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假死计划"：以全新身份从头来过(组图)

马修·阿兰·谢泼德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结婚10年，有个7岁的女儿，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于是他在妻子面前坠河假死，打算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但两个月后谢泼德变得焦躁不安。忍不住打电话告诉妻子他并没有死。

马修·阿兰·谢泼德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结婚10年，有个7岁的女儿，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于是设计了一个计划让自己“消失”。他在妻子面前坠河假死，打算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顺便还可以骗到一大笔人寿保险金。

对于马修·阿兰·谢泼德，一切的焦虑、欺骗和幻觉都在2008年2月那个冬日的早晨碰到一起。从外表看，他并不像个准备随时放弃一切的人。他42岁，结婚10年，有个7岁的女儿，在阿肯色州瑟尔西有个舒适的家。在电器元件公司伊顿担任环境健康和安全经理。短短3年里他得到飞快的提升。从监督一家小工厂，到负责北美和南美地区的超过30家工厂。最近的一次提升让他的薪水接近6位数。在同事和打猎的伙伴看来，他是个和蔼可亲、前途一片光明的家伙。

警察在小红河上搜索了很久，除了谢泼德的帽子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两个月后谢泼德变得焦躁不安。忍不住打电话告诉妻子他并没有死。

在谢泼德自己看来，他的生活快要把他压垮。职位提升了，压力随之而来，还必须经常出差。他的体重开始慢慢增加，已经超过300磅。经济上他严重透支。因为喜欢各种新鲜的电子产品这个爱好让他入不敷出，他开始用公司信用卡支付个人消费———先是晚餐、饮料，然后是洗衣机、烘衣机，最后发展到公款负担一家人的度假。去年2月，一名伊顿公司官员在邮件中询问他的开销报告，他突然有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于是开始设计一个逃跑计划。

于是，两周后的一个星期五，谢泼德带着妻子、女儿和岳母去瑟尔西郊区一幢租来的小木屋度假。然后，到星期天下午，他的女儿和岳母留在木屋里，谢泼德和妻子莫尼卡牵着他们的黑色拉布拉多犬笛子去散步。笛子很喜欢游泳，看见水就会往里跳。谢泼德正指望这一点。当莫尼卡回头，正好看到，谢泼德300磅的身躯跟着笛子跳进了湍急的小红河。

在冰冷的河水里，谢泼德把栓狗的皮带交给莫尼卡。狗被拖上岸。谢泼德在往岸边游时似乎力不从心，呼吸急促，片刻过后，激流把他拖了下去，他的头没入水中，再也没有出现。

惊慌失措的莫尼卡拨打了911，几分钟后搜救行动开始。潜水员在水底搜寻，一架直升飞机在出事地点附近盘旋。第二天早晨，谢泼德的同事们带着自己的皮划艇加入搜寻队伍。他们在下游不远处的浅滩发现了印着伊顿标记的橙色帽子。可是24小时过去，再没有找到其他任何线索。警方宣布放弃找到活人的希望。

消失、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这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冲动之一。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在不堪生活重负的时候，这样的幻想总是会不时冒出来。和配偶发生了争吵；发现房屋贷款和各种债务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在某天早晨醒来，为某个错误的决定追悔莫及。此时，一个念头冒出来：假如我能放弃一切；抛弃肩负的重担；丢掉生活中所有行李；作为别人重新开始？

我们多数人很快会摆脱这类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只会在心里幻想一下。但是，每年，总是有那么几千个成年人决定实践一下。他们走出家门，一去不返，也不希望被找到。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人这样干。2007年，据执法部门统计，全美有20万成年人失踪，但这只占蓄意失踪者的一部分：很多消失事件不会向警方备案。根据2003年一项英国调查，2/3的成年失踪者的消失是蓄意的。

人们消失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经过深思熟虑，有的是一时冲动。当然其中不乏畏罪潜逃者：被揭穿的骗子、逃犯、不负责任的父母、保险金诈骗人，等等。但多数人抛弃原来的生活，是因为和法律无关的原因———恋情破裂、家庭压力、经济负担，或仅仅是想重塑自我。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计划为处境危险的证人提供新的身份。但是也有那些不够保护资格的证人，他们依然要面对遭到报复的危险，有人干脆选择失踪。还有的想要摆脱跟踪狂、纠缠不放的前恋人。

然而，从头来过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容易。数字信息收集、GPS设备和后9·11安检措施彻底改变了逃犯和追踪者的优势对比。塑造新身份的方法也完全改变。互联网上出现了买卖社会保险号码、伪造身份证明的黑市。逃跑者可以在网上建立一个新地址，通过匿名邮件掩盖通信。

