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改变西方对中国陈腐印象 [图片] 非台 保存于 2010年05月10日 21:59

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改变西方对中国陈腐印象 [图片]

非台 保存于 2010年05月10日 21:59

• 字体：大▼
  • 小
  • 中
  • 大
• 转为日志
• 编辑
• 删除

　　将无数的赞美之辞，置于2008年到2010年，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的两年之间，中国与世界共同经历的这场宏大历史戏剧中考察，能体会到更多的意义。“上海世博会将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正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搭起中国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世界交流合作的桥梁。”

　　《瞭望》文章：从奥运到世博

　　世博会开幕之前，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发布《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最终报告》：“奥运会的体育和社会遗产让奥林匹克运动最终得益于北京2008：奥运会越来越具广泛性，在促进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们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北京奥运会)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和不同文化的融合。文化更加开放，文化差异得到了更多尊重，同时也弱化了体育世界向西方倾斜的趋势。这是一个伟大的遗产，因为世界体育的重心和中心开始向东方移动！”

　　4月30日，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以中、英、法三种语言，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致辞：这次精彩的世博会将展示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衷心祝愿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圆满成功！

　　将这些赞美之辞，置于2008年到2010年，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的两年之间，中国与世界共同经历的这场宏大历史戏剧中考察，能体会到更多的意义。北京奥运会闭幕三周之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云集在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加工企业骤然陷入困境，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其规模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口。

　　“那些坐在农田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工(暂且不考虑他们的人数)仅仅是冰山一角。”英国《卫报》2009年2月9日在一篇报道中称，“他们曾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曾经从中受益的中国现在可能希望他们消失。”

　　后来的事实表明，农民工们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2009年12月，“中国工人”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时代》的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面对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覆盖着从城市到乡村的广袤国土。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力图通过“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政策举措，激发蕴藏在农村的最大内需潜力。城市化的战车呈现加速度，农民工们，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们，仍一如继往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支撑着中国的希望——世博会中国国家馆49米高的顶层三折巨幕上，循环播放着导演陆川拍摄的题为《历程》的八分钟影片，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呈现了农民工家庭的三代人与在中国上演的这场人类最大规模城市化的感人故事。

　　4月27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绝对不可或缺的一方。当今世界的任何重大事件，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将无法处理。我们需要和中国一起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如防止气候变暖、经济危机、全球治理改革以及重大的地区危机。”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给人类的历史书写了新的篇章。2008年，登上奥运会金牌榜首位的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但这不是中国人应该沾沾自喜的时刻——奥运会闭幕之后，与“雷曼兄弟”将世界引向深渊同步，三聚氰胺，一种普通的化工原料被大量掺入奶粉，击垮了中国最大的乳品生产企业三鹿集团，激起食品行业的惊涛骇浪。中国人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巨大喜乐，骤然跌落。

　　过去两年中国大事小事不断，也引发一系列变化。2009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以直播的方式对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进行了报道。主持人白岩松评论说：“当我们按新闻规律去办事，更人性化更开放更透明，我们就能理直气壮面对那些不客观的新闻报道，并使这种不客观和不真实成为丑闻和笑料。”

　　北京奥运会闭幕仪式上，国际奥委会临时增加了一个活动——向奥运会志愿者致敬。奥运会志愿者代表着的公民社会参与精神，化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这样的故事，人们还能在上海真实地感受。

　　人类在地球上塑造的文明形态，正处在产业革命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中。因礼赞工业文明而催生的世博会，正遭遇着反思工业文明的后现代挑战。事实上，这种挑战，已成为世博会呈现的内容本身。人类文明的变革与中国社会的转型相交织，给我们观察这一届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提供了视角。近代以来，以上海为前沿，中国经历了一场被动向外部世界开放、学习，到主动开放、学习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还在继续。

　　世博会开幕前夕，普利策奖获得者、美籍华裔摄影家刘香成与英国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共同编著出版《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一书。“老天对中国人并不优厚，中国有着这么多人口，国土面积却以山区为多，”刘香成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民创造生存的奇迹，因为他们是勤劳刻苦，最善于学习的民族。”

　　4月3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世博会欢迎晚宴上致辞：“上海世博会将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正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搭起中国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世界交流合作的桥梁。”

　　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停止向世界学习。这是中国之幸，也是“和谐世界”之幸。□

　　(文/王军)

　　《瞭望》文章：中国向世界学习的机会

　　“现在我们的心态比过去要平和了，这样我们就会抱着学习的心态，不仅仅向发达国家学习，也会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学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刘巍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令世界的目光云集于黄浦江两岸。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近代的“大上海”正是在中国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崛起的。而今天，“大上海”更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缩影，近代史170年来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历程如何评价？

