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奠定结束文革的基础：1975年邓小平重回中央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2:28:50
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着手整顿
1975年一开年，引人注目的大事是：邓小平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是1973年4月复出的。复出后，他只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协助生病的周恩来工作，实际上，他当时只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1974年下半年，病情越来越重的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并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工作问题。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这一决定，在1975年得以实施。这一年的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在周恩来总理之后的第一位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表明，邓小平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不仅如此，由于原来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在周恩来生病期间由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工作，实际上是确定了邓小平的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地位。
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后，立即着手进行整顿。当时，全国仍处于混乱状态。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人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但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加上“四人帮”在思想理论界宣扬了许多谬论，使人们的思想很混乱，因此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认识。由于长期搞政治运动，许多人把精力和兴趣投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没有心思搞生产，工人散漫和胡混的现象十分普遍。军队长期搞政治运动，缺乏训练，出现了“软、懒、散”的问题。此外，教育、文化等领域里的许多老大难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呈现一派萧条景象。面对如此形势，邓小平认为，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顿，否则，国家就会衰败下去，民族复兴无望，更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邓小平主张要整顿，实际上也是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
当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了目前国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发出指示，做出批示，提出了整顿问题。1975年1月初，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接着，毛泽东又提出，要解决党内的积案问题，他说：“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他还批评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案，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3月5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支持整顿铁路。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释放了250名被关押的干部，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有病的安排住院治疗。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31页）当时，造反派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借用“老九”二字，提出我们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观点，这也等于提出了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在1975年里逐步提出来的，这正好与邓小平逐步开展的整顿同步，并为之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坚定了邓小平大力整顿的决心。邓小平在1975年首先着手对军队进行整顿。1975年1月25日，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接着邓小平讲：本来，我们这个军队是有好传统的。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紧接着，邓小平把整顿的重点移向铁路。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大多铁路部门都在进行政治运动，运动中又引发了派性，出现了极大混乱，派性斗争十分激烈。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发生了运输堵塞现象，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积压的货物堆积如山，旅客列车经常晚点。铁路的混乱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也使许多城市发生了混乱。邓小平决心抓住铁路这个影响大局的全国经济薄弱环节进行整顿。为此邓小平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整顿铁路问题。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基础上，中央于3月5日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泽东同意后，作为中央9号文件下发。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贯彻中央9号文件，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打乱了派系组织，撤职、调动了各路局中的派性头头，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秩序。到4月份，过去严重堵塞的铁路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大为提高。铁路的整顿带动了全国工业生产的好转。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整顿中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就是打击“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这自然会引起“四人帮”的仇恨，他们也必然要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邓小平进行“反击”。就在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时，江青等人指使他们手下的爪牙对抗整顿，不听调动，反而贴出大字报等进行反扑，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工作组，甚至指向了万里，声称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但是，邓小平鼓励万里，不听那一套，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
“四人帮”认识到，要同邓小平斗争，就必须提出一个政治口号。这个政治口号，一方面能够直接指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攻击他们，又能够给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以重新起来反对老干部，重新起来搞乱大局的借口。这个口号该是什么呢？对此，从1975年1月到2月，“四人帮”就在钓鱼台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前重点是反对经验主义。提出这个口号，既不很明显，又能直指邓小平，同时也可以使各地造反派在“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怎么样提出这个口号呢？他们决定利用毛泽东发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就此问题写文章的机会，在中间加进私货——“主要是反对经验主义”。
在造成了反对经验主义的很大声势后，“四人帮”决定，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好拿上方宝剑，大反经验主义，重新把造反派组织起来，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4月初，姚文元指使新华社向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印发政治局的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姚文元在把报告送给毛泽东之前，也印发政治局成员了，这样，邓小平也看到了。邓小平早就通过看报纸，了解到了“四人帮”大搞反对经验主义的用意，他心中有数，只是不表态，他继续领导推进整顿，同时寻找反击“四人帮”的机会。现在，邓小平看到了新华社的这份材料，敏锐地感到“四人帮”有一个阴谋，这就是：通过报送这份报告，待毛泽东同意后，在全国搞一场政治运动，聚集造反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挺身而出。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北京最近的情况。邓小平在汇报中特别讲到江青等人现在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过了几天，即4月23日，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过之后，在这份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后，邓小平借此东风继续推进整顿
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实际上就是向全党打招呼。这段批语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点，直接否定了“四人帮”只批经验主义的做法，认为“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错误的。第二点，明确指出：“四人帮”并不真懂马列，“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第三点，明确表示：这个问题，要在政治局解决。这段批语的要害，就是指出“四人帮”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段批语下发给中央的同志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而毛泽东批“四人帮”所要指出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大家心中有数了，开始集中思考批“四人帮”的问题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由毛泽东发表讲话。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由毛泽东指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谢敬宜、唐闻生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谈话。这是几年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谈话。毛泽东能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发表这样长时间的讲话，其份量是很重的，可见，毛泽东对“四人帮”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他批“四人帮”的方式,也是郑重的。这次会议，以及会前毛泽东的批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加起来，构成了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一次重要政治交锋，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谈话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他强调“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际上就是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搞分裂的问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显然不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这一问题，无疑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