在另一方面，优势天平向执法者方向倾斜。过去，你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州，换个名字，安静地开始新生活。现在，GPS功能的电话、电子银行转账、IP地址、航空公司身份确认还有你在社交网站上留下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追踪线索。现在，盗窃一个新身份远比丢掉自己的旧身份要容易。调查人员可以动用共享信息的政府和私人数据库，甚至不用离开办公桌就能进行追踪。即使最聪明的消失诡计也很容易被揭穿。一封欠缺考虑的电子邮件、在交友网站上无意中泄露的信息，很快就会有人敲响你家大门。失踪者侦探有一句口头禅，“他们会犯上千个错误，你只需要抓住一个就够了。”

马修·谢泼德消失后的周一上午，侦探艾伦·罗伯森开车到伊顿工厂，检查谢泼德的雇员档案，查找他的紧急联系人。罗伯森抵达时，公司正在开会，宣布谢泼德的死亡。“这个消息似乎让不少人深受打击。”罗伯森说。检查谢泼德的档案后，他发现了一些出入。伊顿的人事部负责人告诉他，在两周前，他们曾通知谢泼德说怀疑他滥用公司的信用卡。罗伯森说，“这让我产生了一些想法。”

又过了一天，谢泼德的尸体仍然没有找到，罗伯森的怀疑加深了。他知道谢泼德身上带着一个公司发的黑莓手机；他的妻子告诉警察，手机可能和他一起掉进了河里。不出所料，一查发现，在谢泼德被认为“淹死”后，他的手机又发过短信。罗伯森确信，谢泼德根本没有死。

警察向电报电话公司调来了谢泼德的电话记录。罗伯森拜访后，伊顿正式起诉谢泼德欺诈，指控他从公司信用卡上挪用了4万美元。电信运营商追查了瑟尔西地区的短信。但当电报电话公司查找短信内容时，它们已经被系统清除。再追查接收谢泼德手机短信的号码，并未找到任何登记用户。罗伯森判断，它们可能是预付费电话。

罗伯森试图再找莫尼卡·谢泼德谈话，发现她已经请了一个律师，拒绝合作。几个月后，她卖掉了一切，带着女儿搬走了。

在那之后，罗伯森说，“线索断了，但他们通知了一切可能查到蛛丝马迹的地方。”3月，警方将他们的怀疑告诉了当地报纸。罗伯森通知了边境安全局，以防谢泼德使用护照；他还通知国税局注意是否有人使用谢泼德的社会保险账号；罗伯森还联系了谢泼德的女儿就读的小学，要求校方如果有人提出查阅这个女孩的档案就立即通知他。

田纳西州的法律规定“故意或误导他人，造成个人死亡的假象”为犯罪行为。但严格说来，在大多数地方，抛弃原来的身份并不违法。然而在摆脱旧身份的过程中，却很难不触犯法律，无论是逃避债务或是盗窃身份都是犯法的。保险公司对假死骗取保险赔偿深恶痛绝，如果可能即使追到地球另一边也要把骗子挖出来。

在纽约和得州工作的侦探斯蒂文·蓝巴姆在过去30年里办理了上千个失踪案件。上世纪90年代，他因为最终逃亡纳粹战犯而声名远扬。说话粗鲁、刻薄、一口布鲁克林腔的蓝巴姆擅长用高科技手段把那些不想被找到的人搜出来。在他看来，越来越先进的数据搜索技术实在是上天恩赐。即使“匿名”技术有所发展，从遥远的地方搜集信息，再进行交叉验证依然比从前容易。他说，“迄今为止，好人的技术还是稍微领先。”

除了搜集机动车登记档案、大学年刊照片等，蓝巴姆还创造了自己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PallTech。这东西相当好用，其他私人侦探和执法官员也经常付费借用。输入名字、出生日期、社会保险号，PallTech就能搜出成千上万个数据库———包括私人和公共记录———打印出长达300页的相关信息，比如被查询者的亲戚朋友的姓名、地址等。它还可以合并搜索条件(比如名字+生日)，得出满足多个条件的交集。这一切都可以帮助侦探发现逃匿者犯下的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了方便沿用原来生活中的细节。“将原来的社会保险号码、生日或姓名的字母数字顺序稍微修改再用，这些都是最容易暴露行踪的做法。”

