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兵：几个有关中医的问题的非系统性思考

几个有关中医的问题的非系统性思考
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年第2期
几个有关中医的问题的非系统性思考
刘　兵
近来，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医的问题颇为关注，出现了许多的讨论和争论。加入讨论并发表观点者，既有学过中医的人，甚至中医从业者，也有中医圈子外面的人。相应地，由于对科学编史学研究的需要，笔者在有关的阅读中也间接地涉及到一些有关中医的问题，当然，在其他场合，包括在讲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类型的课程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涉及到有关对中医的看法和评价的问题，更不用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几乎不可能不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一个实例：我们当中，有谁从来没有用过“上火”这个本属于中医概念的词？）。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开始考虑这样一种可能：一个并未系统学习过中医的人，是否可能从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从整体上，以当代科学哲学的某种视角，来形成自己对中医问题的某种理解呢？这样做，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尽管也许会因为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内容缺乏系统了解而显得外行，但反过来说，却也可能因此而跳出某种定势的约束，而且，在更为一般的关于科学和科学知识的科学哲学理论的框架中，反而可能另有某种优势。总之，是有利有弊吧。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再加上在最近一些有关的讨论中，在看到一些有关的观点时，常有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但却也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做点儿简要的陈述。不过，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这种陈述肯定是零散和非系统性的。
首先，是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有关此问题的讨论非常常见。肯定、否定或模棱两可者皆有。但最简单地讲，与此争论有关的一个前提，却经常没有被界定得十分清楚。显然，如果严格地按照科学这一概念最狭义的定义，即把科学等同于源于近代欧洲诞生的西方主流科学，那么，中医肯定不是科学。因为在西方近现代主流科学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对于自然现象进行探索研究和解释的规范。用科学哲学家库恩著名的“范式”概念来说，也即西方近现代主流科学是有其相对明确的“范式”的，而中医的“范式”，则与之几乎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所谓“西医”，至少在临床医学（而非部分地作为其基础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科学）的意义上，西医也不应被归为“科学”。一些国外学者，也有持这种观点的。比如，研究医学史（特别是中医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就把医学称为“术”（或者“仁术”）。从科学哲学的立场看，这里面的道理，部分地在于西医的临床医学，在涉及到观察、观察与理论、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以及何为有效验证等方面，与那些精密科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当然，与中医相比，西医与严格意义上的精密科学在“范式”上的差别要小一些。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另外一种理论发展的趋势，即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教育等领域中，研究者们对于西方主流科学之外的那些“地方性知识”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实，按照这种看法，西方近现代科学本来也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是由于某些其他的原因，使得西方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走向了“全球化”，但对此的分析，暂时先不在这里展开。
因而，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概念做些拓宽，把那些人类对于自然（当然包括人本身）的系统认识都包括在广义的科学概念范畴之中时，那么，中医（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非西医的非主流医学，如蒙医、藏医、印度医学……等，当然也可以算是“科学”。只是，这种只在表面上涉及科学概念范围的界定的规定，并没有太大的意思。有意思的，却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西方近现代主流科学（及其“范式”），是不是就是人类唯一认识和理解自然的途径？西方近现代主流科学将其最根本的基础，放在经验的验证之上（当然对于经验验证本身的“客观性”，又涉及到像“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因而还可以讨论）。而中医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如果就其功效性这种经验性的判断来说，则已是经受了长期的选择而存留下来的。
其次，是如何看待中药的问题。就医学理论和药学理论来说，只有在一个系统中谈论问题，才是有意义的。除了那些无论那个理论体系都说不清其治病的道理而只在纯经验的意义上有效的“药物”之外，一般地讲，药的理论是无法脱离其与之相关的医学理论的。也就是说，中药之所以成为中药（这里暂时先不再细致地区分针对个体的药方和针对群体的中成药），那是因为在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对于那些药物有其特有的认识，离开了中医理论单纯谈论那些仅仅在来源上是所谓“中药”的物质，那些物质就已经不是在原来意义上的中药了，而只是“药”，充其量，也仅仅是指产于中国的药，或曾由中医用过的药而已。其实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是自然界中的物质，但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对这些物质（及其它们之间和它们与人体的相互作用之间）有着不同解释。如果只用西医理论系统中的药理学来分析和理解那些仅仅因为本来由中医所使用过的作为药的物质，那就或是无法理解这些物质在中医理论中的意义，或者干脆就只是在认识纯粹因为在形式上由中医所使用过的物质材料的意义上的“中源西药”而已。在近来的一些报道中，有时会看到说某某中成药因含有有毒物质而被禁止使用等，那也只是在一种西医意义上对该“药”以及“毒”（所谓“毒”的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脱离具体的理论系统）的理解，甚至可能是有问题的理解。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基于对某“药”的性质及其与病人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而使用它，此“药”才为“中药”。
最后，是一个经常为人们所争论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所谓“中西医结合”（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的所谓“中医现代化”）的问题。如果不说在时间维度上中医自身的发展那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在我们经常使用的指向很有西化味道或“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化”，那么，换一种说法，这就是一个中西和西医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到科学哲学中所讲的遵循不同“范式”发展起来的不同理论是否可“通约”的问题。按照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以及其他人在其基础上的相应发展，中医与西医的理论可以看成是彼此间不可通约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西医的“结合”，就只能是一个虚幻的理想，如果非要强行将其“结合”起来，其结果，或是某一方的消失，或是成为不伦不类反而丧失了两者各自长处的新的什么东西。在国内许多年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结合最为可能的结果，是西医“改造”了中医，使得许多中医医院中的中医实践不再按照地道的中医方式进行，成了在西医的理论框架和诊断治疗系统中的一种地位尴尬而又与之存在有矛盾冲突的另类补充。
其实，按照前面所讲的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来看，各种“地方性”的“科学”，本是可以并存的，并不一定（也不一定就可能）彼此真正融合，而是在有少数的重合之外，更多地保持着彼此的独立。相应地，将西方主流科学、属于文化传统中的非主流科学、西医、中医、以及其他各种不同于西医的各种医学，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多元的“科学”的整体图景。这种多元的“科学”图景，实际上是给人们对于何为科学真理、科学真理的唯一性、科学客观性的含义等等问题，带来了新的看法。例如，笔者以为，在一种形象的比喻中，也许不妨持这样一种设想：对于像疾病，或其他任何科学研究的所谓的自然界中的客观对象，如果我们一定要假定或相信那种在纯粹经验的意义上无法最终证实和把握的自然界中的对象（那是一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性的东西），那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多侧面而非单面的客体，相应地，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就多元地分别是针对着它的不同侧面的认识。就都是针对这个客体本身的认识和将认识基于经验而言，不同的科学理论都可以是“客观的”，但由于它们针对的是对不同侧面的认识，除了少量的重合之外，绝大部分彼此间又是彼此独立和不同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科学和科学认识的图景。
在有了这样一些认识之后，再来看目前许多有关中医和西医的争论，对许多问题就可以有另外一些理解。例如，无论是将中医看作“迷信”、“伪科学”的对中医的反对者，还是极力要在西方科学的意义上强调中医是“科学”（这也与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有关），或是在想要将中医纳入西医理论框架中的努力的那种对中医的人，其实，都不过是采取了一种以西方主流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主义的立场。而在这样的立场下，中医就不会被恰当地对待，也不会有理想的前景。因而，迫切需要改变的，实际上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