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分配呈现穷降富升 [图片] 非台 保存于 2010年05月10日 22:21

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分配呈现穷降富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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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C FP　供图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门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
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
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
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
专家：中国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 较2009年将近翻了一番
2010-05-12 02:19:00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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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日，一篇《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事实上，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数据还不足以反映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而以财富差距来衡量或许其数据更为严峻。
李迅雷
近日，一篇《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决定收入差距，但目前中国增长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调整余地在于二次分配。从目前来看，改革财税体制比调结构更有效。
不过从时间上来说，贫富差距的缩小要到2015年才有可能开始实现，而这还是乐观的估计，前提是实施合理的财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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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但这还仅仅说明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更受到关注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
首先要强调的是，基尼系数也只是反映当年实际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分布情况的一种指标，而非全面、客观评价收入差距所造成影响的指标。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我国约为10%)，因此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能起到积极作用。
事实上，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数据还不足以反映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而以财富差距来衡量或许其数据更为严峻。如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估计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了，而20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
经济增长方式决定收入差距
期望经济增长来缩小收入差距，可信度并不大，关键是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根据一些研究，1979到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仅为0.89%，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9.46%，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90.54%，这是一种较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决定了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首先，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薪酬，在很多竞争性行业被压低。据统计，当前全国7.67亿就业人口中的7 亿人就业于非国有领域，其中4亿多为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和从事工业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充裕和重工业化的加速使得劳动力薪酬水平被压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0 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55.4%下降到2009年的42.8%。其次，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第三，政府为了完成GDP高增长目标，更愿意增加投资性财政支出，减少福利性支出。
我国企业工资支出在分配中的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
我们不难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速这一线索，推导出必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因为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组合，是可以让要素投入得以持续、GDP高速增长得以保证的最佳组合。而结果是企业、政府和少数个人的收入、储蓄和财富的增加，和大部分居民财富份额的下降，同时由于不对地方政府进行盈利考核，其负债水平将大幅上升。
改财税体制比调结构更有效
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是目前政府所极力倡导的。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调结构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即便我国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也难以改变以高储蓄率为特征的、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东亚模式”。
因此，如何通过收入的合理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应该是比较有效的途径。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与十六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相比，更体现了对于“公平”的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目前出现的“民工荒”，未必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实质上是对“薪酬”过低的纠正。
但随着若干年后因各地盲目投资所造成的地方债务问题凸显，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将减弱，劳动力供过于求又将成为常态，期望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缩小贫富差距，只能是非常长期的目标。
而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方面，调整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在财政收入方面，最大调整余地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将所有的政府收入都纳入到预算内管理。
从目前的所得税征收情况看，我国的个税2007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7%，占GDP的比重为1.3%，而日本对应的比重为29.4%和2.7%，美国为45.3%和8.5%。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比重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目前的累进税率并不低。从酝酿改革到人大通过，到形成有效税种，乐观来看也要5年时间，但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贫富差距将出现加速扩大趋势。
而在其他税收方面，一是可以设立房产税、今后考虑物业税等税种，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二是可以征收资本利得税，对在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方面获得的收益征收利得税，以利于抑制暴利阶层的财富膨胀。
如前所述，中国居民的财富差距要大于收入差距，目前居民住宅的总市值估计超过100万亿元，达到GDP的三倍，是目前贫富差距过大的最主要特征。因此，未来5年内房地产泡沫消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只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增加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这对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缩小实际收入差距是非常有效的。目前，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产生的间接负债规模日益扩大，估计两年后要继续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已经十分困难，这也会促使地方政府角色转型的速度。此外，2015年将是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这客观上也要求政府不能再利用人口红利来降低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
综上所述，如果上述的财政体制改革举措能够实施，那么乐观估计，2015年之后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趋势将会形成。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