还有大量私人信息，它们让你的生活变得容易，也方便了侦探的追查。比如“经常飞行者账户”(FFA)。蓝巴姆说，“FFA可以让你享受机票折扣，而我通过它可以知道你去过哪些地方。”再比如亚马逊网站。“你可以享受书籍送上门的便利，而我可以知道你的所有地址、至少一个电话号码和你读的书。”PayPal和eBay也是遍布蛛丝马迹的地方。“你曾浏览的每件东西、你用过的每个地址、你曾经送过礼物的人，都可以轻易查到。”

侦探到底如何获取信息，取决于被追查的人和追查者想找到人的迫切程度。法庭发的传票能帮助侦探打开一切通道，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航空公司。在没有官方通行证的情况下，侦探可以更多发挥创造性，比如搜寻失踪者留下的电脑；说服失踪者同事给他看两人最近的电子邮件(其中可能包含泄露失踪者方位的IP地址)。他们还可能发动公众帮助追查，用悬案网站散播失踪者的照片，收集线索。

还有一些私人侦探愿意涉足法律的灰色地带，用一些花招套取信息。侦探可以假冒失踪者，给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或银行打电话，用几个简单的个人信息，从轻信的客服代表那里获得信息。最近几年，美国国会加强了反冒名申请和反电脑犯罪的立法。但如果你的生死取决于是否能被找到，最好还是假设时时有人在窥探你的数字DNA。

试图成功摆脱过去身份的人，不但必须对付针对他们的数据收集，还得注意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Facebook、MySpace和Twitter都是侦探们的金矿，其中可以挖掘到一个人的地址、照片(像蓝巴姆这样经验老道的侦探甚至可以知道你所用的相机)、爱好和最喜欢光顾的酒吧。过去需要私人侦探花好几个星期搜集的信息，现在点几下鼠标就能获得。

通常，侦探逐渐收集追踪者的信息，然后等待他犯错误———记忆、虚荣、对社交的渴求，等等。几年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调查节目《日界线》请一名叫菲利普·克莱恩的侦探调查前好莱坞摄影师帕特里克·麦克德蒙特(他碰巧也是歌星奥利维亚·牛顿-约翰的前伴侣)。麦克德蒙特驾驶渔船在太平洋上失踪，警方判断他已经死亡。调查开始后不久，克莱恩就找到一些模糊线索，说明他还活着。

然后，克莱恩决定建立一个搜寻麦克德蒙特的网站，表面上鼓励人们举报线索，实际上是为了收集访问者的IP地址。克莱恩认为，失踪者至少会和从前的一位旧交保持联系，而且他们总是很关注追踪者的动向。克莱恩屏蔽了搜索引擎的搜索，只将网站地址告诉了麦克德蒙特的朋友和家人。96个小时后，网站开始每天接到来自同一个IP地址的点击。而那个地址位于墨西哥海边小镇萨尤利塔。克莱恩追着麦克德蒙特在南美洲到处跑，最终通过一个中间人和他取得联系。得到的答复是，“他的新生活不关‘任何人’的事。”

马修·谢泼德拼命地屏住呼吸，顺着水流往前游动，实在憋不住了，才钻出水面，向岸边游去。上岸后，他找到前一天晚上藏起来的一袋衣服和1500美元，迅速到约定地点和一个朋友见面。朋友坐在汽车里等候。两人开车向东南方向，朝这位朋友在墨西哥的家驶去。

两周之前，谢泼德坐下来，开始思考他的假死计划。在网上，他搜到一篇讲百万富翁斯蒂夫·福塞特失踪的文章。2007年9月，福塞特驾驶飞机做环球飞行时失踪，他的遗体尚未找到。谢泼德推断，即使找不到尸体，莫尼卡也能获得他的死亡证明，从而领到保险金。保险是公司给他买的，价值130万美元。他搜索了一下最近关于失踪人口和假死的报道，决定借鉴一下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正因为如此，他决定在“失踪”前一天把黑莓手机故意落在一家加油站。他希望，假如警察怀疑他的失踪，会追查他的手机信号，找到某个顺手牵羊的家伙，与此同时，他早已逃之夭夭，抹干净了一切可以追查到的线索。这个诡计弄巧成拙。那个牵走手机的家伙在发了几条短信后就把手机扔到一边，正是这几条可疑的短信让罗伯森相信谢泼德还活着。

谢泼德被朋友安排到墨西哥家中住下，晚上到一家餐馆洗盘子，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他关注所有关于他失踪的消息，等到妻子领取保险金后———根据政策，保险金可在死亡后一年内支付———他再和她联系，然后解释一切。他计划和她在蒙特雷见面。他已经在当地看好了一座龙舌兰庄园，打算钱到手后，廉价买下，用剩下的人生悠闲地酿酿龙舌兰酒。

