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国土局长居首位 [图片] 非台 保存于 2010年05月10日 22:26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国土局长居首位 [图片]

非台 保存于 2010年05月10日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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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当官也高危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及背后原因分析

　　近年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断出事而见诸报端。一类是煤矿工人、矿井工人；另一类为落马贪官、问题官员，这两类不同的群体原本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人们却冠之以一个同样的词汇——“高危”。

　　当官也高危，是不是个伪命题呢？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这些岗位可谓“位高权重”，是为人民服务很好的岗位，其成为高风险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

　　当今中国社会正急剧转型，已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风险性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这种风险性已经实实在在地渗透到了各个阶层、各个人群，包括官员，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矿”以及地方党政“一把手”等官员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官员的高风险，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我们应如何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使政府部门的要害岗位，不再 “高危”？本期特别策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高官者说：

　　“我不喜欢‘地王’这个词儿，难道土地价格稍高一点就是‘地王’了吗？”——今年3月，北京市国土局副局长曾赞荣在土地拍卖现场“督战”时说

　　“我也想去高速路上做收费员呢！”——面对收费站管理员月薪过万的现象，江苏省交通厅某副厅长在今年两会上说

　　“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工作，就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发展、稳定、和谐交给我。”——今年1月，陕西省吴堡县县委书记王勇在做客新华网时说

　　“2010年向人民群众做出的100项承诺，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有能力，而且一定能办到。”——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在沈阳市公安局2010年《百项承诺》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在，社会上的业余组织部长很多，时不时地传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要动了，都是小道消息。我们的新闻发布是正牌货，发布的都是权威新闻。”——今年3月，吉林省组织部长黄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拜托大家，一定要文明施工，把影响降到最低！”——今年2月，广州市城乡建委主任简文豪在全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工作会议上向到会的50家建筑施工企业三鞠躬

　　“王家岭矿难确有问题。”——今年3月2 8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在事故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投资性的需求要不要抑制？我买房子不是为了我自己住，我是为了投资，这个必须要抑制。”——今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回应高房价时说

　　“还是问问别人吧，谢谢，我开会要晚了。可以多问问文艺界的委员，他们比我挣得多。”——一名身为国企老总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说

　　“去年岁末，电视剧《蜗居》被热炒起来，间接折射出大都市居民面对高房价的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百态。”——今年1月，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谢晓丹在某工作会议上说

　　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风险高”

　　什么是官场高危岗位？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指责任重大或事故高发，最容易被问责的领导岗位；有人认为，是指情况复杂、人事关系盘根错节，最容易 “中暗箭”、 跌跤子的领导岗位。但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心中的“高风险岗位”，还是那些最容易在廉洁问题上“出事”的领导岗位。而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建委主任、 市委书记、安监局长、国企老总、房管局长被列为“高危” 岗位的前10名(如图)。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调查6810人的结果显示(其中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网络调查6250人，发放书面问卷调查560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风险高”。

　　“您选择‘官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的依据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61%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39%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的实权较大”，20%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在这个岗位上落马的官员较多”。另外，还有10%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媒体的关注度较高”、9%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与老百姓的关系更密切”。由此可见，“岗位的实权较大”、“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做官风险高”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上述岗位的风险性最高，主要基于三个判断依据：一是从“出事”的可能性看，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岗位。而油水多的地方人们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来也很难。

　　二是从实际情况看，已被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查处、并被媒体广泛曝光的贪腐案件中，这些岗位出现的几率都很高。例如，全国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过正副交通厅局长索贿受贿案件，“工程上马，厅长下马”，几乎成了交通基建领域的一句咒语。而从2008年年底开始的对李培英、陈同海等国企高官腐败案的审判，因在犯罪金额巨大上屡创新高，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还有在重庆的打黑除恶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机关某些人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状态更令人吃惊。

　　三是从自身和周围人群的感受来看，人们对侵犯自身利益的腐败活动最深恶痛绝。被各种腐败成本抬高的房价及屡屡发生的幕后交易，还有导致大量生命被吞噬的矿难事件，最容易引发群众举报和舆论关注，腐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最容易暴露。国土局长、建委主任、房管局长、安监局长等“涉地”、“涉房”、 “涉矿”的领导岗位，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就不奇怪了。

