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百年

茅于轼、袁伟时、资中筠等：回首辛亥百年

　　时间：2010年9月24日

　　地点：北京千禧大酒店

　　参与人：茅于轼、袁伟时、资中筠、章立凡、杨奎松、王小鲁、周孝正、黄益平、于建嵘

　　2011年，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从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到今日的中国，历史遵循着怎样的逻辑？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哪些教训应当记取？辛亥百年，将提供一个沉思的契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过去的教科书上，辛亥革命曾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它的认识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历史误会。那么，历史真相如何？真相有可能还原吗？我们还可有怎样的新视角、新见解？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日前，财新传媒与美国亚洲协会邀请了多位中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期立体地了解辛亥百年来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特别是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腾飞的内在关联。

　　归根结底，回首来路是为了瞻望前途。

　　——编者

　　革命的背景与余波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传统上，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中国没有基层自治，没有法治传统，没有多种权力的互相制约。从17世纪开始，中国历史就是怎么样冲破宗法专制的社会体系，从西方吸取动力，冲破僵化的制度。但是，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自己转化为现代社会。

　　不要强调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其最大的特殊就是顽固的天朝心态，认为中国无所不有。

　　20世纪的中国经济有几个高潮，第一个是清末新政，第二个高潮是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十年，中国工业是以13.8%的幅度增长。一直到1936年以前，经济都是在比较快地发展。1928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到抗日战争以前，很多史学家称之为“黄金十年”。很多人肯定了“黄金十年”，但是没有注意到北洋政府时代。经济增长的秘密在哪里？因为已经有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另外，自从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政府比较薄弱，整个社会是自由化的。最近30年的成就不过是回归历史，不是回归到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而是回归到清末新政期间到北洋政府期间的那样一种状况。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国家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中国的政治领袖一直没有想清楚，但是，我认为邓小平想清楚了。毛泽东治理中国之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不准备学习，而是学了苏联。后来，苏联并不成功，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往哪边走。那时候，派了很多人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去，但是，这些国家很失败，不可能带来什么好经验。这个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解决呢？照我看，就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他把问题看清楚了。邓小平是非常务实的，眼见为实，他认为就是市场制度起基础作用，就是一个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交换的制度。

　　全球经济向着更自由、更平等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成功是全世界成功的一个部分，这样才能比较好地解释“中国奇迹”。不过，中国有其特殊性，有很多因素是外国模仿不了的。比如，我们有“文化大革命”，外国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浩劫确实给中国的改革创造了很好的起始条件。

　　袁伟时：近现代历史上有许多响亮的名字，不过，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考察，大部分人物的贡献是不大的。如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他对西方思想了解不够，对中国思想也没有透彻了解。对中国思想界来说，从长远来看，影响最大的是胡适。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于对世界整个格局有很大改变的，应该是邓小平。同一切政治家一样，邓小平有其局限，但是，其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走的一个大弯路，就是从1920年代起，受到苏联的影响。高峰是“文革”，都是苏联那一套制度的重演，而且变本加厉，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扭转这个历史格局的是邓小平，他的两次决策，一个是1970年代决定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学习，要引进市场经济好的东西，这个决策不但扭转了中国历史，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转折。第二次是1992年明确决定中国应该采用市场经济，不要纠缠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一条，其实是对1991年苏联崩溃的回应。

　　章立凡（历史学者）：清末出现了一个“皇族内阁”，主要是以皇族和八旗清贵为主，用现在的话说，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这些人中，很多出过洋，考察过西方政治制度，这些人也不是不想改革，但是，他们冲不破旧有格局，找不到改革的路径。最终，皇族内阁出台了很糟的政策，就是提出国有，导致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清政府完蛋了。

　　另一种模式，就是像蒋经国这样的，他也是“自己的子弟”，他有政治资源，强力推动了台湾民主体制的建立。所以，“自己的子弟”可能分化，一部分人反正是捞钱就可以了，有一部分人出于对祖业的感情，还希望保住这个政权。一个政权最大的变数就在这些人中间。

