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百年(3)

“中国模式”幻影

资中筠：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许多人都过高估计了中国，特别是让媒体一炒，就很容易冲昏头脑。几年以前，有所谓G2的说法，后来改成了“中美共治”。接着，因为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就变成让中国拯救世界了，越来越不靠谱了。何况现在有一个吹牛的资本，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

其实，中国经济总量上是否真的超过日本，我看不见得，因为日本有大量海外投资。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十倍，人均差得很远。还有经济质量问题，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等等。老实说，我们跟日本差得很远，中国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过高估计中国的成就，就会影响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启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已经严重落后了。然后，我们需要走向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宪政。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想要改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都是看着西方先进国家，包括日本，先从物质方面，然后从制度方面，然后从价值观、思想方面，一步步走。但是，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发生了问题，梁启超这些人跑到欧洲转了一圈，发现欧洲非常困难，西方世界有很多问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转向，觉得西方也不值得学习。这里面就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国粹派，认为还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比较好。恰好这个时候发生了“十月革命”，后来不少人转向了苏联，觉得这是非常新的制度，并加以引进。苏联也派人到中国来推广和建党。

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有点像：因为西方出了问题，不过没有苏联那样的榜样，中国就转向自己了，觉得自己很不错，出现了“国学热”，有的人说在《易经》里发现了博弈论、市场经济。还有一种倾向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觉得原来就非常好。这是基于对现实错误的估计，推断出错误的方向。

袁伟时：不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来看，假如光看一个方面会很危险，比如，如果你光看到腐败那一面，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总的来说，我是乐观的，今后30年，中国还有可能比较稳定、快速地发展。市场经济强大的动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在继续前进。

另外，一系列社会矛盾，其实也是改革极大的压力。多个事例表明，中国政府不断吸取教训，对社会矛盾是采取改革办法来解决的，而不是一味用压制的方式来解决。

大家都担忧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它和国外的权贵资本主义有些不同，它还没有成为很明显、很固定的垄断集团。中国政府是纵容还是想办法处理，也要冷静观察。

第二，对贫富差距也要冷静观察，统计数字有问题。发展的梯度也没有充分考虑。

资中筠：现在许多人觉得中国模式好得很，并借此吹牛。有的媒体也在起劲煽动。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不在一个阶段上。要看到中国的后发困境。中国工业化并没有完成，但是等到1978年，再次打开国门，外部世界已经是后工业化时代，马上就是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中国得跳过很多步骤来追赶、接轨，很多问题由此而来。

原本中国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工业化时代的经验，但是，来不及了，就拼命往前赶，再加上原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说借鉴的话，中国需要再往后看一点西方的经验。欧洲启蒙时代的基本观念，中国还没有完全拿过来。所以，简单说互相借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这里，我忍不住还要讲一下美国。中国开放改革，向谁开放？向西方开放，最重要的是向美国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出口，实际是美国人的购买力对中国的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中美发生磨擦的时候，国内很多年轻人觉得岂有此理，我们应该跟美国断绝关系。别忘了我们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加入WTO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吃亏的。与此同时，美国也得到好处，这是不容否认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既然有竞争，就会有摩擦，这并不可怕，大家只要真正理性地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想办法达到双赢的局面。

我现在最担心的一点，是怕美国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就像过去对苏联一样。有一种说法，就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全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结果把苏联经济拖垮。不论此说是否确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原来是有机会带头裁军的，因为你已经没有了劲敌，但是，美国却做了件很不好的事情，进一步扩军，别的国家自然也就会跟上来，这就是带头搞军备竞赛。

我特别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在经济强大以后，偏离重心而向军备建设倾斜。美国的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美国搞军备竞赛的内部动力就是当年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军工集团”。我不希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集团。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非常强烈，最容易刺激这种情绪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

章立凡：刚才听各位讲了这么多，似乎中国学者相对悲观，美国朋友对中国这30年的成就比较叹羡。对美国模式的怀疑往往是出现在美国经济出问题的时候，比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候，计划经济思潮就在国际上兴起，也影响到中国。那个时候，蒋介石比较欣赏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比较欣赏苏联式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中国企业家，像卢作孚，也主张计划经济的，当然，他并不希望政府直接去干预，直接经营的，他希望在一个大的国家计划框架之下，由企业来发展。我父亲章乃器那时提出要工业立体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但是，他们觉得，国营经济像母鸡，民营经济像小鸡。

近现代中国有三次国进民退的过程，我们现在又遭遇第四次。

从清末搞铁路、矿山国有，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搞国营为中心，到共和国年代搞对资改造，这三次实际后果都是很不好的。第一次是大清灭亡，第二次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政权垮台，第三次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这三次的共同特点就是权力和财富过于集中，要办好事可能办得很好，要办坏事就糟得不能再糟。其中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垄断。历代政府都是“治水政府”，从大禹时代就是搞大型水利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五六十年代中国搞的也是这一套。到“文革”结束，确实没有办法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了，所以才要松绑，换个方式。

一般来讲，改革都是被迫的，是在原有方式不能继续统治，下层民众也接受不了这种统治的时候，要么改良，要么革命。如果改良走到前面了，矛盾就可能缓解，但是，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矛盾继续激化，最后就会导致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往往是以一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呈现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非常大。从我们知识分子来讲，总是希望避免这样巨大的破坏，但是，历史有它的惯性，很多现象是重复出现的。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化、自由贸易的模式对中国农业文明产生冲击以后，中国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不完全的。政治家也好，政党也好，还是按原有的方式处理矛盾、行使统治。

30多年来，中国解决了一些问题，到今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基本上还是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传统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不是根本性的。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中国大致上有过三个社会契约，一个是民国成立时候的临时约法，一个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三个是一个不成文的改革开放。现在到了签订第四个社会契约的时候了。社会的矛盾这么尖锐，政府应该拿出一套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