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降低“搜寻成本” 解决“供需两重性”}}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述
日期：2010-10-28 作者：孙立坚 来源：文汇报                      
    ■孙立坚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在质疑“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会存在难以调整的摩擦性失业”问题上作出卓越贡献的欧美三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彼特·戴蒙德(Peter Diamon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和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Dale T.Mortensen)。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评委的“有意安排”？正当欧美发达国家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烦恼之际，诺奖经济学奖提醒大家关注失业问题中的“两面性”特征，即在高失业现象困扰我们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部分企业经理人在为找不到合适雇员而犯愁。如果政府能在解决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机制设计上提供有效的信息披露等公共服务，那么，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成本会大大降低，失业人群回到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工作搜寻时间会大大缩短。
    
一、提高“就业配对”的成功概率，需要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机制
    
    传统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或者一个工人的工资水平反映出它所在市场的供需关系，市场借助“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地通过价格的调整机制来缩小供需之间的差距，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下跌，而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上涨。就当前美国高失业率而言，按照这一“常识”，最直观的政策建议就是让政府增加就业需求，或者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就是通过市场供需关系的重新平衡来解决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于是，根据这一“天经地义”的原理，政府能做的事就是多发货币，创造就业机会。至于想用降低工资的方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凯恩斯正是通过揭示价格刚性的特征，指出了摩擦性失业是市场失败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失业率和增长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美国政府就一直在按这一“顺理成章”的思路做着经济刺激方案，通过加大政府干预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来弥补劳动力市场价格调整机制的缺陷，但效果甚微。
    
    今年诺奖经济学奖的公布，似乎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价格无法反映市场真实的供需关系，因为我们无法完美地确认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力量。我们常常看到一批又一批农民工、大学生，为找到一个能接受的工资水平，需要付出不可忽视的“搜寻成本”，这样的搜寻行为常常建立在有限“信息”和不充分的“选择机会”基础之上，根本做不到完美市场所揭示的那种“无成本”就能发现“公平价格”的理想状态(亦即所谓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比如，有一些学生运气好，拿到高于事后计算出来的应届生第一年的“平均工资”，而比他能力高的同学却没能接受另一些单位所提供的低于心理工资的工作岗位，这个心理底线远远低于能力较差同学所获得的就业岗位给他带来的丰厚报酬，他们只能待业继续求职。所以，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也就根本不可能达致彻底解决摩擦性失业的理想结果。另一方面，欧美政府如今却想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创造“有效需求”，反而埋下了资产泡沫崩溃和通胀高企的定时炸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失业形成的微观机理，处理好“搜寻成本”和“成功配对”之间的“两难选择”。比如，政府注资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去保持“高工资”的招人条件，这可能会增加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因为此时大家不太在乎搜寻成本；但有限的劳动就业机会不可能让所有应聘的人都能得到上岗机会，也就是说，应聘者越多，竞争越激烈，失业率就会增加。相反，另一些急需用人的地方没有得到政府金融扶持而开不出“高工资”，从而缺乏吸引力。不可否认，拿“低工资”的人群会比较在乎“搜寻成本”，但是，他们就业成功的概率却可能大大提高。基于这样的原理，今年诺奖的“政策意义”就在于：要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机制，才能对症下药，比如，应该大大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披露，从而提高雇主和雇员间“就业配对”成功的概率。
    
    今年诺奖经济学奖的“学术价值”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了市场信息不完全所带来的供需双方配对困难，解释了劳动力市场摩擦性失业也是一种“常态”。二是从“流量”概念角度阐述了失业率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微观机制。一般而言，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或政策干预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就业率，但是，因为这些变化首先带来的是各个局部的劳动力市场出现“进入”和“退出”现象，而从一个市场退出或进入到另一工作环境，需要就业人员重新付出较高“搜寻成本”，所以，从宏观总量（“存量”）来看，失业率常常不会因为政策干预而立刻发生质变。三是工资水平不是由市场整体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匹配成功的“供需双方”谈判决定的。从业人员心理价位越低，就越容易接受企业方提出的工资条件。所以，政策干预、制定最低工资水平，会影响劳资双方“配对”的成功概率。
    
二、创造财富才能确保货币的信用本位
    
    事实上，从最早的“戴蒙德悖论”开始，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就引入了局部、分散的交易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重要“价格分布”特征。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劳动市场分析、货币理论、产业组织论等学术领域。尤其是皮萨里迪斯做出的劳动市场系列研究，以及1990年前后日本籍教授清泷信宏和赖特教授就货币理论所集中发表的论文，揭开了“搜寻理论”应用发展的新纪元。
    
    我这里特别想引申一下清泷信宏和赖特教授在货币经济领域运用“搜寻理论”所做的卓越研究。它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和稳定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从他们的严谨论证中，我们意识到商品买卖中“供需两重性”的问题。比如，我想要羊，虽然对方有，但对方却要牛，于是，我就无法跟对方贸易，不得不继续寻找“我的需求他能满足，他的需求我也能满足”的交易对象，为此付出高昂的搜寻成本。但是，我们可以引进“一般等价物”——货币来彻底解决“物物交换”的“供需两重性”难题，从而大大激活经济活动的效率。今天全球正面对由美、日、欧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作为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危险，人们已开始想摆脱日益贬值的世界主要货币，而将由此转移出的大量资金投向缺失“一般等价物”功能的“大宗商品”，“输入型通胀”风险在全球不断积累。不仅如此，正如“搜寻理论”揭示的那样，这些行为会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将来“成功配对”的代价大大增加，摆脱金融危机的周期会被迫延长。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全球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来确保世界主要货币国家不再用恶性贬值的货币政策来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并且，要充分领会“搜寻理论”给我们展示的“财富创造能力才是保证货币媒介充分发挥‘一般等价物’作用的重要支柱”的精髓，各方齐心协力打造能让世界经济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困扰的“新的增长点”。但愿这次“搜寻理论”的脱颖而出，也能帮助美国政府“搜寻”到一套尽快给全世界带来经济复苏希望的政策体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