　　最大的危险是这个体制是“逆淘汰体制”，有思想的人往往在进入这个体制之前就被淘汰了，或者进入体制了，却被埋没。

　　茅于轼：中国的经济奇迹应该是全世界奇迹的一个部分。最近200年，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东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200年里，人口从10亿增加到了70多亿，净增约60亿。平均寿命从26岁增加到68岁。超过了人类奋斗几十万年的总和。这是真正的奇迹。

　　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通过交换改善了资源配置，创造了财富。自由、平等人的交换必定给双方带来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根本奥秘。

　　平等自由的交换应该自发地产生。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没有自由交换，因为人身得不到保护，财产得不到保护，简单说，没有人权，都是专制社会。根本变化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人权思想逐渐得到发展，首先在欧洲产生了自由市场，所以，欧洲首先富起来。中国的改革是在输入平等自由观念中推进的，尽管不彻底，现在比过去不知道改善了多少！以前杀一个人，领导人一句话就行。现在政府要处决一个人很不容易。当然，与发达国家比还是很容易，但是，抵抗越来越大了。

　　应该承认，除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两年经济差不多是倒退的，其他时间是稳定的。另外，中国这么好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政府的功劳。要单纯靠市场力量来形成，可能50年也完不成。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把60多年来的发展分成两段，就是1949年到1978年是一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是第二段。

　　第一段，可以这么概括，三个成就和三大重大失误。三个成就是指什么？第一个成就是在基本生存条件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平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需要浓浓记上一笔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没有一个人不在讲平等，倒不是中国人喜欢平等，是因为中国太不平等，所以，它变成中国人首要追求的目标。

　　第二个成就是国家独立。

　　第三个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基础。

　　也有三个重大的失误，第一就是在1949年以后，偏离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目标和理想，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形成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领导人的意志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与十年“文革”，这三次运动，每一次对于中国都是一个重大摧残，都是一次严重的倒退。

　　第二个重大失误是错误的农村政策导致了长期农村经济停滞和大量农村人口的贫困。农村搞“高级社”以来，发展到人民公社，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一切商品交易的农村政策，还有城乡隔绝的政策，禁止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政策，还有价格“剪刀差”政策，都严重压制了农村发展。

　　第三个重大失误，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之初，在提高储蓄、提高积累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越来越暴露无遗，其低效率，特别是由于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做出错误决策的时候导致大规模资源的错误配置，发展越来越缓慢，到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地步。

　　1978年以后，我把它概括为三个重大成就和两个半重大失误。三个重大成就指什么呢？首先，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的转轨之路，避免了前苏联的休克疗法那样的经济大衰退。在转轨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数中国人都从改革中得到了好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个成就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国才有可能从一个人均年收入200多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上升到现在人均三四千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尽管还只是中低收入水平。

　　第三个成就就是农村两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尽管是低水平的贫困标准，只解决温饱问题。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有很多人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再说两个半重大失误，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没有实现向民主化的转轨。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实际上有两个隐含的目标，就是经济上要转轨，政治体制也要转轨。第一个目标部分实现了，第二个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改革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毛病百出，与市场经济之间有很大的冲突。特别是在一个政府的权力形成，对政府的监督，这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它造成了权力和资本的结合，造成了腐败，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

　　第二个失误是一个认知误区，以为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没有错，但是，发展不是一切。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一个很关键的制度变革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转移支付体系。这样一套体制解决了市场不能解决的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所以，能够保证社会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基本和谐。中国在这方面是大大落后了。

　　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比较重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距离社会基本需要还差得很远。

　　中国要想在未来二三十年中，达到或者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需要四五亿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如果这些人仍然继续当二等公民，没有户口，没有公共福利，不享受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社会保障原有含义其实首先是给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弱势群体没有得到保障，这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的非常严重的不公平，这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我把它叫作“半个重大失误”。我指的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错误认知。中国经济成功并没有什么秘诀，关键是一个“松绑效应”。过去由于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制度，错误的资源配置，受到长期压抑的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在改革期间暴发出来了。但是，许多人觉得中国模式有个根本特点，就是国家可以办很多别人不能办的事情，认为国有经济垄断很多部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实际是把市场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贡献错误地归功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归功于国家过分的集中经济资源，归功于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由于这些错误的认知，市场化没有完整的推进，某种意义上还出现了倒退。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是半个重大失误？最近，国家统计局有一个说法，说并不存在“国进民退”，这个说法跟我们很多人实际感觉到的情况极不一致。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清楚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此，我只能先保守一点，把这个失误称为半个重大的失误。