　　在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对于中国与世界具有何种不同的意义？1975年起世博会开始形成对人类文明模式进行反思的惯例，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对过去及未来，有了新的思索与展望，这对于处于现代化征程中的中国有何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张颐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强世功。

　　被动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瞭望》：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被动地学习西方以“救亡”，透过上海这一中国近代化的缩影，如何评价近代史170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强世功：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巨大的转型，既有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也有来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压力，可以说内外交困。在这种紧迫的背景下，我们当然希望找到最直接的办法来摆脱困境，“向西方学习”无疑是最直接、最方便的路径。

　　因此，必须高度肯定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否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能否成长、一个文明能否延续的关键。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全盘西化”之类的激烈主张，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这种主张背后，往往是把“全盘西化”作为手段，是通过全盘否定来救治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因此，我们要看待近代以来在保守与西化之间的论战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主，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摆脱被支配的命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种连续性体现了一种“保守”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华文明作为“天下中心”具有根深蒂固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使得中国人以主人的心态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并促成了今日中华文明的复兴。

　　张颐武：中国向西方学习是必然要经过的历史过程。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打开国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100多年来，我们有很深的民族悲情，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富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对西方有两种心态，一方面是批判的，要反抗西方；另一方面是仰视的，西方科技水平相对较高。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平视的，告别了20世纪痛苦的悲情。无论是综合国力的提升还是人民生活的发展，都是一个新的局面。

　　许纪霖：上海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都市，是拿来主义的。上海是“学西方”的典范，即使这样，上海也没有因此变为一个西方的城市，依然是中国的。1949年之前，上海非常多元，除了学术中心在北京，剩下的中心都在上海。上海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从文化角度，“上”是与时俱进，永远追求最新、最时尚的东西，但也缺乏文化积淀和大气；“海”是海纳百川，上海有巨大的将多元文化同质化的力量，什么东西拿到上海以后，如各地的饮食，川菜、云南菜等，都被上海化了。

　　我们今天可以平视西方了。如果说中国人过去太自卑，现在则有点太亢奋。我们现在需要大国民的心态，就是不卑不亢。世博会上，不管大国小国，大家一起交流，心平气和地看看各自的好生活。很多媒体的报道，主基调是参观者说中国多么伟大，这种基调我个人认为比较超前与可怕。

　　“真正的收获应该是全民的启蒙”

　　《瞭望》：中国的GDP排名已紧逼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并且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依然“保八”成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对于全世界都存在借鉴意义，也有人说，中国依然缺乏文化自信，急于用中国馆那样抢眼的宏伟建筑“证明”自己。在西方世界渡过经济危机，面临转型的时代，中国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学习什么？

　　强世功：中国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大国，而且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这样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依赖任何现成的制度模式，必然会形成“中国模式”。从近代以来的中国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差不多实施了形形色色的人类试验：既试验过社会主义，也试验过资本主义；既有计划的经验，也有市场的经验；既试验过议会制，也试验过总统制，更有二者混合的经验；既有多党竞争的经验，也有多党合作的经验；既有竞争式民主的试验，也有协商民主的经验；既有中央集权的经验，也有地方割据的经验，更有地方区域自治和特区的经验；既有大陆法的传统，也有普通法的区域。所有这些恰恰说明中国的复杂性，但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供研究的经验。

　　由此，“中国模式”不是唯理主义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学者们对现实经验的总结。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那么恰恰是“反对模式”，反对预先设定模式，反对教条主义和照搬照抄，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因此，我认为，今日中国应当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在于不要急于追求西方国家的赞扬或者承认，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不需要刻意追求中国特色，反而应体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

　　张颐武：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进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这个阶段，一个新崛起的社会，一定要有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平台。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时，也有要展示自己的愿望。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在经过了一百多年艰难曲折后，在新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标志性、象征性的符号，展现自己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别人了解自己。至于更深沉地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追求，我们也在努力。用抢眼的建筑，让人产生视觉冲击力，是一个国家崛起中必然的过程。一个民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低迷的阶段，经历了经济上的困难、挫折，希望让别人看到中国人告别了过去贫困屈辱的历史。我觉得，中国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设计，既然是主办者，还是要展现自己的形态。

　　许纪霖：一个国家在刚刚崛起的时候，有急于被承认的心态，这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没有更深刻的内涵，只剩下一个“抱负”。

