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统一高考取消始末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教育领域是争夺青年的主要阵地，关系到“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计。由于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因而也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层面。在毛泽东对教育制度不间断批评的影响下，高考最终被取消。 “现在的考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教育部门对高校和人员数量进行大量裁减，高校招生人数大幅度下降，高考的竞争随即日趋激烈，各级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日益严重。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脱离实际的教育，是对学生的摧残。从1964年春节开始，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谈话，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展开猛烈的批评。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现在的考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的方法。”“只是读死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改。现在这个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能读得太多，只能读那么几十本。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 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毛泽东明显反对学生课程太多，认为读死书就会走向反面。

　　3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封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魏连一在信中指出，教育部规定中学生每天的上课时间是8节，实际上，中学生每天必须使用9到10小时，有的甚至高达十一二小时，中学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毛泽东在魏连一的来信中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注：这一批示后简称为“三一〇指示。”）

　　教育部领导立即召开临时党组会议，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5月4日，中共中央在教育部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克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不只是提高教学质量必须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学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7月5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提出学生应参加阶级斗争的主张，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学生要离开课堂，主张学生到课外去从事阶级斗争。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科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32万余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考体现路线斗争，应强调贯彻阶级路线

　　1964年毛泽东发表教育问题的春节谈话后，高教部党组和教育部临时党组随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指示精神。会议一致认为，在高校招生的政治审查方面要严格把关，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招生中多招工农学生。

　　5月20日，高教部党组在递交中央的报告中强调阶级路线，指出1964年高考对工农成分的人员采取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对不愿参加劳动的高中毕业生不予录取；改进政治审查工作，尤其是对已经摘了帽的地主、富农的子女采取与没有摘帽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以同样的政审标准。

　　1965年1月14日，高教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对1965年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高考的政治审查工作。在高考政审中，那些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学生被排斥在高考之外，家庭出身变相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身份。

　　5月25日，在1965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有与会人员反映了1964年高考政审中“宁左勿右”的问题，这一问题被上报给中共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要避免唯成分的倾向，高等学校招生要看学生的表现，正确对待学生的家庭出身问题，避免强调出身而降低质量。

　　但实际上，当时在高考强调阶级路线的条件下，家庭出身成为高考升学的重要考量指标。招生人员在掌握政审标准时，为了表现出与剥削阶级分子划清界限，追求政治立场坚定，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进行政审时尤其严格。

　　在把高考纳入阶级斗争视野的情况下，1966年4月6日至14日，在高教部召开的1966年高校招生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高考展开激烈争论。北京市一个化名“群声”的人在来信中指出，“宁愿埋没几个天才，也不培养几个反革命”。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取消高考，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要政治挂帅，不是分数决定一切。” 统一高考最终被取消

　　在全国开展旨在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批判氛围中，高等教育部没有采纳招生座谈会上提出的取消统一高考的意见。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和批转了高教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并没有指出要取消统一高考。但是，毛泽东已经不能满足于采取教育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他已经形成一套新的教育发展思路和模式，要用“教育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对教育的彻底变革。

　　此前不久，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和从事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学生也是这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着名的“五七指示”，后来就成为教育战线上夺取领导权的依据。

　　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提出了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过去对教育工作的批判发展到对教育工作的全面定性。此后，高校掀起了夺权浪潮。

　　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这些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认为，高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烂高考制度是他们的责任。

　　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在看了女一中学生的信后，非常赞成，并提出补充意见发给毛泽东，信中说：“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

　　在教育领域阶级斗争形势日益激烈的情况下，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

　　与此同时，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都相继仿效北大清华的做法，成立红卫兵组织、贴大字报等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高校干部和教师，掀起了“停课闹革命”的狂潮，高校的各级行政组织陷于瘫痪状态。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这封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信中列举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十大罪状”，建议现有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到三大革命运动 （注：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锻炼改造，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要招收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学，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这7名人大学生对“文科大学学制”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回应。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尽管通知只是指出取消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并没有取消高校招生。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高校招生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高考制度的取消对高校的招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期间实行推荐上学的方式进行高校招生，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