　　问卷调查不是精确统计，而是我们“触摸”社会感觉的一种途径。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也许还有距离，但总的来说，还是靠谱的。

　　为什么这些领导岗位会成为高风险岗位？

　　这是问卷调查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些领导岗位都属于公共资源密集的行业或部门，项目密集、资金密集、权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额的财政、信贷资金，有的可以决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工程花落谁家，有的掌握着高回报行业的准入权。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优势，便把收买公共权力，作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弹攻击下，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对一些“出事”的领导干部的调查表明，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上，都惊人地相似。例如作为行政部门领导的交通厅长，经常同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或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后两个机构的“法人”，决策可以避开交通厅党组的监督；而后两个临时机构的班子成员，更没有能力制约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现行体制下，公安部门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权力很多，也非常集中，优势是打击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负责人贪赃枉法，制约监督难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企业领导人拥有财权、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在内的广泛权力，想“捞钱”非常方便。至于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权力更大。特别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家长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为什么在个别县市，买官卖官竟发展到半公开化、批量化的地步，卖官者本人还边卖边升，就说明在其管辖范围内，制约监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

　　因此，诱惑巨大，权力集中、制约监督乏力，制度执行不到位，是导致这些领导岗位成为“高风险岗位”的三个最重要因素。( 人民论坛杂志特约专家 黄苇町)

       潜规则下的“涉土”官员

　　近年来不少地方国土官员纷纷落马。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结果显示，62%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风险最高，排位第一 。

　　潜规则面前国土局长纷纷倒下

　　“为什么大家都叫‘拿地’，而不用‘拍地’，这说明里面有门道，‘拿地’条件政府可以设置，规划政府可以改变，一切主管部门说了算。”温州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到。他甚至直言，土地市场操作基本上潜规则先行。

　　权力大，监管不到位，潜规则盛行，行贿受贿猖獗，使得国土部门成了腐败案发生的重灾区。不仅如此，因为所涉利益错综复杂，这一领域不时曝出串案、窝案。

　　2009年，海口规划土地系统窝案5人获刑，其中海口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受贿13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他获刑官员分别是海口市规划局原总规划师、海口市国土局土地利用科原科长、海口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局原副局长。

　　2008年，广东增城曝出土地腐败窝案，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勾结作假，骗取国家闲置土地补偿资金高达1.45亿元，9名官员在此次腐败案中倒下。

　　再早一点，2007年至2008年期间，重庆揪出土地窝案震惊全国，包括原重庆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原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原重庆国土房产局副局长王斌等，近10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开发商贿赂而落马。

　　潜规则——潜伏、违规、法则

　　房地产从土地出让到规划调整，有很多“猫腻儿”，这已经是这一领域不言自明的“秘密”了。国土官员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在“显规则”掩盖下，行“潜规则”之实，以谋求私利，贪污腐败，使得国土系统的犯罪呈现出——潜伏、违规、又有法律掩盖的特点。

　　以土地出让“招拍挂”为例，在潜规则下，政府官员按照招拍挂的程序可以通过多种违规方式将土地倒卖到意向中的买主手中，具体方法有：一，限定开发商的资质条件，一开始就将大批开发商拒之门外；二，拍卖土地时设附加条件，如要求5天内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但这些条件可能早就通知给意向买主了，他们早早开始准备，而其他的竞买者因为不知情，可能就不得不知难而退了；三，打时间差，如临放假前一天公布消息，要求竞买者在挂牌后3天内交齐保证金，故意排挤外来竞争者；四，还有更甚者，内定的开发商在竞标时以超乎寻常的高额资金拍得地块，但实际交易中政府又通过一些政策将高出来的资金退还开发商，土地的实际交易价则是双方事先商定的价格。所以“招拍挂”的程序看似都走了，实际上和没走是一样的。

　　在调整规划和调整容积率方面，更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主要领导即可。因为调整规划是规划部门说了算，而规划调整的过程是封闭运行的，缺乏公示、听证等程序。据公诉材料显示，在重庆土地腐败窝案中，原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的违法行为就包括帮助开发商调整容积率和调整土地性质和用途等。

　　梁晓琦的个案充分暴露出，我国的土地管理部门位重权大，而权力规范和监管机制存在诸多漏洞和薄弱环节，并且有关土地的决策、审判、监督不够透明、公开，这也是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所在。