　　既然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在世博会上最重要的是看看人家怎么生活，看看全世界对幸福的理解的多元性。中国处于城市化发展高潮，人家怎么创造美好生活？不是只有一个“好”，而是有各种好法。我倒是想去看看城市最佳实践区，有决策权的官员也应该去看看。很多人以为水泥钢筋加玻璃就是现代化。其实，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太同质化了。借助世博，我们要重新检讨，什么叫好的生活、好的城市，现在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是“中国经验”，还不能叫“中国模式”，因为还没有上升到理性化的层面。我们还是应该把姿态放低一点。有实力了，能办奥运会、世博会两件大事，是一个证明。但现在的世博会和历史上的世博会已不太一样了，现在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嘉年华活动，如此而已。

　　看世博会不是要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如果怀着这种心态去办、去看世博会，最后的收获是很小的，真正的收获应该是全民的启蒙，是文明启蒙。要了解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多样化的生活？简单地说，我感觉在物质方面，中国不比国外差，甚至比其中一些国家更好，但是我觉得包括城市的人情味、文明程度、守规矩，等等，我们同发达国家还有距离。所以一个国家最后是否崛起，不是看GDP，也不是人均GDP，而是看精英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城市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城市很富裕，但人们还不愿意待在这里，这样的城市是有问题的。

　　“把自己最高的创造力拿出来”

　　《瞭望》：如果说北京奥运会证明了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社会组织能力，世博会作为世界不同文明的际会，是不是检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把标尺？奥运会和世博会，对中国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强世功：如你所说，奥运会是对中国政治社会组织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国家体制的考验。但世博会不同，它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不仅是对文化软实力的检验，也是对技术硬实力的检验。中国人对未来科技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想象，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有自己对人类前景和世界未来的独特想象，而不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就此而言，我觉得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过于强调中国古典元素，而对未来人类发展走向的想象力不足。中国应该展现出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包容性。比较而言，奥运会期间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反而更多展现出不同凡响的想象力。

　　张颐武：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结合环保、低碳的话题，融合了人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观念，结合了人类对未来的畅想和追求。19世纪的世博会仅仅是人类工业文明最高水平的展现，现在世博会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展示，把各国的文化特色、文化多样性展示出来，这需要有一个统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高度，是一个全方位的能力的展现。奥运会是人类的一个盛会，世博会是人类综合能力的展现。从奥运到世博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以后，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我们的文化魅力。

　　毕竟我们刚刚起步，经验上不如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是新兴国家，又有很深的文明底蕴，这是我们的优势。在世博会的平台上，不仅向世界学习，而且把自己最高的创造力拿出来，为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世博会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的魅力，同时又是让中国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可以认为是一个大联欢。

　　许纪霖：早期工业时代，世博会要比奥运会重要，工业的最新发展，都是世博会展示出来的。今天，世博会这方面的功能已经减弱了，就是一个嘉年华。很多国家把世博会作为提升国家知名度的事情来做。二战以后，特别20世纪60年代以后，真正重视世博会的是新兴国家，比如日本、德国。很多国家说，不是在乎世博，而是重视上海；可以缺席世博，但是不能缺席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得更重要了，上海世博会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办的世博会。

　　我一直强调，中国的富强已经是公认的了，问题在于，我们除了富强还有什么。真正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文明是一套价值观，不是仅仅有钱就可以。中国今天要追求文明的崛起，承担大国的责任，不仅要考虑国家利益，还要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要从文明的高度思考问题。

　　“我们的心态比过去要平和了”

　　《瞭望》：黄浦江是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的窗口，上海也是近现代革新思潮的温床。170年过去，如今世博会又恰恰在黄浦江两岸举行，中国已经呈现出更加主动、开放的态势。在全球化的今天，世博会对开放中的中国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强世功：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是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最好机会，从而改变西方人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形成的陈腐印象，从而改变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而这种认识和评价反过来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要知道，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往往通过西方人的评价来寻找自己的生活准则，从而不断追求被西方承认。而今后，开放的中国更需要不依赖于西方而确立自己的生活准则，这意味着我们更加从容地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文明传统，不仅从中寻找有益的营养，更要从中寻找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

　　张颐武：世博会让我们见更多的世面，展馆既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又是创造力成果的最高展现，让我们领略世界的风采，领略“和而不同”的境界。世博的启发性很强，年轻人在世博会上会得到很大启发，就像埋下一颗种子。奥运会是激励人的精神，世博会是给人以启迪。现在我们的心态比过去要平和了，这样我们就会抱着学习的心态，不仅仅向发达国家学习，也会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学习。

　　许纪霖：提起中国往往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很少，还要继续了解世界。现在有一种“思想潮流”，说我们不用了解世界了，世界模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有中国模式，不用和世界模式对话。这种封闭的心态是值得警惕的。

