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学习时报二级页

    盛世危言

□张剑锋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癸未（初三）这一天，帝国的边境城市——涿郡的蓟城见证了一场自己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盛大场面。大隋天子杨广集结大军，正在这里誓师，准备东征负隅顽抗的“高丽小丑”。大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亘一千四十里”。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杨广，这位后来被贯以“炀”帝这样恶谥的皇帝，当时想必是相当踌躇满志的。

然而，就在这极盛之后不过几年时间，历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前线战事的失利。隋军猛攻辽东城数月不克，又在平壤城下顿兵不前。大业八年秋天，隋军粮尽撤军，在渡过萨水（清川江）时遭到高句丽军的袭击，全军崩溃。紧接着，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堪劳役重负、不愿去辽东白白送死的农民们纷纷拿起了锄头木棍，唱着“无向辽东浪死歌”，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大业九年春，隋炀帝为了挽回面子，不顾国内严重的局势，再次率领大军讨伐高句丽。军出两月，寸功未立，在后方督运粮草的重臣，前丞相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起兵反隋。后院起火的隋炀帝赶紧抛下攻打了一半的辽东城，“即日六军并还”。虽然杨玄感由于犯下了一系列战略失误不久就被隋军歼灭，但他的起兵却引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二次高潮，“山东遂大乱”，而且这也宣布了关陇贵族集团开始抛弃隋王朝。大业十年春，恼羞成怒的隋炀帝杨广一意孤行，第三次发兵讨伐高丽。高句丽此时也已疲惫不堪难以再战，同时他们也看到隋王朝已经自顾不暇，出兵只是为了讨个面子。于是，高句丽王高元送来了隋朝叛逃到高句丽的大臣斛斯政和降表，而隋炀帝也乘机下台，“得胜”班师，虽然高元既不肯入朝，又不派使臣朝贡，杨广也已经奈何他不得了。在隋军撤退的时候，已经是举国上下一片混乱了，“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隋王朝在人民心中已经失去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在全国四处流传。4年之后，公元618年3月11日，隋炀帝在大臣宇文化及发动的政变中被杀，隋王朝不久后即宣告灭亡。

无独有偶，就在隋炀帝征高丽的200多年前，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活剧也曾经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前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8月，国力空前强盛的前秦帝国，在素有明君之称的苻坚指挥下，倾全国之兵87万有余讨伐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前秦大军在“投鞭断流”的豪言壮语鼓舞下动地而来，结果在淝水一战大败，进而引起国内民族矛盾总爆发。慕容垂率鲜卑人在关东起事，建立后燕。慕容泓率领迁入关中的鲜卑人起事，建立西燕。姚苌在关中率羌人起事，建立后秦。庞大的前秦帝国几乎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苻坚于建元二十一年七月为姚苌所俘，被缢死于陕西新平的一座小庙里。这时距离他发下“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以断流”的豪语仅仅2年时间。

为什么历史会跟杨广、苻坚开这样大的玩笑，让他们几乎在刹那间从颠峰跌落到谷底呢？原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在国内潜藏着巨大社会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受盲目自信的驱使，贸然对外采取极端强硬态度——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不啻于拿整个国家的命运去赌博，如果战胜还好，一旦失败，或者在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这一失败就将成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火药桶一旦被点燃，再要想把它熄灭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其实，不论是战争失败也好，还是社会矛盾也好，分开来看，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胜败乃兵家常事，有几个国家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败而复振的情况多得很。就以前秦为例，建国才两年，桓温就率大军杀来，直指长安。前秦并没有就此崩溃，而是稳扎稳打，坚壁清野，终于挽回了局势，最终迫使桓温退兵。更何况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进攻战役，就算失败，也不过就是使得进攻目标无法达成而已，并不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危。

至于社会矛盾，单独来看也都可以有解决之策。前秦的民族矛盾，在淝水之战前基本上没有显露出来。在苻坚的开明专制之下，民族矛盾较之此前的战乱时期得到了相当的缓和，国力达到极盛。如果没有淝水之战的失败，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前秦潜伏的民族矛盾会突然爆发，颠覆整个国家。假如历史多给前秦20年时间，让苻坚的各项推动民族和解、民族融和的政策能够深入的贯彻下去，潜伏的民族矛盾就会慢慢消化于无形。同样，在征高丽之前，隋的阶级矛盾也还没有激化到立刻爆发的程度。虽然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连兴营东都、修长城、开运河、巡行等大役，但他毕竟继承的是一个极其雄厚的家底，“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如果大业之初隋炀帝没有急于出兵辽东，而且也按捺住了他的多动欲望，给人民几年十几年的喘息之机的话，社会矛盾有可能就被缓和下去了。等到隋炀帝兴修的几大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得到显现，隋朝的国力很可能会再上一个大的台阶，如果这样的话，杨广的谥号很可能就不是“炀”了，说不定还要弄个太宗之类的庙号呢。

然而，就像武侠小说中常常描写的那样，两种无毒或者低毒的药物，一旦混和在一起，就成了见血封喉的剧毒。社会矛盾和战争失败这两个似乎不那么严重的问题，一旦放在一起，同时发生，就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战争，不论胜利还是失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很可能会大大激化社会矛盾。隋炀帝先后三次征高丽，征高丽所耗用人力的强度（人数）超过了挖运河和修长城，与营东都相当，而持续时间还要长于营东都。在诸大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再给人民加上这样一个庞大的负担，无异于在已经走到破产边缘的农民们背后再狠狠推上一把。对广大人民来说，去辽东服役是死路一条，拒不应役又是一条死路，所以只能“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其次，战争的失败或是惨胜，将大大削弱政府所掌握的强制力和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力，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甚至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从而给各种反政府力量以可乘之机。如果不是看到前秦军队在淝水遭到重大失败，关东地区除了邺城等几个重要据点之外完全空虚，慕容垂是不敢起兵造反的。同样，杨玄感之所以敢于起兵，也是因为隋军主力尽在辽东，国内一片空虚。而且，随着战争的失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人们会对政府的统治能力和统治合法性产生怀疑。从一个人人都安定的均衡到一个人人都起来造反的均衡，差异就在于人们的信心，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隋末广为流传的“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则进一步显示人民对于隋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已经完全不认可了，这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这样的悲剧应该怎样避免呢？比较直观一点的办法是推迟或者不发动战争。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前秦和隋的社会矛盾在战争爆发之前都还没有到白热化的程度。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过上十几年时间，矛盾自然可以慢慢地缓和、化解，社会可以恢复团结与活力，到时候再进行对外战争，就算失利，也还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支持，不致全盘崩溃，假以时日，还可再决高下。而对那些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采取一切措施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社会准备。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的机遇期，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之快举世罕见，即使是震撼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不能挡住这边独好的风景。从这一点来说，当前堪称盛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过度乐观，以至于影响目前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和平崛起的政策。因为一方面，世界局势还远谈不上太平无事，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之声不绝于耳，我国与周边国家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台湾问题目前虽有缓和，但受岛内政治局势影响，很难说会不会出现反复。另一方面，我国也存在着许多内部社会矛盾有待进一步的解决，距离全面和谐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路途要走。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段和平崛起的机遇，在经济上实现腾飞，在社会上实现和谐，那么二三十年之后，中华民族有望实现伟大复兴，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那时，中国该享有的合法利益自然是跑不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过于急躁，在和谐社会建成之前就急于对外表现出过于强硬的态度，那么从历史的教训来看，盛世也不见得不会出现危局。

因此，特作此“盛世危言”。希望历史的经验教训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