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迷信和利益

在《猿人猎手》这本书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生态学者克雷格B·斯坦福说，他在北部坦桑尼亚的Hadza部落和Kalahali沙漠的!Kung部落里发现，“甚至最好的猎手也得保持谦虚。在几乎所有的猎手聚集的社会里，谦卑都是一个顽强的文化传统。这是此类文化平等特性的延伸。任何人如果试图用他的捕猎技能来导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个自我标榜的猎手都会遇到坚决的反对、讽刺和羞辱。通常，这种反对是以捕猎群体中其他成员会的言辞奚落或烦扰开始的”。
原始部落的平等首先是通过嘲讽来维持的，文明社会亦然。在古雅典民主的辉煌时期，雅典人把原始、非正式的嘲讽变成了一门艺术。阿里斯托芬，古代社会最了不起的喜剧天才，用他的讽刺把所有那些头脑发昏的自大人物———包括苏格拉底———从云端带回地面。在他的剧本《云》里面，令人生畏的苏格拉底在跳蚤的腿长、蚊子的嗡鸣和拉屎的蜥蜴那里都能找到灵感和“崇高的思想”。后世那些缺乏幽默感的苏格拉底追随者往往认为阿里斯托芬的嘲笑是不可饶恕的，有些人甚至笨到认为他应该为苏格拉底之死负责。然而这些人拒绝看到，除了严肃的哲学家之外，阿里斯托芬的讽刺谁也不放过，包括当时的政治强人克利翁，他以幽默讽刺维护平等的信念，并不在权势和声名之下折堕。喜剧家的责任不在于维护哲学的完整性，而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和必要的生机。一个只有苏格拉底的古雅典文明，远远比不上一个有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并存的古雅典文明。
比阿里斯托芬早不到100年出生的孔子，虽然在后来几千年里其思想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却也是一个好脾气的、有幽默感的人。他坐着木轱辘车到处跑，和他的学生相互取笑。他的学生子游用礼乐之教管理武城一地的老百姓，他跑去说：“割鸡焉用宰牛刀？”然而他的学生一番正辞解释之后，他就很老实地表示明白了，还表扬一下。在他答不出太阳的远近的时候，他也没有对那两个提问的小孩子说：你们的问题太低级了，应该问一些更高级的、更有思想的问题。孔子很诚实，不懂就是不懂，那两个小孩背后取笑他学问不行的话，还能够在他的言行录里留存下来，而没有被他删除掉。今天看来，这种胸怀真是让人赞叹。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中国的残渣之中，只剩下一个有利可图的“为尊者讳”。
我们因此知道，幽默不仅与智力、创造力和胸怀相关，它的生死更受权力的形态决定。
刚刚因为说了实话而被土耳其法庭审判的著名作家欧汉·帕穆克深知这一点，在他无比优美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他说，土耳其的专栏作家们不可能批评和取笑任何有点权势的人，所以只好把他们的嘲讽转移到那些无助的小人物身上。专栏作家们记录这些小人物的普通人生，为伊斯坦布尔赋予色彩和灵魂，嘲讽和幽默像食物中的盐一样，为深切的同情增添了深度。
“如果你在街上看见一个漂亮女人，不要憎恨地瞪着她，好像要杀掉她一样，也不要表示出过分的向往；应该给她一个微笑，移开视线，继续走你的路(1974)。”
“我们急于第一个下船，或者下任何交通工具的热切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没法阻止那些尚未到岸就跳下海达帕萨渡轮的人们，就算我们不停地叫嚷：‘第一个下船的人是头驴’(1910)。”
……
幽默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它的生命力之旺盛，令那些没有幽默感的人痛恨而不解。就像《父与子》的作者、著名漫画家卜劳恩被关在纳粹集中营时作的那幅漫画———《小鸟的精神》：一只小鸟虽然被恶猫吃掉了，但它的歌声却还从猫的肛门里飘出。
幽默的重量只有鸿毛之轻，但它的力量却能够击碎顽石，或者像一根针一样刺入僵化的社会传统。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阶层越底，人们的幽默感越是普遍。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要么极为自信，要么对瓦解自身的利益毫不在乎———因为他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可以瓦解的。更重要的是，幽默感所提供的精神上的自由，使最艰难的生活也还值得一过，它为个人的狭隘生活提供情谊的纽带。
在粗野的幽默诅咒和微妙的文学嘲讽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粗野的咒骂曾经在人类社会早期被用来驱逐和毁灭那些威胁群体的黑暗势力、人或者自然力量。在古典时代前的希腊，人们在早期的丰收祷祝中以粗话来唤醒善、驱逐恶。在阿拉伯部落的战争中，专门有讽刺专家坐在篷车里对敌人扔出利剑般的咒骂。还有特别详细的关于古代爱尔兰讽刺者的记载，他们不仅能够用讽刺的魔力解决社群的问题，而且直到17世纪，他们还能起一些小作用，比如用押韵诗把老鼠咒死。文学嘲讽则是文明世界的产物，它摆脱了魔力的庇护，变得赤裸而遵守规则。即便如此，它的功用只是减弱，并没有完全改变，仍然是瓦解和重构。
仇视幽默的人们通常来自那些希望固化既得利益，却对此缺乏信心的群体。不幸的是，我们的文明历史还不够漫长，不足以使我们忘掉人类早期社会对幽默和嘲讽之力量的那种迷信，仿佛它依然可以瞬间让活蹦乱跳的老鼠在我们眼前死于非命。这种迷信所导致的对嘲讽和幽默的激烈反应，有时会出乎我们意料。
迷信并不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它在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就像法国人类学家卢西安·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所说的那样：在原始人看来，没有一件事情会独立发生，事情发生，必然有其直接根源。如果一个部落的年轻人死于非命，比如说被熊咬死，那就必然是敌对部落的问题(比如巫师的诅咒)，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也就是杀死敌对部落的一个人来“偿命”。
在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原始思维，比如一个很有文学涵养的大导演会认真地相信，一个记者提出的正常的小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其作品的命运，就像询问一个孩子能否活得长久就会让孩子夭折一样。
而在不迷信的时候，这个导演也无法容忍对其作品进行的嘲讽，他必须采取行动惩罚这个嘲讽的人，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认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了真正的伤害，而他对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又缺乏信心。
判断一个社会的自由和平等程度，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们能否对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嘲讽。当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财产的平均也未必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平等。比如刚刚被美国副总统切尼误射伤的富有律师维廷顿，他刚一能够直立行走，就连忙代表全家和自己公开向射伤自己的副总统道歉，翻译成北京话是这样的意思：真对不住，不留神挡住了您的枪口，希望您别介意，下回还来这儿作客。这真是让人笑疼肚皮，虽然道歉的人不这么看。幽默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