可是两个月后，他开始焦躁不安。他想念妻子和女儿，实在等不下去。他猜测警方可能仍在监听莫尼卡的电话，就买了预先付费的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告诉她，他并没有死。一开始，她歇斯底里，然后勃然大怒，接着又喜极而泣。她建议他向警方自首。但谢泼德知道自己已经陷得太深，反过来让她相信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

一家人在爱荷华州重聚。他们暂时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由于保险金迟迟没有发下来，三口人靠着莫尼卡卖掉阿肯色房产的钱过日子。在墨西哥时，谢泼德买了一个爱荷华州的驾驶执照和社会保险号。这个号码的主人叫约翰·P·霍华德，长得和谢泼德有几分相似。现在，他围绕这个新身份写了一份简历，张贴到网上。留了几个预付话费电话的号码作为证明人的电话。当感兴趣的雇主来电，谢泼德就假扮人事代表，证明他的工作历史。

与此同时，逃亡生活的压力开始显露，谢泼德体重减轻了近70磅。从报道中得知，阿肯色警方已经将他的案子通报了美国司法部执行官，他更加惊恐不安，甚至开始产生妄想。看到停在旅馆马路对面的汽车，他会想到联邦警探找到他的行踪，埋伏在对面，准备实施抓捕。记起网上读到的假死者被曝光的案例，他开始每天小心翼翼检查自己的汽车，惟恐漏掉违规细节，被巡警逮到，要他停车检查。

最后，“约翰·P·霍华德”在南达科他州杨克顿找到一个卫生和安全检查经理职位。一家人收拾行李，西迁。一名地产中介帮助他们找到一所出租的房子，位置偏僻，靠近一个湖。

一家人仍然避免和旁人接触。谢泼德发现新名字让他觉得很尴尬，于是叫妻子在家也以约翰相称，好让自己习惯起来。渐渐地，他的担忧开始减少，甚至去银行开了个新账户。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成功开始了新的正常生活———他们一家三口和他们的宠物犬笛子。

抛弃枯燥的生活，换一个身份和人生是小说长盛不衰的题材。从《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伟大的盖茨比》到最新的电视连续剧《狂人》(MadMen)这一类故事中，换个身份的决定往往源于机缘巧合，并没有预谋。在机会出现的一刹那，主人翁作出了改变命运的决定，而且通常能够得逞。但在现实生活中，临时起意的逃跑计划很少有好结果。

最令人信服的消失方法就是让别人认为你死了。最常见的假死地点是有水的地方，比如湍急的河流和深邃的湖泊。即使找不到尸体，也不为怪。还有就是利用自然灾害后的混乱。无论用什么掩人耳目的方式，成功的逃跑必须依靠周密的计划，和时刻的警惕。“很多人根本没有做好消失的准备，”蓝巴姆说，“很多人都是在冲动之下，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再也无法忍受，必须现在，就离开。’”。比如塞缪尔·伊萨瑞阿。2008年，这名纽约对冲基金经理被判欺诈罪，决定制造死亡假象。他留下一张“自杀无痛苦”的字条放压在汽车挡风玻璃下，把汽车抛弃在一座大桥上，希望警察据此推断，他从桥上跳进了哈德逊河。但他显然没有想好之后的退路。一个月后，他自首了。有的时候，即使考虑得滴水不漏，但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2000年，澳大利亚商人亨利·戈登用一起划船事故成功伪造了自己的死亡，用新身份安然无恙地生活了5年，却在某天下午在一条山路上和自己的兄弟不期而遇。

最近最著名的伪造死亡案例的主角是印第安纳州的基金经理马库斯·斯莱克纳。他的计划可谓大胆而古怪。被控财务管理不当后，业余飞机驾驶员斯莱克纳钻进自己的单引擎Piper飞机，朝佛罗里达州德斯汀飞去。在亚拉巴马州北部上空时，他向地面控制塔发了几个听上去惊慌失措的求救呼叫，说是遭遇气旋，飞机挡风玻璃破裂，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脖子，流血不止，即将失去知觉。然后，他开启自动驾驶，航向墨西哥湾，在亚拉巴马州哈珀斯维尔上空跳伞。着陆之后，他取出事先在当地自助储物仓库存储的摩托车。