　　根除潜规则 科学评估土地收益

　　如何治理土地腐败？人们理所当然将矛头指向权力，认为治理腐败重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权力制衡和监管，增加决策、审批等的透明度。

　　但是，土地领域利益巨大，如果在制衡的表象下实质发生的是权钱结盟， 也就是貌似按照“显规则”实际却是“潜规则”，法律就会形同一纸空文。没有科学的土地收益评价体制，空谈权力监管，那是无本之木。潜规则提醒我们，对土地收益的评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引入科学评价体系，控制弹性利益和灰色收益，缩小权力寻租空间，才能真正将岗位风险降到最低。(执笔：人民论坛见习记者 杜美丽)

　　国土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6

　　风险点：从规划、定价到审批、监督，权力和风险环环相扣。

　　1. 潜规则盛行，难独善其身

　　2. 竞争激烈，公关势力强劲；

　　3. 监管体系不健全，守法犯法一念间。

　　官员感言

　　随着与开发商接触逐渐增多，在与一些大款的交往活动中，思想蜕化变色，羡慕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自身的价值实现等，产生了严重认识偏差，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有钱才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导致错误越犯越大。——原江苏省淮安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杜建平

　　交通厅长“高速”腐败症结在哪

　　近年来，交通厅长落马事件屡见不鲜，“交通腐败”问题日趋严重。2005年，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东窗事发，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河南省连续第三任因经济问题落马的交通厅厅长。2009年12月28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通局原局长雷建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渭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审判庭上，雷建民追悔莫及，“我最终栽倒在自己铺设的‘腐败路’上”！

　　上述案例只是腐败交通厅长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舆论称交通厅长是“高危人群”。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调查者认同交通厅长岗位风险高，排第二位。

　　为了杜绝交通系统的黑洞，中央和地方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措施，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但问题是，法规、政策不断出台的同时，腐败案件反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交通干部大面积“塌方”，这反映出交通建设背后的体制确有漏洞。其关键在于，目前我国公路建设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由政府官员直接操作，使得他们有可能通过垄断而寻租。具体来说，其体制性缺陷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项交通建设工程从立项论证、招标设计、施工监理、预算拨款到竣工验收，几乎都由交通厅独家负责或牵头。这样，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与政企不分的弊端，使得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建设项目中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既是建设者，又是管理者，这就容易使建设项目缺乏相互的制约和监督。

　　第二，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能造福民众，又具有与生俱来的腐蚀性和扩张性。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就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建立起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然而，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很容易导致独揽大权的厅(局)长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第三，项目投资体制以及交通建设组织形式上的问题。我国公路建设指挥部形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内部管理松懈。加之交通行政部门与负责公路建设的公司多为母子关系，筋血相连，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正是交通系统腐败之源。(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高源)

　　交通厅长

　　岗位风险系数 5.5

　　风险点：我国公路建设体制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1. 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

　　2. 项目利润大，寻租很简单；

　　3. 大权独握，监督匮乏；

　　4. 管理松懈，机制不健全

        县委书记岗位如何“脱险”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要求以增进制度执行力作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抓手，到廉政准则和一系列新的廉政措施的颁布、实施，我们已看到了下一步制度创新的指向所在。

　　要使县委书记岗位“脱险”，第一，要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使之回归管理监督的职能，政府更不能使自己“开发商化”。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在强化权力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官员问责制度。不仅要查处以权谋私的犯罪活动，对没有履行监督职控的监督、审计等部门负责人也要追究责任。第三，要加强法制建设。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还要严厉惩治行贿犯罪，净化廉政环境。

　　对于已经或即将身处县委书记这一“高风险岗位”的领导干部来说，“解危”的办法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只要坚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照章办事，就能守的住清贫，顶得住诱惑，抗得住歪风，练得就“百毒不侵”之身。绝大多数处在这一岗位上的领导干部，都做到了勤政廉政，就是一个有力地证明。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书

　　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和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想法来到定远，1990年我被选为副县长。那时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在金钱方面比较淡泊。我常跟家属讲，如果是一些农民、工人、困难户送一些农副产品来，拒绝不了，怎么办？就拿家里的烟酒跟他交换。这样我内心比较平衡。