　　权力之手掌控的世纪

　　袁伟时：要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中共从拥有武装起就要求“把支部建在连上”。特别重要的一个文件是上世纪40年代早期，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这个体制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的时候，后果非常严重，比如“文革”、“反右”，还有“大跃进”。另一方面，一旦中央领导人的观念变了，其在动员和组织力量方面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或者政府没有办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就特别快。可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市场经济”。

　　茅于轼：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其越来越腐败，国家越来越公司化，甚至用黑社会的手段来追求利润。邓小平时代的部长都是真心诚意为国家做事的人。现在的情况就变化了。我觉得中国不大可能再有过去30年这样顺当的经济发展。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土地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的土地政策，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动员性的实用主义。从“三大”开始，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为了获得农民支持，搞革命。

　　第二阶段，固然是为了发展重工业，但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解放后，在很短时间内，中共迅速改变了原来对农民的承诺，而这种承诺是用理想主义色彩来实行的。

　　第三个阶段是现实主义时期。将来要怎么走，可能没有很好的目标。但是，可以解决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标。

　　下一步，中共会选择怎样的土地政策，可能是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今天中国农村土地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是社会矛盾重要的焦点。假如我们要考察未来的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茅于轼：关于50年代合作化，说那时有公有制理想化色彩固然没错，但是，也有务实的方面。因为理论上讲集体劳动的效率比单干的效率高。但它的问题是，劳动付出和报酬完全脱节了。这是吃“大锅饭”失败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前景，我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土地的升值空间非常大。农民，特别是郊区农村的农民，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部分合理的升值回报，其他一部分归社会所有的话，中国土地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解决。问题是怎么分配？但是，增加分配的物质条件是有的，因为有巨大的财富增长。

　　章立凡：如果是出于理想主义，可能“初级社”就可以了。如果按这种模式走下来，可能中国的农村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不幸的是，后来采取了越来越集中的方式。为什么会这么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收税容易。

　　在封建时代，皇权不下乡，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党组织发展到社会每个细胞里面。三年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居然老老实实在家里饿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的威权过大，社会得不到自己的发展。还有，中国历史上重农的政策和思想导致在传统上，商人地位很低，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很难与统治者展开权利和义务上的交换。

　　黄益平（北京大学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过去60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比较大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前30年搞计划经济，第二个30年搞市场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让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方法不太一样。采用计划经济，跟全球经济潮流有关。“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或多或少的计划经济的成分，包括印度、拉美，更不必说苏东集团。共产党动员能力比较强。在五、六十年代，一开始增长是很快的，问题是生产了很多东西，产品质量不好，没有人要，而需要的东西没有人卖。

　　70年代末，为什么转向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搞不下去了。“文革”后，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吃不饱饭，这样的制度肯定持续不下去。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这30多年非常成功，原因何在？最主要一条是走市场化道路。

　　但是，目前问题和矛盾也很突出。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模式有问题，高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跟过去30年市场化的方式有关系。其特征是，产品都市场化了，要素市场基本没有市场化，或者要素市场扭曲很严重。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没有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实际是压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其本质含义是在过去30年间，全国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生产者，补贴出口商和投资者，使得经济活动看上去非常繁荣。但是，随之而来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为什么投资一直压不下来？因为投资回报率很高。外国生产厂家愿意到中国来生产，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光劳动力便宜，资本便宜，土地便宜，能源便宜，还不需要完整地补偿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给的所有补偿，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很严重。居民的收入相对变得越来越少，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过去30年的做法，实际跟计划经济下统购统销制度有相似之处，就是通过补贴生产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有的政府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搞经济。下一步怎么走？很简单，就是要把市场化的路子走完。不仅包括要素市场化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改变，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等等。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中国历史上常说“国破山河在”，今天是“国在山河破”。环境分两种，一个是自然生态，一个是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不用说了，还有社会生态，简单说就是信用，无论是从政务诚信、商务诚信还是社会诚信，都出现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