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忆西南联大：杨振宁说爱因斯坦老糊涂了

• 　　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在《上学记》一书中，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先生对自己在西南联大的7年生活有了详尽的记述。何兆武在书中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自由散漫的作风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考区第二名的成绩如愿考入西南联大。他觉得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后仍保持了原有的作风：学生不用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个人行为绝对自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不喜欢听的课就不听。

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听什么，看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随你选。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要按专业课的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个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通过，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做“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陈先生是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讲课比较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钱锺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没有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东西太专业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

自由，学术之生命

联大老师讲课也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老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不大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当然联大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学生和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辩论，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期间，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茶馆听吹牛

西南联大的学生泡茶馆是他们的功课之一。何兆武说，那时候生活条件极差，尤其老师就更艰苦了，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

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是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深圳商报记者杨青摘录自何兆武《上学记》）

何兆武简历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