　　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都讲究交换。交换这个词原来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交换这个词已经远远冲破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进入了政治领域、人事领域和思想领域，甚至成了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因素。现在的人又讲求实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嘴上说“老领导啊，感谢你呀”之类的话，你离开后，老领导可能不说，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会说你这个人尽耍嘴皮子，尽玩虚的，这样你搞了两次人家还理你吗？当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实惠这个词已经被我更加具体化了。(陈兆丰被喻为安徽省第一巨贪，110顶官帽卖了150万，于2006年落马。)

　　县委书记的致命弱点

　　县官自古以来就是“亲民之官”，是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县委书记，作为全县的“一把手”，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而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5%的受调查者认同县委书记的岗位风险高，位排第四。

　　“一把手”的监督软肋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对上，县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相对独立，县委书记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说了算；对下，县委书记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县委书记面临的“利益诱惑”也很大。县一级的城市拆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项目”，往往是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重大工程”， 这些项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其中的“利益诱惑”对一般的领导干部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县委不是基层，但紧靠基层；不在一线，但直面一线。县委书记，主政一方，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险。然而，目前对县委书记的选用、管理、监督等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造成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缺乏真正监督，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

　　由于没有人真正能监督县委书记，这种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他们有的大肆卖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贪污受贿腐败惊人，有的一心只图当大官办自己的事而失职渎职，对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国，县委书记腐败的新闻时有发生。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过去四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的县委书记22名。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株洲原县委书记龙国华。在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还不到十天，龙国华居然顶风做案，突击提拔调整领导干部100多人，成为倒在中央“必杀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很难找到可以有效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区域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

　　真的“山高皇帝远”吗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 使得权责不对称、“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成为县委书记工作中的最大困难。在分税制下，财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财力不足，也使得这些书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县级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高发地区，如何保证发展与稳定，是对所有县委书记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善，“瓮安事件”就是前车之鉴。

　　这种“政治地理边缘”，一方面给县委书记开展工作带来难度，另一方面，导致了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

　　县一级主管的权力过大，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是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买官卖官的潜规则。

　　这种现象在一些少数贫困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千万县令”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三光书记”福建周宁原县委书记林龙飞等都是卖官鬻爵“致富””的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典型。因为他们处在贫困县的位置，“要想富，动干部”，除了卖官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致富”门路了。一县几百科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权，只要紧紧地攥在县委书记手里，就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

　　“郡县治，天下安”。 为保证县委书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避免因擅权滥权而激化社会矛盾、堕入腐败深渊，党中央决定对全国近2000名县委书记进行轮训，但光靠几次集中培训，显然是不够的。

　　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在悔过书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监利书记有“八大金刚”神通广大，要我谨慎小心免得重蹈复辙。而我呢？一到监利就被代某、胡某、苏某等人盯上了，汽车行进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实说明，除了要加强对县委书记的培训和教育，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机制、改革体制、创新制度，加强对县委书记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普通老百姓真正成为监督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将极大地弥补“山高皇帝远”的制度缺陷和侥幸心理。(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艾芸)

　　公安局长的“白与黑”

　　近几年来，不断曝出的黑幕让一些公安局长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湖南耒阳公安局原局长肖强，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长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亮，……一个个公安局长相继落马。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1%的受调查者认同公安局长岗位风险高，位排第三。

　　这些落马的公安局长，如果把他们的履历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长”，著名“打黑局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公安局长落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阳明星公安局长肖强荣膺“打黑英雄”称号，获取荣誉无数；7年后，他被自己发动的打黑风暴席卷，锒铛入狱；2000年9月19日，文强活捉中国头号悍匪张君，声名远扬，10年后，文强在重庆打黑中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句号。

　　有人说，公安局长本来就是在染缸边沿行走，每天与各种刑事犯罪、违法行为、地痞流氓、黑社会打交道，容易坠入染缸。公安局长虽然是“白道儿”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儿”的事，在这个各取所需的社会里，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背离正确的价值观，公权就会与黑社会结合，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果极其恶劣。“黑老大”或直接缴纳“保护费”；或让“保护伞”在其长期盘踞的行业、企业入股分红，甚至直接成为幕后老板。各种不当得利就此通过“黑老大”们的巧取豪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保护伞”手中。同时，“保护伞”使他们继续逍遥法外。金钱和利益就像一块磁性很强的磁铁，公安局长时时刻刻都要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被吸住，在“黑”与“白”之间搏斗。