　　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形的，世博会大部分客流，除了临近国家，还是以国内游客为主，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让中国人，虽然没有出国，也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世界，减少一点盲目自大。中国虽然崛起了，但外部的世界依然很精彩。

　　世博会是对一个大国国民文明素质的检阅，最应该提防的是一些中国人的“不文明”，如不排队、乱扔垃圾等问题。世博会本身也是一个文明实验区，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创造者。如果能形成一个文明习惯，以后可以成功举办更多的大型活动。世博会的6个月当中，如果出现常态化的不文明，那就是世博会最大的不足与缺憾。□

《瞭望》文章：世博到来的时刻

　　“今天，上海世博会既是中国向世界的一种展示，也是世界在中国这个平台上向中国的一种展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当晚，烟花的璀璨投映在黄浦江浊浊江水之上，真幻同映，成为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人又一个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

　　与奥运会的百年梦想相同，世博会也是百年来中国人的一大梦想。

　　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在雨雪冰冻灾害、西藏打砸抢烧事件、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中，北京仍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然而，奥运会后中国又受到蔓延于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8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我们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2008年四季度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

　　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于2009年第一季度跌到谷底，经济增长6.2%；第二季度经济增长7.9%；第三季度达到9%；第四季度达到10.7%；全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8.7%。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10年5月6日在曼谷发布《亚太经济和社会调查》。该调查提出预测：在今年中国经济增长9.5%和印度经济增长8.3%的带领下，亚太地区经济增幅可达7%。

　　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时说，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2010年，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但也面临复杂的挑战。

　　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发表公报说，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以及增加世行资本金的改革方案。中国取代德国坐上了世界银行的“第三把交椅”，投票权由原来的第六位提升到仅次于美、日的第三位。

　　世行权力格局的调整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2009年，在美国和欧盟分别出现经济负增长的时候，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亮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日前在网上撰文指出，金融危机已经发生将近18个月了，随着恐慌慢慢减小，资产价格开始变得稳定，形势开始反转。尽管发达国家的复苏仍很脆弱，但发展中国家似乎已经度过了这场危机。中国正在增长，印度经济正在反弹，巴西的增长也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正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迈克尔·斯宾塞预测，发达国家的增长或许将停顿一阵子，但它们的修正代表了它们吸取经济危机的教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21世纪将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的进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8%，而201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4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到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联合国人居署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

　　上海世博会首创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为人类构建了未来城市化可供借鉴的模板。4月24日本刊记者在这里看到，马德里“竹屋”前的“空气树”，是一座十边形的钢结构建筑，顶部安装太阳能板，可实现能源自给；建筑内部自动开启的百叶窗和直径7米的引风机，营造出一个气候控制空间，无需空调即可使“树”内外温差达到近8摄氏度。

　　城市最佳实践区部部长孙联生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世博会第一次提供平台让城市来参加世博会。全世界城市化进程迅速，这些优秀案例将给所有的国家，给所有各个发展水平的城市提供启发。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向孙联生表示，以后的世博会都要设置城市实践区。

　　在184天时间里，世博会共有包括开闭幕式庆典、高峰论坛、国家馆日等在内的两万多场次活动，展示世界各国的城市文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1851年，也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伦敦举行了第一届世博会。中国广东商人徐荣村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装成12捆，参加了这次博览会。我相信，当时的英国人虽然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充满好奇，但更多的是对一个没落帝国的轻蔑。可这也是中国人参与世博会的开始。”

　　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将不仅为世界提供土特产品，也将提供世博会的举办场地。

　　“早期的世博会是人类文明在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展示平台。1851年中国人开始参与世博会，心中产生的震撼，让中国人感到自己的技术需要变革、需要图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本刊记者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参与世博会又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联系。今天，上海世博会既是中国向世界的一种展示，也是世界在中国这个平台上向中国的一种展示。”□

　　《瞭望》文章：上海，打开中国的钥匙

　　上海外滩，原英国领事馆，铭刻着十九世纪中国被动进入国际市场的屈辱历史；2010年4月30日，它修缮完毕投入运营，承担世博会接待任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上海外滩北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西南侧，绿树花草掩映下的小洋楼闹中取静。这座建筑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建成于1873年，是外滩现存最早的西洋建筑，见证了外滩137年的风云变幻。

　　世博会开幕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外滩看到，相比不远处外白渡桥上人来车往、黄浦江边人头攒动，137岁的英国领事馆建筑周围冷冷清清。记者想问路，行人都不见一个。