5月3日会议之后，邓小平立即着手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就是要着重批“四人帮”。但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的王洪文感到开会对他们不利，一直拖着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与周恩来商议，由邓小平出面主持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事先请示了毛泽东，说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表示同意。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会上，邓小平做了中心发言。邓小平在发言中先从对毛泽东5月3日会议上的讲话的理解开始。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政治局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批‘四人帮’（这是邓小平当着“四人帮”的面第一次公开讲“四人帮”――笔者注），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邓小平加重语气地说，“安定团结，首先是政治局要安定团结，搞‘四人帮’就不能安定团结。”当邓小平在讲话中两次提到“四人帮”时，江青的肩膀一震，眼睛盯着邓小平，邓小平也对江青怒目而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则沉默不语，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邓小平根本不怕“四人帮”，他提高声调，直截了当地说：“4月27日政治局开会，我和剑英在会上批评了几句，就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搞‘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邓小平尖锐地提出，“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的尖锐发问，点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抓住了“四人帮”在当时的主要问题，对与会者起到了引导作用。邓小平讲完之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搞宗派活动，这使政治局多数同志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也认识到了解决“四人帮”的必要，站到了邓小平一边。这次会后，政治局又接连开了两次会议，专门批“四人帮”。叶剑英在会上就邓小平提到的三件事，对“四人帮”发出了尖锐的质问。在叶剑英的质问下，江青等人哑口无言。邓小平要求江青、王洪文写出检查，江、王二人不得不表示，一定写出检查。
邓小平主持开了三次批“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时，他当着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面提出：“话不要讲完，讲多少算多少。”开过三次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表示，“要把三次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几天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反映了江青等人的表现，毛泽东很高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笔者注）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同时也再次表示了对“四人帮”的批评。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开的三次会议，再次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书面检查，江青在书面检查中说自己犯了错误，包括说存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搞“三箭齐发”，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个人擅自送材料等等，她还承认存在“四人帮”。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写检查。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1975年7月，毛泽东当面肯定邓小平有成绩，鼓励他“无非是挨骂。我历来是挨骂的”。邓小平推进整顿时横下一条心
邓小平心中明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要整顿好这个烂摊子，很不容易。尤其是，“四人帮”不但在干扰破坏整顿，而且眼睛盯着邓小平，他在整顿工作中一旦有什么差错，“四人帮”就会找到借口，对他进行政治打击和陷害。但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心中装着国家，装着党的事业，装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大局。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推进整顿。那时，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还在同万里等领导干部谈话时多次讲到这句话，还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继续推进整顿，把目光投放在了钢铁工业上。当时，全国钢铁企业欠产严重，许多企业因派性斗争激烈，秩序很乱。有的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生产搞不起来。钢铁生产是整个工业生产的“龙头”，钢铁企业欠产，严重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因此必须先对钢铁企业进行整顿，才能牵动大局向好的方向发展。1975年5月，邓小平批转冶金部给毛泽东的报告，并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这次会议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会议开始后，邓小平先让万里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在国务院内统一了思想。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整顿钢铁工业，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在这次讲话中，特别突出的是：邓小平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次会议决定：国家确定的1975年生产指标不变，欠产的要补上，几大钢厂限期扭转局面。接着，中央派出工作组，深入各钢铁厂蹲点抓整顿，调整软弱的领导班子，把搞派性的头头调离原单位，派性问题严重的，有的撤职，有的法办。同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严格纪律，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就大见成效，6月份钢铁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尤其是太钢、武钢、鞍钢，生产形势更好。邓小平把整顿推向了“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教育文化领域
教育、文化领域，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的领域，“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文化领域里发起。在夺权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掌握了教育、文化领域的大部分领导权，因此，教育、文化领域受“四人帮”的侵害也最重。当时，教育、文化领域里极左那一套做法盛行，在全国各地高校，入学后的学生很大部分时间不读书，而是搞政治运动，参加劳动。中小学也不上课。在文化领域，除了八部样板戏外，其他许多优秀戏剧一律被封，许多新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也被封杀，全国文化领域处于一片萧条状态。看到这些，邓小平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在教育、文化领域里推进整顿，实际上是捣“四人帮”的老巢，必然遭到“四人帮”的反抗。对此，邓小平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
从1975年4月起，他多次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5月起，周荣鑫多次召开教育部内部的座谈会，还在各高校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周荣鑫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都是贯彻邓小平与他谈的关于整顿的观点，都是针对江青、张春桥等散布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接着，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对于纠正当时教育界里存在的错误思想，促进教育整顿，起了重要作用。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顶住了重重压力，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围绕着电影《海霞》的斗争为起点的。1975年6月，江青指使于会泳查封了电影《海霞》，并且对之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导不服气，把影片送给周恩来审看。周恩来看后，又请朱德、李先念看了。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一致对这部电影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但于会泳仗着有江青支持，仍然坚持查封这部电影，电影编导便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把此信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抓住此事，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看了这部电影，经政治局审查后，通过发行。这对“四人帮”是一次打击。接着，邓小平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入手，开始整顿。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43页）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不久，邓小平就向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传达。7月9日，邓小平就召集新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也向他们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还说，我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邓小平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史料见《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10页）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有关材料后，整理出一份系统材料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仔细阅读后，形成了意见，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引发了7月14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纸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毛泽东发表上述谈话后，邓小平拿起这个谈话作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并开始大胆调整文艺政策。正好这个时候，邓小平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分别写给毛泽东、邓小平的。张天民在信中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要求重新上映《创业》。邓小平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在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作了这个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由于文化部被“四人帮”控制很严，一时不好进行调整，邓小平就从批准解禁文艺作品入手。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一时间，许多好的电影、戏剧都公演了，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文艺舞台被八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被打破了。