　　为什么这些落马公安局长行走在“白与黑”之间？有人说，当上局长以后，接触的世界不一样了，于是耐不住公务人员依靠工资的简朴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内心失衡。

　　在中国政法行政体系中，公安局长们大都身兼要职，要么是市委(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么是副市长(副县长)，位高权重。如果公安局长再兼职政法委书记，权力的触角还能伸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长一旦偏离了应有的执政理念，滥用职权，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常青)

　　公安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5

　　风险点：较之于其他部门，公安机关拥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及职责范围涵盖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两方面。

　　1. 社会关系网复杂，诱惑重重；

　　2. 流血牺牲，人命关天；

　　3. 压力巨大，危险重重；

　　4. 一言九鼎，监督薄弱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国土局长风险最高

　　(注：风险系数以该岗位选择人数百分比为参照，百分比个位数四舍五入，以星级为表现形式。如62%的受调查者选择国土局长，其风险系数为6个星级。)

　　国土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6

　　风险点：从规划、定价到审批、监督，权力和风险环环相扣。

　　1. 潜规则盛行，难独善其身

　　2. 竞争激烈，公关势力强劲；

　　3. 监管体系不健全，守法犯法一念间。

　　交通厅长

　　岗位风险系数 5.5

　　风险点：我国公路建设体制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1. 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

　　2. 项目利润大，寻租很简单；

　　3. 大权独握，监督匮乏；

　　4. 管理松懈，机制不健全

　　县委书记

　　岗位风险系数 5.5

　　风险点：县委书记作为全县的“一把手”，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权力。

　　1. 权责不一，履职困难；

　　2. 维稳基石，考验能力；

　　3. 地位突出，腐败难防

　　公安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5

　　风险点：较之于其他部门，公安机关拥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及职责范围涵盖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两方面。

　　1. 社会关系网复杂，诱惑重重；

　　2. 流血牺牲，人命关天；

　　3. 压力巨大，危险重重；

　　4. 一言九鼎，监督薄弱

　　组织部长

　　岗位风险系数 4.5

　　风险点：组织部长，掌握着官场中最为人看重的权力，处在最为敏感的地位。

　　1. 地位微妙，高度敏感；

　　2. 官场内外，层层压力；

　　3. 制度缺陷，考验最大

　　建委主任

　　岗位风险系数 4.5

　　风险点：建委在城市建设各个领域，事无巨细，都能管一把。

　　1. 工作直关民生，利益交错；

　　2. 涉及专业标准，社会监督乏力；

　　3. 项目资金庞大，油水多

　　建委工作事关民生，房产开发、拆迁安置、基建项目招投标，利益错综复杂，建委的一个决策可能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为建设项目保驾护航，各路商人可以对建委官员使出各种糖衣炮弹，能否抵得住诱惑，是对建委主任的一大考验，个人职业风险和权力以及诱惑级别更是成正比关系。

　　典型案例 原(重庆)大渡口区建委主任毕传瀑的“为官经”。第一步，先后多次收取老板“好处费”，胆子越来越大。第二步，收了好处费再借给行贿老板。在大渡口进行城市路灯改造过程中，毕传瀑在工程发包中给予某公司照顾，该公司老板分5次送给毕传瀑好处费14万元。

　　安监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4

　　风险点：说安监局长是“时刻坐在火山口上”一点不为过，“安全工作无小事”。

　　1. 权力分散，有心无力；

　　2. 地方保护， 压力重重；

　　3. 奸商腐蚀 ，无孔不入；

　　4. 安全问责，利剑高悬

　　每一级安监局长都承担着比其他部门更为重要的责任，都牵动着比其他部门更为重大的利益。安监系统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目前虽然实现了垂管，但是仍存在体制机制问题，不得不时刻面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长期积累的不安全因素的集中爆发使得局长不得不时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典型案例“不知道”安监局长的尴尬。2010年3月15日，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25名矿工遇难。记者在新密市矿难现场找到了时任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问了他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他大都表示“不知道”。

　　市委书记

　　岗位风险系数 3.5

　　风险点：处于省县之间的市一级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层，同时肩负城市发展和农村建设的重任。

