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权力，才能让人免于焦虑和恐惧

  曾经有人总结，2009年是不折不扣的“被时代”，人们动不动就要“被增长”“被收费”“被幸福”，在“被时代”的背后，是权力给普通人带来的焦虑。

  这样的焦虑，在刚刚过去的一周，让很多人感同身受。比如说影著协声称要开始收取大巴、网吧电影使用版权费，比如说四川拟给城管扩权，同样在四川，还有突发事件时政府征用私人财产的动议，同样让人们感到不安。

  权力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强制性，它让你无从选择，只能服从，所以，对权力的授予，必须慎之又慎。无论是四川打算给城管扩权还是突发事件征收私人财产，都让人感觉对权力的授予过于轻率，同样，影著协虽然不是政府部门，但不由分说的收费标准和方式，却也带着权力的强制意味，更何况，影著协说了，将通过地方上“有人脉关系的人员”来收费，不知道这会不会是软硬兼施的另一种称呼，甚至有很多人担心，一旦影著协收不到钱，很可能会借管理部门之手强行征收。

  要使人们免予焦虑甚至恐惧，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规范权力，并尽可能缩小权力之手干预的范围。但从上述的几件事来看，当事部门对权力授予的思维，很有些混乱。

  先来说四川的城管扩权，这次的扩权，是要给城管增加国土、渔业海事等方面的行政执法权，一旦通过立法，原来的相关职能部门，就不再行使这些相应的行政执法权。10月14日的《东方网》对此有评论说：“扩权只会让城管形象更糟”。作者指出：就政府职能行使的角度来说，这种“越权执法”是对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一种普遍的共识是，城管的权力不仅不应扩张，反而应当予以必要的规范和适当限制。就在四川省此次召开的听证会上，一名代表也表示：“城管的权力已经够大了，近几年全国各地屡屡曝出城管打人的新闻，原因之一就是执法者的权力过大。”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加节制的权力授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只会招致更大的争议。毕竟，城市管理的诸多领域都要求有专业的知识背景，试想一下，要一个专司占道经营的城管去管理水利渔业会有什么效果？如果不对滥权加以规制，反而将权力扩张制度化，不被驯化的权力必将使得城管的形象越来越糟。

  这篇文章提到了城管扩权还是限权的问题，但我很想补充问一点：行政执法权哪能这样转来转去？大家都知道，行政执法权被相应授予某个专业职能部门，是有充分考虑的，如果这种专业的行政执法权可以被转让，其有效性和权威性又体现在哪里？各地动不动就想着给城管扩权，一方面是城市管理理念出了问题，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权力授予太随意”的陈腐观念有关。试想一下，如果执法权可以随意转让，这个社会将会乱成什么样子？

  再来说说同样发生在四川的突发事件征用私人财产这一动议，在《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中，使用了突发事件可强制征用私有财产的表述，人们的焦虑在于草案对“突发事件”的界定太过含糊，而“强制征用”的表述又显得霸气十足，更关键的是，草案对补偿标准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规定。

  10月15日的《东方早报》有评论指出：民众惧于被征用，权力部门应反省。作者很理性，他并未一概反对突发事件征用私人财产，反而，他提出因公共利益而征用私有财产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的不信任感——谁能够确保政府不会随意扩大“突发事件”的范围，并在现实中改变程序性要件？既然在一些地方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行为都可被随意解释为“公共利益”，谁又能够相信政府今后不会在日常公务中随意扩大解释范围？作者最后提出：“应急征用”没有问题，但必须在该“办法”中增加对政府违反该规定的惩罚性条款，同时加大对私人财产的补偿。唯有如此，方可消除民众心中的困惑。

  征用私人财产动议引发的质疑，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权力授予的问题，如果权力授予的过程完全透明，并经过了民意的充分协商，严格的权力约束规定也能跟上，那么，这样的权力授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安全的、放心的，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出笼的权力会在什么时候咬你一口。

  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看到的，却是一些不安全的权力，它不仅让我们焦虑，甚至还会让我们感到恐惧。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已经被无限扩大的城管权力，它不仅对小商小贩们是噩梦，甚至连普通市民，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城管野蛮执法的牺牲品。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不安全的权力授予模式，正越来越被一些公司乃至行业协会学得，比如说影著协自说自话的电影版权费，你就很难说它只是为了保护版权而不是为了多捞钱。

  权力总是有自我扩张的冲动，所以现代社会才会形成“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共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仅要在权力行使制约上下工夫，更应该从权力授予的源头解决问题——当授权动议产生时，请多问一句：这样授予的权力，是安全的吗？

  □本报观察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