　　1849年，英国领事馆迁到外滩，此后成为英国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活动的中心。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在这片原本的荒地上，各国洋行毗邻英国领事馆迤逦向南修建，逐渐形成了现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景观。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看到了英国提出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名单，认为上海此前已被英军占领过，对开埠通商一口应允。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

　　美国作家墨菲说过：“假如你想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上海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开埠，是中国被动纳入国际市场的结果，和中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这位主编了《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的近代史著名学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近代上海的道路是独特的，它不同于伦敦、巴黎，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演变为现代大都市的；不同于纽约、洛杉矶，不是在主权完整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也不同于孟买、香港，不完全是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从荒滩上发展起来的。不管怎样，上海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影响巨大，代表着中国前进的脚步。”

　　洋人来了

　　167年前，1843年11月9日，刚刚上任4个月的清政府上海道台宫慕久带着上海县满城文武，来到上海大关，见到了11月8日刚刚抵达上海的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在英军的炮口下，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第二条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供职于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的34岁上尉军官巴富尔，被代表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看中，成了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

　　宫慕久和巴富尔双方议定上海于11月17日开埠。巴富尔在城内觅到房屋，设立领事馆。11月14日，巴富尔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开埠，同时将其领署地址通知英商。

　　“巴富尔14岁入伍，虽然年轻，但已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到上海来，带着战胜国的气势，也很精明。”熊月之对本刊记者说，“宫慕久是科举出身，办事风格比较平稳。”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发布告示公布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23条。章程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一方土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

　　“巴富尔把租界选址在县城北面苏州河南岸，靠近黄浦江，又离县城不远，有利于商业。”熊月之分析道，“宫慕久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按照广州‘华洋分处’的成例，洋人是不跟华人居住一起的；从农业角度看，这里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不能作为良田。”

　　当时的外滩只是阡陌田野和芦苇纤道，巴富尔说服了侨民，搬到地价便宜的外滩去。世代居住在上海城外的农民们，不愿意将土地租给外国人。据巴富尔翻译麦华陀等人回忆，当时农民们对租地的抵制非常强烈。琼记洋行所在地的原主是一位老年妇女，当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官府圈定时，她宁死不肯离开家园，甚至当面责骂上海道台，直唾其面，谓：“决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对本刊记者介绍说，上海商人倒是十分欢迎外国人的到来，“他们认为，广州人富裕就是因为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现在上海商人也能跟外国人做生意了。”

　　上海开埠一年内，在这里设立的英美商行有11家，23个商人常驻上海。广州等地的商人、买办纷至沓来。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时隔5年重返上海后写道：“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

　　1846年4月28日，卸任前的巴富尔租下了外滩北面李家场100多亩的地皮。1849年7月21日，继任的阿礼国将英国领事馆迁到了外滩。

　　根据1855～1857年的外滩地图，英国领事馆以南，是鳞次栉比的外国商行。从毗邻英国领事馆的怡和洋行起，由北至南滨临黄浦江的洋行有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萧氏兄弟洋行、宝顺洋行、图诺尔洋行、华记洋行、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天长洋行、裕丰洋行。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有各式各样的洋行120多家，重要的几乎都集中在外滩。

　　1846年11月1日，香港英商中国邮报报道说：“迄今为止，上海是新开各口中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唯一港口，上海的贸易量已经达到许多人所预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总和。”1846年上海的出口占全中国出口比重的1/7，1851年增长到1/3，并在几年后超过了全国出口的半数。

　　英国驻华公使兼商务监督德庇时在1847年2月24日的一封信中说：“在适当的时候，上海将吸引大部分的对英贸易。”同年发回英国的一份商务报告说：“上海因邻近中国最富庶的区域，特别是主要出口商品的产区，故将成为广州的劲敌，并将夺取广州很大部分的货运量。”

　　“上海开埠之前就是由国内贸易带动的通商巨埠，内贸方面早就超过了广州。”李天纲说，“开埠使得上海从内贸港口城市，转化为一个外贸的世界性港口，1853年上海的外贸超过了广州。”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中国人开的店铺，渐渐在租界发展、繁荣起来。时人记载：“(租界)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其间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界内之盛，实由华民之铺户杂处其间，商旅咸集故也。”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大量江南富户及平民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的“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杂处”。李天纲描述道：“租界大部分商人是中国人，华人占租界人口95%以上。在19世纪末前后，上海南市传统贸易区和租界新兴贸易区是并列的，华界和租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

　　刚刚在西方出现的新事物很快也出现在上海的租界。1881年，自来水出现在租界内。史料载：“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租界自来水公司将自来水遍赠各用户，劝说城内外各茶馆率先饮用，于是用者渐众，风气渐启。《上海乡土志》写道：“城内及南市之人，昔饮河水，污秽不堪，易致疾病，近亦遍装水管，居民饮濯称便，且有益卫生也。”