　　1. 承上启下，双重责任；

　　2. 权倾一方，监管困难；

　　3. 仕途拐点，关键时期

　　市委书记，作为下辖数个甚至十几个区县的“一把手”，有些还兼任省委常委，可谓位高权重，周围绝不乏溜须拍马者、投机钻营者。加之，这些人地位高，影响大，监管起来就更加困难。另外，市委书记上任时一般年龄在50岁左右，面临“仕途拐点”，前进一步就进入高级干部行列，原地踏步就面临“仕途天花板”。

　　典型案例 “一把手”落马带来官场“地震”。2006年，发生了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郴州官场集体腐败案，涉及158名党政官员和商界人士。“在郴州，我李大伦说了算。”市委常委会成了他的“一言堂”。在李大伦当权的后期，干部的选拔多与金钱直接关联，“看票子的厚度决定位置升迁”。

　　国企老总

　　岗位风险系数 3.5

　　风险点：独特的亦官亦商的地位，使得不当利益触手可及。

　　1. 垄断地位，监管困难；

　　2. 亦官亦商，近水楼台；

　　3. 庞大利益，触手可及；

　　4. 贿赂陷阱，无处不在

　　一边是“红顶商人”的称谓和一言九鼎的市场地位，一边是庞大的受贿数额和超高的“入狱率”，这使得国企老总成为人人羡慕的工作，同时也成为高危岗位。“国企老总拿了多少钱？该拿多少钱？”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贿赂的陷阱时时处处存在，防不胜防，难以招架。

　　典型案例 捞不了“权”就捞“钱”。广重企业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总经理王胜杰说，“我始终觉得不太公平，那些农民包工头原来也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后来都是干这干那发了财。我们在国企干活，干了一辈子，长时间兢兢业业，最后也没什么更多的收入。所以我就想通过办公司、持股等得到一些利益。”

　　房管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3

　　风险点：作为政府为房地产管理设置的最后一道重要监督关卡，房产管理局可谓职责重大。

　　1. 尽责则防御房产纠纷，渎职则间接制造房产纠纷；

　　2. 尽责则完善住房保障，渎职则纵容投机倒把

　　在职责和利益面前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在民众利益和商家利益之前，向前还是向后？这些问题成为房管局长职业风险的风向标。他可以选择在房产测绘管理中，把黑心房产商绳之以法，也可以选择与房产商同流合污。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再加上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都可能使得他们在利益的诱惑下迈上不归路。

　　典型案例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遭遇“人肉搜索”。2008年岁末，当房价开始下跌，身为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的周久耕，却放言阻止开发商低价售房，此言一出，周久耕蹿红网络。有网友通过“人肉搜索”，指出周久耕平时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烟”、戴10多万元一块的名表……在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攻击下，当地纪委对周久耕展开调查。

         官场高危是不是个伪命题？

　　“官场高风险”在中国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国现在、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机制转轨期

　　“官场高风险岗位”悖论

　　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如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交通厅长)都是老百姓眼中的肥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是因为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描绘，是中国体制下的一种怪胎。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普遍性，不是说政府公务人员或者从事公共治理的岗位都是高风险岗位。治理腐败好的、体制机制健全的国家，他们的要害部门，都算不上是高风险岗位。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这是个畸形的产物，是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等，都是管人、管事、管钱的，这些岗位权力太大，加之约束、监督、管理不够，就成了最容易出现贪污腐败的岗位，老百姓戏称为“官场高风险岗位”。我认为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体制机制问题，而并非是岗位本身。

　　从现象上来说，“官场高风险岗位”虽然不具备世界的普遍意义，但是“高风险”在中国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国现在、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机制转轨期。在“平均主义大锅饭”时代，人们的心态比较平和，那时候公权力行使得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在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之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社会转型过程和我们公权力的有效制约不匹配，没有有效的对等起来。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深入，社会转型加快，另一方面对公权力的制约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约束机制，导致在某些方面出现权力泛滥。不是仅仅领导干部有可能腐败，每个岗位上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资源，如果掌握公共资源的公权力得不到制约，谁都有可能走向反面，这是人性使然。比如县委书记为什么能成为“高风险岗位”？因为只要当上县委书记，就有很大的用人权，那么一般的请客送礼就会慢慢演变成行贿，演变成权钱交易，最后演变为买官卖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怪胎，我们对重要官员的选拔，没有一种让公众选择的机制，如果老百姓有很大的选择权，那么这些重要岗位中出现的问题就会少的多，官场的风险也会少的多。

