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的权威

  如果要了解彭德怀从被揪回北京到最后遭致迫害而死的全过程，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从1966年便开始叱咤风云、威震中国政坛多年的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名义上是陈伯达，这是毛泽东提名的，但陈推辞不就，说他自己是书生。毛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注1】（81页）陈伯达虽然挂名组长，却对小组内的很多大事不能作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虽然列名在陈伯达之下，甚至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一个，却能拥有格外的权力，这种怪诞不堪的格局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而在文革期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中央文革是毛泽东自食前言、重返中央第一线，支持、肯定林彪等人推动个人崇拜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浩劫顽固的进行到底的必然产物。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

如此非驴非马的机构何以爬到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政治局之上呢？其背景正是来自于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不断奖掖、扶植，直至抬到吓人的地步。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毛在1966年7月24日的会议上给中央文革鼓劲，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注2】（763页）

我们都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

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杰作。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注3】（112页）关于这一点，连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注4】（127页）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注5】（1481页）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毛话音未落，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组。“学习班”全称叫做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周恩来。毛发话以后，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注6】（227页）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规格上高抬中央文革，还经常密授机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策划于密室”。1966年12月26日，毛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临时通知一些人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次晚饭的出席者既没有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没有“总管家”周恩来，甚至没有“老朋友”李富春、“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十一个常委中除开毛泽东、陈伯达之外，都不是这顿饭的参与者。根据中央文献版也就是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60、1461页介绍，这次与宴的人员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可以说是清一水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

这顿饭谈不上丰盛，不过是四菜一汤外加一些烤白薯、煮玉米、面条之类的寻常食品，可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惊天动地。毛泽东还破天荒的举杯祝酒，他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

关于中央文革的权威，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和由林彪主导的军委办事组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左膀右臂。中央文革手中有一个政治利器，这就是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涌现出来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无一不是唯江青马首是瞻。他们目空一切、眼中无人，除了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以外，其它的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也只有江青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才能指挥得动。韩爱晶就说过：”别的我不怕，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红卫兵呵护有加，还经常予以大面积的褒奖。陶铸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给红卫兵评功摆好，他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还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炮轰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折衷主义、和稀泥，还暗讽周恩来对毛泽东进行软顶。1967年5月，王海容密报毛泽东，说社会上出现攻击周恩来的风气，毛泽东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换言之，像周恩来这样量级的人物，仍旧避免不了外界的攻讦，与之相对应的是周不敢有半点辞色，而缓解这些指责的只有毛泽东及其麾下的中央文革。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中央文革的“灵魂”江青的实际权力与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有人曾经如此回忆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党史博览》2005年第一期）

而作为江青名义上的上级－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如此记忆江青的权威：“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指李讷）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的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

其实，不要说陈伯达这样的“老夫子”对江青必须亦步亦趋，就是林彪、周恩来也经常需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林彪以文革“副帅”的身份多次吹捧江青，包括把江青的级别从行政九级提升到行政五级，还在公开场合下称呼给江青戴上诸如”杰出“一类的高帽子，难得一见的二人的一次文革中的吵闹也在叶群的左右弥缝中安静的平息了。至于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详细展开，所以，不多说了。

林彪、周恩来尚且如此，其它的文革的”名将“诸如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在编撰《康生年谱》的过程中，了解到康生与江青的一些冲突，作为题外话，在此文中做一简单的介绍。1967年1月15日，康生对身边工作人员发牢骚说：”我算什么顾问？狗屁都不是一个，曹轶欧让那个婆娘骂来骂去，我说什么了？陈伯达还帮狗吃屎。······当初要不是我挡驾，她会有今天？“康生是文革的重要黑手之一，也是毛泽东倚重的主要助手，以他在党内的资历、身份、地位还不免要受江青的一些闲气，其他人的境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央常委陶铸说过：”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亲信之一的谭震林给林彪的信中说：”江青的手段毒辣是党内罕见的····真比武则天还凶····总理（周恩来）已经被他们整的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这个反，我造定了。“

上述两位大发牢骚的政治局成员，陶铸很快就被像”孙子“一样给整垮了，最后惨死外地。而谭震林因为”二月逆流“的原因，新帐老帐一起算，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多次挨打，回到家里也只能向壁痛哭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中，举凡与江青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甚至包括江青的头号亲信张春桥，一旦成了江青认为的忌讳所在，都仍旧要遭到一顿”炮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