　　1882年后，电灯、发电厂等相继在上海租界内出现。据《上海小志》记载：“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渐渐地，电灯在上海市民心目中逐渐从惊恐疑忌的怪物变成令人称羡的夜明珠，时人呼之为“赛月亮”，纷纷效仿，因为“租界均有电灯，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而“城内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

　　追溯这段历史，李天纲认为，“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人就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并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制度方面，如商业制度、文化和教育等。”

　　从百业大商埠到政治大舞台

　　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回乡时经过上海，买了一本《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

　　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记载，189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译成中文的西书共556种，其中由上海翻译出版的有473种，占总数的85%以上。上海成了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

　　李天纲说：“明清时期，上海就集中了很多文人学者，开埠以后逐渐成了思想活动的中心。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新式的东西也到上海来了。新派的学者，要做新式的事业，就要到上海来。”

　　甲午战败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5月，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清朝政府拒签《马关条约》，迁都西安，加紧练兵，变法图强。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创办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最重要的报刊之一《时务报》，并亲自担任主笔。

　　《时务报》创刊一年，每期发行增至1.2万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最高纪录。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上海和各地维新人士的集散地，就时局、变法等问题来信来访者络绎不绝，为此，时务报馆曾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为接待时间，“如有要事，尽可立谈数语”。

　　李天纲说：“甲午战争以后上海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上海交通发达，已有电报，相当于那时的互联网。电讯来往畅通，办报也有了条件。”

　　“从戊戌政变以后，有一些人因为租界的保护，躲过了清政府的惩处。全国各地的维新人士，感受到上海是个清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熊月之说，“上海从一个百业发达的商埠，成了一个政治大舞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午，上海辛亥起义在闸北率先发起，到晚上8时，革命军占领整个上海县城。11月4日上午9时，经16小时苦战，革命军攻占江南制造局。

　　熊月之说：“辛亥起义成功，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给湖北清军，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削弱清军有直接影响。上海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上海起义，引起了江浙的连锁响应，为攻克南京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评价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1915年，因参与“二次革命”遭到通缉流亡日本的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15日，陈独秀担任主编的《青年杂志》正式出版，这就是后来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标志之一”的《新青年》前身。

　　在《青年杂志》创刊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写道，科学与人权，如舟车之两轮，不可偏废，“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积极响应。1919年6月5日上午，曹家渡日商纱厂五六千人罢工，此后，电车工人、码头工人、汽车司机、电话工人、外商企业工人、铁路工人等接踵而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上海的“三罢”震动中国。6月13日，《民国日报》评论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之被捕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熊月之说，“上海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对租界无可奈何；交通四通八达。五四运动后，上海比北京、武汉等更适合新思想的传播。”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勘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为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由此翻开。

“黄金时代”的终结

　　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向着近代工业城市与繁忙奢华的商业、消费城市合璧的方向迈进。大规模的工厂成批开办起来；沿着黄浦滩一弯新月形的江岸，巍峨的大厦一幢接着一幢；外滩银行以及邻近的九江路、宁波路一带构成了足以左右中国经济的近代金融中心；市中心的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静安寺等地带，大型百货商场、各种专业商店鳞次栉比，形成繁华商业区。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超过法国、日本和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

　　“那时的上海并不是租界一家繁荣，租界、华界都在发展。”李天纲说。1912年1月，上海开始拆除县城城墙，拆城工程于1914年冬全部完工。环绕旧城新辟的民国路、中华路以及陆续修建起来的马路，把旧县城与城外华界、租界联系在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外资抽离上海，外侨回国参战，英国在印度的工厂纷纷关闭，南亚和东南亚的民用市场，包括面粉、棉布、日用五金品等上海能够生产的产品，全部留给了中国，也留给了上海。

　　熊月之说：“通常讲上海的‘黄金时代’，我以为应该是1918年以后，到1937年以前。这期间，上海的发展也有起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1927年5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决定设上海为特别市，直接隶属中央政府，地位与省相等。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

　　新成立的市政府雄心勃勃，1927年华界的闸北和南市只有172公里马路，公共租界仅占上海城市面积的15%，却有263公里马路。到1937年，华界已经拥有357公里的道路系统，比同时期的租界还要多。

