效应该看GDP，但是，那时是没有GDP统计的，而且价格严重扭曲，也不可能真实地统计出经济绩效，我们只能看人的生活。GDP是最终产品之和，投资应该转化成消费，如果消费没有增加，那证明投资是低效的、错误的。我的估计是，1978年和1950年比较的话，人均GDP大概降了一半。我们搞了很多所谓的工业建设，搞武器，搞重工业，浪费大得不可设想。

我们看人均住房，1950年，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战争，房屋破坏得一塌糊涂，居住条件非常恶劣，但是，解放之后的30年，房子盖得很少，人口从5.3亿增加到9.3亿。人均住房不断降低。住房改革以后，人均住房面积从大约五六平方米增加到25平方米，这是有据可查的。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很多事情不能离开历史来看问题。如果没有毛时代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搞成。乡镇企业早期的基础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毛时代不是27年或者30年这样一个板块的历史，而是分阶段的。有的阶段经济发展不错，有的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糟糕。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下来了，那跟后来毛的很多政策的导向错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史，不能回避一点，不能因为专制或者集权的制度有非常多的负面效果，就无视它在经济发展上曾起过的作用。如果导向是正确的，就会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在世界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朱镕基搞分税制以前，中央是没有钱的。从税制改革以后，特别是房地产改革以后，中央越来越有钱，现在地方也很有钱，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所有土地资源几乎掌握在政府手里，什么集体土地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最终是国家在支配。说到底，大量拥有土地资源和土地不断增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赚一笔钱，收税又赚一笔钱。很可能几十年后，又可以重新卖这块土地。

政府得到资源和金钱的条件和途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些土地之所以变成国有，就是历史造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所有土地从私人剥夺到政府手里，无偿占有了国家全部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在过去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过去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没有资本，没有各种各样的交易、流通渠道，土地不能生钱。到房地产市场放开以后，土地突然变成钱，而且不断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