　　“风险”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相对于冒着生命危险的一些高危岗位，这种“官场高风险”体现在关键岗位上，比如县委书记、组织部长，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种风险的特征是：当一种权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把一个好人都变成坏人。绝大多数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人选，都是优秀人才，如果不够优秀，也不可能把他们选到这些岗位上去，共产党选人用人还是有着很高标准的。这些人有着相对比较高的学历，有理想和追求，甚至有的人还出身贫寒，有着奋斗的欲望和精神，但是当他们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难免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金钱、美色。而当这种诱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就有可能使一个好人走向反面，在这个时候，犯罪就是一念之间，他们第一次走向偏差之后，以后就慢慢地麻木、习惯这种腐败方式，走向更深的犯罪。

　　举个例子，美国的官员是可以接受礼品的，美国的公务员人员接受礼品，哪怕每年接受一百次也好，一次也好，不能超过一千美元，超过这个数额，就算犯罪，不超过，就是合理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能接受任何礼品，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更符合实际一点。当然了，其他机制也要跟上，比如官员财产申报。

　　有人说，如果能做到廉洁奉公，这些岗位就不存在风险。这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素质极高、非常自律的，那么这些岗位肯定不会是高风险岗位。如果官员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背离了党纪政纪的要求，那么这个岗位就变成了高风险岗位，所以说，这种风险还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风险规避的机制要为“系统漏洞”打上“补丁”

　　风险既然是存在的，就应该有相应的风险规避的机制，我认为风险规避机制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完整的法制框架。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所有权力都要有法律依据，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国家。

　　二是官员队伍大，权力链条长。要通过监督机制规避风险。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作用很大。这个制度设计很有效，从1975年建立运行到现在35年了，过去香港政府是个腐败官场，现在香港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所以我们也要研究约束机制。执政党如何监督官员？公众如何监督官员？不能只让中纪委起作用。让各级纪委发挥作用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途径。我认为，如何发挥执政党的监督作用，这篇文章我们还没有做好。纪委还在对地方政府“负责”。

　　此外，目前我们还缺乏公众的监督，权力不公开不透明。大量的处理事情是暗箱操作。老百姓这里能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就是有了网络，网络监督异军突起，网络民主异军突起，网民通过网络这种强大的呼应效应把政府推到聚光灯下，甚至把一些腐败分子绳之以法。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即政府权力一定要公开透明，政府审批一些项目，比如土地等等，一定要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让百姓能够看得到，这样腐败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目前，公众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之所以不高，是因为他们没有手段。如果体制赋予他们很大权利的话，公众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一定是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监督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

　　三是净化社会环境。要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要彻底消除这些庸俗的吃喝风、请客送礼风。如果所有哪怕是绝大多数官员做到廉洁奉公，我相信老百姓不会主动送钱的。官员廉洁和社会风气的提升都是相互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人民论坛记者常青 采访整理)

　　网友声音

　　“当官还是当今中国最滋润的职业。说到底，因为现在还没有一套官员受到公众严格监督、必须向人民负责的有效制度。”——网友：毕文昌

　　“领导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那才是自己所需要的，如果有了监督就会大惊失色，并认为自己进入高危行业。”——网友：痴情文化

　　“都说公务员是个‘铁饭碗’，但绩效考核却成为一项硬指标，公务员成为当地的‘高危’职业。”——网友：刘天

          官场高危岗位，在古代官场用语中可以叫做“肥缺”，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是专指旧时收入(主要是非法收入)多的空额官职。我们今天说的官场高危岗位，当然是指占据了空额肥缺并且依据手中的权力可以继续出卖肥缺的职位。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核心理念就是“升官发财”。升官为的是发财，升官可以发财。“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无不诠释了这一理念；而且早在为当官做准备的读书阶段，就向学子们描画了这一诱人美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这就像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追逐资本以获取财富一样，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官吏以追逐升官而赚得金钱，以权力换取各种好处。难怪林语堂当年痛骂：“中国的官，就是读书的土匪”。会当官，会捞钱，会读《论语》，成为为官者的基本功。正因为当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因此穷官就成为清廉、有操守的象征。

