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新中国统一财经始末

1949：新中国统一财经始末

山 旭　

    

    1949年8月3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59天。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这6架国民党轰炸机随后例行公事般的扫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以封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它们最后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扬长而去。
    据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当时上海第二高楼百老汇大厦的22层楼顶就架设着机关枪，激烈地开火，但仍无法阻止敌机的侵扰。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
    上海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被后人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刚刚结束---解放军进驻上海证券交易所，抓捕投机分子，赢得了“银元之战”。如人们所知，“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即将到来。
    在这座大都会之外，是一路向南，将胜利战局不断推进的解放大军。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问题实际而迫切。
    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和部队补给，此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召集各大解放区、野战军的财经部门领导人，在上海专门开会。他们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灭以来中国一直无法实现的大事：统一全国经济。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7月，从华北财委调到中财委的李海，在全体干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陈云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陈云最早的经济工作经历，的确就是在上海“摆摊”：当年为掩护地下党身份，他曾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并颇有收获。
    后来他曾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据周太和向《望东方周刊》回忆，陈云在东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着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
    陈云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时，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原来各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第一次互相接触。
    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负责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特产入境。
    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最“强势”的海盐，山东解放区的货币北海币比价最高；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匮乏，进口量大，发行的西北农币比价最低。结果冀鲁豫曾经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还扣押过冀中订购的煤炭。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于1947年底向中央报告时总结说，各个解放区“互相建筑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后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会议，统一东北地区以外的财经工作。
    邯郸会议开了近3个月，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一再修改后，仍向中央发出了5000多字的会议决议。
    李海说，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各根据地货币之间的比价，后来根据这个比价，于1948年底发行了统一货币人民币。
  “山东的货币和晋冀鲁豫定了1：1，大体相当；和晋察冀定了1：10，其实是山东‘吃亏’了。”当年代表山东根据地参加了两次会议的杨波(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说，这次是中央出面进行了平衡。
    由于中央拥有货币发行权，各大解放区的财政发生赤字需要弥补时，就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这样，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财政。
    杨波说，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地---陕甘宁在经济上还比较薄弱，也没有规定各解放区要向中央交钱。山东相对富裕一些，杨波等人去中央开会，就随身用装粮食的袋子带着黄金，交给中央。
    到1949年时，公粮和税收等财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
  “毛主席说过，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杨波说。
    物价风波中的上海，成为一个契机。

                               上海暂时是个包袱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中共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毗邻上海、最易受上海物价风暴波及的华中局建议，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陈云在开幕会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这样就只能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华东局向陈云汇报说，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
    其他解放区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经过多年战乱，粮棉自给都很不容易，调出去农民就会挨饿。再比如当时交通破坏严重，从四川运米到上海，运费与收购价相当。
    杨波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与姚依林代表中财委去东北“要粮食”，一次运出数千万斤，“讨价还价的零头也得几百万斤”。
    周太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运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为上海没有恢复生产，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这次会议的最大共识是，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周太和说，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陈云解释说，当时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陈云还告诉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希望他们“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上海财经会议最后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8月15日的闭幕报告中提出，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统一征管；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统一购销。
    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汇报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表示同意会议的总方针，“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向毛泽东汇报，预计物价有 “剧烈跳跃之可能”，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

                              高岗曾想保留东北币

  “米粮之战让上海的投机势力亏了老本，资金流动性不足还波及私营实业。政府于是用物资进行接济，彻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业。”李海说。
    集中调拨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加之1950年战争收尾，物资需求减缓，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
    根据这个要求，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
    但恢复后的上海却不愿意参与统一财经。由于1949年的全国支援，只有一小部分轻工企业外迁，保住了工业基础。如陈云预言，上海很快恢复了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的位置，成为东部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李海回忆说，当时上海的负责人还专门向中央发过电报，不愿意纳入统一财经体系。
    陈云随后在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地方主义。最后在中央的坚持下，最有钱的上海和华东局，还是老老实实地纳入了全国一盘棋。
    至此，新中国只剩下东北一个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财政独立。
    李海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
    1948年华北财经会议后，当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专门派人到东北，通报华北财经会议情况和关内各解放区财经情况，并确定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
    据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杨培新向本刊记者回忆，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来，广阔的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8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