非常不幸的是，两位海军F-15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碰到朝墨西哥湾飞去的Piper飞机，发现飞机完好无损，只是驾驶舱一侧的舱门打开，机舱内空无一人。更糟糕的是，斯莱克纳没有给飞机加足油，未到墨西哥湾，就坠毁在佛罗里达北部一个居民区。在残骸中，警方发现了一本露营指南，其中被撕去的几页正是介绍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的。指南空白处还有手写的短句———“挡风玻璃破裂”，“流血不止”，“正在失去知觉”。两天后，联邦法警在佛罗里达一个露营地找到斯莱克纳。检查官又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一些可疑搜索条目，比如“跳伞注意事项”，“领取佛州驾照的要求”，等等。6月，斯莱克纳在大量证据前承认有罪。

8月初，罗伯森接到瑟尔西小学的电话，得知转移谢泼德女儿档案的要求来自杨克顿，于是立刻打电话给联邦法警。他知道，这仍然是一次赌博。“我并不那么肯定，有时脑袋里会冒出一个问题‘他也许真的死了？’”

南达科他州的联邦探员查到谢泼德一家的新住址，联系了房东。“他就是租房子的人，”房东看过谢泼德的照片说，“但他说他叫约翰·霍华德。”通过这个假名，警方很快在网上查到了和谢泼德经历极其相似的霍华德的简历。谢泼德所恐惧的一幕终于变成现实。警官在他家房外埋伏，等他落网。

谢泼德正看着窗外路过的一只鹿，突然传来急刹车的声音。接着联邦法警破门而入。他的妻子大叫，“他不在这里！”几分钟后，特警发现了藏在床边角落里的谢泼德。

1984年，《美国行为科学家》上有一篇关于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参与者的文章。一位叫弗雷德·蒙塔尼诺的心理学家指出，那些被保护的证人在改变身份后通常会感到“社交不适应症”，由于必须经常说谎，承受巨大心理压力。他的结论是，“当被从原来的社交网络剥离，硬生生插入另一个网络，问题必然随之产生。”

换个身份不只是换名字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一生的欺骗，给社交带来诸多不便，每次填写表格，碰到需要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都必须撒谎。“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抹掉自己的过去，”《如何消失》一书的作者弗兰克·艾尔恩说，“跟踪狂的受害者们不得不消失，这是为了保护性命。那些指望搬到热带，在棕榈树下换一种安逸的新生活的人肯定是要失望的。他们不知道重新开始有多么困难。”

逃亡的生活意味着告别朋友家人。“只有那些意志最坚定的人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联邦司法部探员威廉·苏拉卡斯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忍住不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哪怕过了10年也不回家去偷偷看一眼。”

当然，新的技术可以让失踪者匿名和朋友家人保持联系。“你可以用加密电子邮件。母亲可以用另一个名字申请一个电话号码，只有你知道这个号码。”蓝巴姆说，“但是，是人就会犯错误。”

多数人因为放松警惕而泄露行踪。“你有爱好吗，你搜集火车模型或蝴蝶标本吗？一切和从前生活有联系的东西都必须放弃。”蓝巴姆说。然而，所有人都有社交的欲望。“一段时间后，人们放松，开始想，‘我该怎么回复正常生活？’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该如何回答？’慢慢地人们恢复到过去的自我。”

一次学校注册、写回家的一封电子邮件、一本缺页的露营地指南……回头去看，这些失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只有那些失败案例才会被曝光。成功的既然已经无迹可寻，也无法传授他们的手段。

谢泼德因盗窃和保险欺诈被判10年监禁。(莫尼卡也因为协同保险欺诈被判处6个月监禁。检查官指控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骗局。但罗伯森说他不能确定。无论如何，从得知谢泼德还活着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共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去监狱拜访谢泼德。此时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3个月。一身皱巴巴的囚服下，他比跳下小红河道时瘦了整整100磅。他似乎很乐意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有人问过我逃亡的细节”，他说。

现在来看，谢泼德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极端的决定，当初那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即使挪用公司信用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承认错误，引咎辞职。也许只要补上差额，他甚至能保住工作。可是，他偏偏觉得“整个世界都压在肩膀上。”

现在他在监狱里负责处理一些建筑合同。他希望能获准监外就业(允许囚犯日间离开监狱外出工作的制度)，也许能回伊顿工作。他说，“我已经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现在，哪怕在麦当劳工作也愿意。”

他知道入学注册有风险。当我告诉他，正是这条线索出卖了他，他似乎并不惊讶。但他尽量不去想那些不存在的假设———“假如我更谨慎，现在也许已经在墨西哥当上了农场主”。他说现在只觉得后悔，对被他欺骗伤害的同事、邻居和家人感到抱歉。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Evan Ratli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