　　1929年8月，上海市政府拟定《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1930年形成《大上海计划》，核心内容是另建新的市中心。这是近代上海第一个完整城市规划，按照规划，新建城区规模远比晚清的南市和闸北宏大，目标是要将上海建成现代化大都市。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一·二八’事变中，闸北的华界吃了很多炸弹，证明中国人能够搞现代化城市的地方，完全炸没了。在江湾建设得刚刚有点眉目的大上海计划，也停止了。”李天纲说，“1937年淞沪会战，不单单是闸北，江湾、杨浦、虹口等地，都受了很大损失。南市也炸掉了，那是上海现代化开始的地方，是上海现代化的根基。”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侵沪日本军舰重炮轰击闸北，日军向驻守在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射击，中国守军予以抗击，淞沪抗战开始。11月12日，上海沦陷。

　　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1934年预测，1944年上海将从当时世界第六大城市跃居世界第二大城市，仅居纽约之后。日寇侵华战争，彻底葬送了这种可能。

　　“经济巨人”之病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沈峻坡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编者按”中号召读者“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认识建设上海的方向……使上海这个‘经济巨人’从病态中迅速康复起来！”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首次发出的沉思之声，当时被视为不顾全局利益的地方主义的表现。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为国家完成财政收入4725亿元，提供全中国使用的国民收入达2963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元，向内地输入各类建设人才140多万人。这样一个“经济巨人”，怎么病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熊月之说：“原来上海是中国接受西方事物最重要的口岸，中外交流最重要的窗口，但解放后的形势却不允许上海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冷战下敌对的东西方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的敌视、封锁政策等，使上海与西方的正常交往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1962年2月，瑞典维昌洋行结束在上海的业务，百余年来在上海经济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西方企业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对上海城市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熊月之说。从1956年到1965年，上海工业经历了三次大改组。到1965年，除采掘、采伐工业以外，上海已经拥有当时中国所有的工业门类。1958年7月1日，国产上海牌17钻手表在市百三店首次面市，当天销售一空。此后几十年里，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无数人的手腕上戴过上海牌手表。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制造”风行全国之时，上海也埋下城市综合失衡的“病根”。用沈俊坡的话说，就是“重生产、轻消费；重挖潜，轻改造；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补偿”。

　　新中国成立30年间，上海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30年中，国家给上海的基建投资约占上海上缴国家的7.38%，而其中非生产性投资仅占上缴国家的1.23%。住房紧缺、交通拥挤、城市公用事业落后和环境污染成为困扰上海城市的四大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上海受到了全国的挑战——

　　1982年，全国工业产品质量评比中，辽宁省获得金牌总数第一，把上海赶下团体冠军的宝座；

　　1983年，各省市国民收入总值的排序，蝉联30余年“冠军”的上海第一次屈居江苏、山东、四川、广东之后；

　　1985年，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和工农业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上海，夺得全国第一。

　　1985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上海的一些地方仍是过去的上海。人民公园原是修饰齐整的跑马厅，坐落在时髦的静安寺路上。外滩破旧的东风饭店，曾是优雅奢华的上海总会。淮海路旧名霞飞路，本是法租界的心脏，三十年缺修少管，尚没有把它昔日典雅优美的风韵全然抹掉。”

　　沈俊坡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1986年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评奖中获得论文奖。同年，广东省外贸出口总额42亿美元，130余年首次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一。外电称：“1853年上海超过广州，象征了中国古典外贸体制的结束。今天广东超过上海，宣告了现代中国开放改革的深化。”

　　邓小平：要努力干啊！

　　1991年6月，《解放日报》报道：“1900年造的5台蒸汽锤至今还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发出震耳欲聋的敲击声，铸铁映红了工人满是汗水和油污的脸，他们操纵着狄更斯时代的工具，步入本世纪最后十年。”

　　1990年初，邓小平考察上海，回到北京后，他对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敦促：“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邓小平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作出决策：“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熊月之说：“浦东的开发开放不只是一个城市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异军突起，更不是一个区域的单兵突进，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最前沿搭起一个‘中国平台’。”

　　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上海，回京那天，他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叫上火车，说：“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运行从相对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91个国家和地区在上海投资2.2万多个项目，累计吸收外资合同金额454亿美元，全国各地在沪投资企业1.5万多家，注册资金超过600亿元。10年中，上海新建建筑面积达到1亿多平方米，市区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11平方米。

　　2002年12月3日，中国获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办权。

　　世博会开幕前夕，本刊记者来到外滩，听到一位导游向游客介绍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二十年前，陆家嘴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之间，设计总高度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正在建设，竣工后的上海中心将成为新的“上海高度”和中国第一高楼。