邓小平对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整顿，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仇视。他们不仅攻击邓小平是要“搞复辟”，“搞回潮”，还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但是，邓小平仍然下决心，坚决整顿文艺。邓小平拿起理论武器与“四人帮”斗争
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开始领导整顿时，就考虑到要用理论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他对胡乔木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防修的文章。”邓小平还给胡绳出了不少题目，包括三个世界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等题目，要他们考虑写文章。邓小平还说：“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05页）不久，经邓小平提议，周恩来决定，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理论水平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四人帮”不满的人。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人。成立后，除了邓小平出题目写作之外，还要求他们针对当前国内实际，写出重要的文件和文章来。
1975年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到任后，搞调查研究，组织人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文件，还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的意见，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交给邓小平看后，邓小平认为好，但还有些不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帮助修改。同时，邓小平还把国务院一些部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交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让他们研究、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加大了理论力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了解答，而且从理论上批了“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不久，邓小平又交给邓力群一个任务：由他主持，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写出初稿后，邓小平看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又经过起草人员反复修改，做了大量增删，于10月拿出了二稿，原拟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但后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没有发表。《论总纲》在前一稿的基础上，发展了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形成的观点。该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论总纲》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反革命活动。文章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生产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切政党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文章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三篇重要文章，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经验总结，也是打击“四人帮”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些文章没有发表时，就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传抄了。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直到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因此，“四人帮”对这些文章恨之入骨，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攻击这三篇文章是“三株大毒草”，并且把这所谓“三株大毒草”印发全国。各基层单位，直到公社一级，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印本，供人们批判。他们还说，起草这三篇文章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是“继旧中宣部后一个阎王殿”。写这三篇文章的人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不料，“四人帮”这样做，反而扩大了这三篇文章的影响。由于这三篇文章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启发了人们进行思索，使更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历史同“四人帮”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本没有同广大群众见面的三篇重要文章，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本来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整顿正确的人们，又通过读这三篇文章而从理论上体会出整顿的正确。毛泽东开始担心身后事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好。
毛泽东心情不好，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整顿表现出来的。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开展整顿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不是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处理他个人的后事问题。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中央是能够处理好的，而且，以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是不会出现任何不妥之处的。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在乎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后事处理如何。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是他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主观愿望上，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基业”的接班人。
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9年了，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他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在心中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如果毛泽东只是把这种怀疑继续下去，没有后来毛远新的参与，毛泽东还会在怀疑中继续使用邓小平，不会出现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毛泽东读《水浒》时发了一些议论
毛泽东酷爱古典文学。他一生中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著作。在这些古典文学著作中，他最偏爱的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官场现形记》。对这四部书，他说不清读了多少遍。其中的《水浒》，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的。在他此后的人生历程中，打仗时，他读过《水浒》，也运用过《水浒》中的计谋；建国后他读过《水浒》，在许多讲话中，他经常引用《水浒》中的典故来说明事理；直到晚年，他仍然经常读《水浒》。
1975年7月下旬，毛泽东做了一次眼睛白内障手术。术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东西，而这只眼睛也不太好。但毛泽东是渴望知识、手不释卷、酷爱读书又大量读书的人，手术后，他还要读书，不读书，他就难受。他要读书，但眼睛又不好，这是一对矛盾，鉴于此，中央办公厅决定：为了保护毛泽东的视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让毛泽东亲自看外，其他的读书读报看文件的时间里，由工作人员念给毛泽东听，即“代读”。读报纸、读文件、读一般的书，工作人员可以给毛泽东念，但对于古典文学书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学的工作人员就读不了了，因为书中有许多古汉语。工作人员提出，可否从大学中找一个懂得古典文学的人来为毛泽东“代读”，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阅读文件之后，帮助他读一些古典文学著作，调节一下。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同意，中央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芦荻来帮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书籍。于是，芦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芦荻就对她说明白了，他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这样，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芦荻开始为毛泽东读书。
芦荻不光是帮助毛泽东读一本书，而是帮助毛泽东读包括《水浒》在内的不少书。
当时，芦荻对古典文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甚清楚，芦荻曾请教毛泽东：学术界对《水浒》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自己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不相信，因为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后来听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芦荻问：主席，是真的吗？毛泽东回答说：是真的，那两句话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问毛泽东：那么，我们对《水浒》到底该怎样读呢？毛泽东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这时，在场的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毛泽东回答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接着，毛泽东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毛泽东读书，谈论书，向来不是纯文学的，他总是联系实际的，总是有所指的。他在这一番谈话中，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隐忧，即担心中国出现“反复”，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说的“招安”、“投降”，都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浒》的三种版本，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这一想法——防止出现“反复”。
芦荻从古典文学角度，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重视研究古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8月14日，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姚文元借题发挥
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趁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姚文元写道：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写道：“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下几件事：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敬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写好这个请示报告后，马不停蹄，立即请中办转毛泽东处。8月14日下午，姚文元的报告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转出，到姚文元把请示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对毛泽东回应之快，除了战争时期之外，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毛泽东于8月14日下午阅过姚文元的报告之后，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传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毛泽东谈话记录稿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后来，在“四人帮”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向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