　　官场高危岗位具有高风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呢？因为它有高回报。古代一个关键职位的官吏的实际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赎买权力的赎金构成了官员的大部分收入。养廉银是国家财政支付的赎金；各种陋规、税收提留等灰色收入是请托者支付的赎金；贿赂款、贪污款、勒索款等黑色收入是直接由民脂民膏支付的赎金。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生财之道是出卖官职。封建时代的卖官，有暗地里进行的，也有明码标价的。汉灵帝时，某地公开卖官，郡守崔烈花钱500万，买到司徒的官职。北齐后主亲政时，上至郡县一级，下至村官，都标价出卖。明朝后期吏治日益败坏，卖官纳贿之风大盛，官价越卖越高，一监司的官缺，开始卖700两银子，三天后涨到1500两，最后涨到2000两。这种官场腐败源远流长，也流毒至今。安徽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居然“理直气壮”地说出：“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因此据“权”力争，出卖官职，竟卖出百余顶乌纱帽。

　　官场高危岗位毕竟风险大，如何化解这种风险？古代官场的做法就是分肥。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就可以变成分肥。如种种官场“规礼”，就是照规矩送的礼金，分为常规性的和临时性的两种，常规的像什么“炭敬”(取暖费)、“冰敬”(降温费)、“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临时的像什么“程仪”(路费)、“使费”、“部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钱)等等。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可见，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而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只是走过场，甚至助纣为虐。所以，在封建制度下，即便是嫉“贪”如仇的朱元璋，也束手无策，慨叹：“本欲除贪，奈何朝杀而夕犯！”

　　然而，今天的官场高危岗位毕竟不同于古代了，但封建官场文化的胎毒和烙印，在短时间内还挥之不去，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较量，官员们也必须经受一场洗礼。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但是有社会的监督，有舆论的揭弊，民间掀起扫黑风暴，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在官场高危岗位上工作的都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要顺应时代潮流，作改革发展的先行者和促进派。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应当让全体人民从领导干部的身上看到希望和未来。官员也要习惯于在法治的环境中想问题和做工作，把握住为官做人的底线。《明史杂俎》记载，朱元璋有一次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乐？有人说功高盖世者最快乐，有人说金榜题名者最快乐，有人说富甲一方者最快乐，而一个叫万钢的大臣回答：“天下守法者最快乐”。朱元璋听后大悦，夸赞万钢“见解甚是独到”。作为一名执政官员，要时刻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悬在头顶的“三尺利剑”，心存敬畏，做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样，高危岗位就不“危”。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对官员仅有体制内的监督远远不够

　　官员何以成了高风险职业？除了资本的魔力与人性自私释放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在相当一些干部心中有“权力末日”情结，趁说话管用，先把钱捞到再说，否则，权力过期作废。今天对中共执政构成威胁的恐怕不是资产阶级，而是那些“政治正确”的腐败分子。

　　贪官，本质上讲就是违反了党纪国法，就是政治上的反动。但是贪官却恰恰用政治来遮风挡雨，程维高以“郭光允诽谤领导”，危害安定团结来收拾异己；成克杰在广西水灾时，撤掉那些“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公仆。那些政治词汇背得顺溜的人捞钱也捞得顺溜，他们把政治也作为腐败的挡风墙。

　　官员成了高风险职业，另一方面要从当前官场生态来分析。当前，对官员的监督主要来自纪检系统，是官员监督官员，这种体制内的监督虽然能起到不错的效用，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只有把体制外监督纳入官员考评体系中，并让其发挥重要作用，才能真正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比如把民意评价纳入监督体系。

　　如果仅是体制内的监督，可能会导致官场生态异化，从而形成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据我的观察， 当前官场有以下几类干部：

　　一为技术型干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上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做过大型企业老总的技术型干部，他们作风严谨，素质很高，但有理工科思维，思考问题有程序色彩，少了点人文精神。 二为乡党式干部。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能力不强，但相信厚黑学，钻营取巧。三为知识分子型干部。近年来博士纷纷从政，他们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有理想主义情结，常常以哲学思想介入政治，忘记了现实政治。

　　当前部分地方的官场，由于权力被一把手高度垄断，官帽也是垄断的，所以一些乡党干部即使公众认可度低，仍然能够青云直上。而技术型干部、知识分子型干部而因不善于钻营而在原地踏步。

　　防范官员岗位“高风险”，我认为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技术官僚搞执行，靠制度竞升。另外一点，就是要引入体制外的监督力量，并让其发挥作用。 (作者：蒋兆勇 为时政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