　　黄浦江西岸，十九世纪中国工业化发轫的历史见证、被誉为“中国第一厂”的江南造船厂已经搬迁，旧厂区成为上海世博会园区的一部分。

　　坐落于外滩北端的原英国领事馆，更名为“外滩源壹号”，4月30日修缮完毕投入运营，承担世博会接待任务。□

　　《瞭望》文章：世博会看什么

　　“世博会的表现方式是寓教于乐、浅入深出的。大多没有语言的表述，只是精彩的画面，或激昂、或振奋、或感伤，但每一个人都能看懂，并能与之产生共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截至5月4日，上海世博会共销售门票3311万张。加上上海市民家庭即将获赠的世博门票，目前世博会潜在参观者已超过4000万人次。

　　世博会看什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向参观者提出建议。

　　看理念，看价值观

　　吴建中(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世博会是弘扬可持续进步价值观的开放实验室。各个国家及参展方根据“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命题来做各自的文章，每一个展馆要表达的是一个理念、一种价值观。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艺术化的展示体现出来，我们只有静下心来品尝和欣赏，才能悟出这些艺术展示背后的道理。

　　世博会是一个大课堂，同样看一个馆，有的人从建筑设计上获得灵感，有的人从故事内容上受到启发。本届世博会将让更多的人在可持续进步引领城市发展上形成共识。围绕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各个解决方案之上表现的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世博会最精彩之处就在于此。

　　世博会是面向未来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在表达一种思想，我们要从这些故事和细节中去品味设计者的思想。比如丹麦馆，它看上去是一个自行车馆，但它要表达的是一个城市低碳生活的理念。现代的城市往往是根据汽车的需求来规划的，而车道越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越不方便。

　　在丹麦，只要有路，首先就要画上浅蓝色的自行车道，丹麦馆做了一个以浅蓝色为基调的自行车馆，让人们骑着自行车去感受丹麦人的城市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丹麦人要表达的是与自然和谐的城市生活方式，其他所有的故事和细节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馆都是精彩的，我建议在参观前多做一点功课，不要只看展品，要透过展品看理念，看价值观。

　　有时会使你终身难忘

　　穆桦(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1988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世博会、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1992年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参观上海世博会中有一句话“不出国门，看遍世界”，实际上是通过国外展馆不同的表象，了解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接触其他社会的文明。世博会提倡文明的融合，通过展示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共同提升的目的，从而建立更高层次的文明社会。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世界是飞速发展与进步的，在互联网和高速交通的影响下，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落，如果连邻居的生活方式都不了解，就容易产生矛盾。通过世博会高技术、高水平的展示手段达到思想互动、心灵互动，使精神在瞬间得到升华。

　　世博会的表现方式是寓教于乐、浅入深出的。大多没有语言的表述，只是精彩的画面，或激昂、或振奋、或感伤，但每一个人都能看懂，并能与之产生共鸣。这种从你心灵深处焕发出的共鸣所产生的震撼，有时会使你终身难忘。有哪一种教育方式与正面启示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世博会主要是看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丰硕成果和伟大遗产，当然也还有看热闹。主办方也会加一些简单的娱乐以烘托欢快的气氛。

　　无处不在的新技术

　　吴志强(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上海世博会有很多新技术新亮点值得参观者关注，这也是体会世博会精神的视角之一。举几个例子：

　　绿色建筑技术。本届世博会是全球新建筑技术的聚会。比如世博轴，利用“阳光谷”和下沉式花园营造绿色地下空间，用江水源和地源热泵调节室温，采用环状玻璃幕墙实现循环自洁。挪威馆则是挪威木材和中国竹子的完美结合，挪威的木结构技术里，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木胶合板技术，可以做成大尺度的建筑构件，而且保留木材本身固有的亲切质感。

　　LED街坊。园区中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一轴四馆”的景观照明全部采用LED(发光二极管)，整个园区80%以上的夜景照明采用LED，是全球最大的LED集中示范区。“城市最佳实践区”街道节点的照明采用创新的LED互动设计，通过灯光与人的互动，留住城市瞬间剪影，提升街道在夜间的魅力。

　　太阳能利用。这是本届世博会的一大亮点。中国馆屋顶安装了太阳能电池组系统，电池组件采用间隔方式铺设，部分区域使用了透光式电池组件。主题馆则采用了屋顶一体化的太阳能电池组件，构成有规律的图案，使主题馆的屋顶展现出了上海城市中最具特色的“里弄”艺术效果。

　　垃圾气力输送。世博中心、中国馆、主题馆、文化中心等核心区域，采用了垃圾气力输送系统，传统的垃圾箱和果壳箱被像白玉兰花瓣一样的垃圾投放口所取代，只要将垃圾扔到投放口，全封闭的气力装置就会自动将垃圾打包送出世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