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向全党转发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只要仔细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就会看到，在这篇谈话中，确实包含着毛泽东对在他身后会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隐忧。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泽东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最基本的考虑，就是通过转发这篇谈话，向党内敲一敲警钟。此时，毛泽东觉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没有什么根据，他要通过转发他评《水浒》谈话的方式，向全党打一个招呼。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措，被“四人帮”利用了。“四人帮”觉得，毛泽东的谈话，正好可以用来攻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因此，自从毛泽东评《水浒》谈话转发下去之后，“四人帮”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要借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大做文章了。
最先也是最积极做文章的是姚文元。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8月18日送毛泽东处请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接着，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专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他组织很多人写文章，借评《水浒》来大加发挥，大反所谓当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批今天“架空晁盖的宋江”。在姚文元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9月4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姚文元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这实际上是说，评《水浒》，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政治任务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姚文元搞的这些定调子的文章发表后，“四人帮”的亲信爪牙立即在全国组织人写文章，一时间，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他们还在各地组织宣讲团，报告团，懂得一点《水浒》或者根本不懂《水浒》的人，都上台“宣讲”评《水浒》，假借评《水浒》，广泛宣传要抓当代的“投降派”，“当代的宋江”。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势。
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开初，是允许搞评《水浒》的，对评《水浒》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的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一些想法，才为“四人帮”所利用来大做文章。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是个机会，又跳了出来。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1975年8月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他假装内行，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邓小平不为所动沉着应对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21页）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毛泽东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担心，并无确证，因此评《水浒》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帮”则是想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反对自己。为了打破“四人帮”的阴谋，他不表态，并且只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当作文艺评论。这样，“四人帮”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们非要做大，就会露出破绽。
果然，“四人帮”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空前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上来。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实际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来。此后，各地报刊的评《水浒》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评《水浒》就不了了之了。毛远新多次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搞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会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正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产生许多怀疑。本来，毛泽东是支持整顿的，但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通过实际工作，纠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东西，由此，毛泽东怀疑邓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笔者注）。但毛泽东长期卧病在床，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边对邓小平实际工作情况的看法。他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很了解。于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的问题上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刘冰和另外两个副书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等人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信后，认为信中说得有理，就把他们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等人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人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当年的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等人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等人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10日，毛远新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毛远新留下当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已经向政治局通报了。毛远新从此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侄子），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高看一眼，特别是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因此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尤其是，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因此，自然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因此，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也经常讲邓小平的坏话。
11月2日，毛远新在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帮助”邓小平。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开会时，邓小平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认为，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毛泽东指示毛远新：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笔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要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笔者注）“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邓小平成了批判对象，“四五运动”后，被再次打倒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
邓小平处于闲置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搞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但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总理。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初，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领袖对雷锋的题词时，却不发表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并且，《文汇报》还在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来说，“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四人帮”搞的这些把戏，蒙不住群众的眼睛，人们认清了“四人帮”的嘴脸后，产生了极大愤怒情绪。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全国，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且发展到了北京。
当全国各地发生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这给了毛远新以可趁之机。
1976年4月1日，当南京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影响到北京，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着。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窜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在那里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议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种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人帮”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做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做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做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虽然由于邓小平的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被迫中断，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