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轩—— 鲁迅语言的变脸艺术

鲁迅的文章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令人百读不厌，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在语言上的卓越成就。我认为这种成就主要表现在鲁迅往往通过词语优选的表达方式，循着艺术化的语言方程式，摄取常态语言的变格，以种种破坏来创造美感的行为，让语言产生了一种超越寻常的效果。那么这种“破坏”艺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变词性
　　
　　鲁迅在遣词造句时，为了制造某种修辞的效果，故意回避词语的习惯用语，临时改变词性，有意违反常规，给人以新奇的感受。
　　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风马牛》）
　　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友邦惊诧”论》）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药》）
　　三个加点的词都是名词用作动词。“牛”指出了那种不区分“牛”和“马”的行为，“国”披露了有人对失去国土无动于衷的态度，“运气”揭示了人物霸道，占了老栓的便宜，还反讽老栓的特征。这里名词变化为动词，把动态和静态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阿Q正传》）
　　“了然”是形容词，有“清楚、明白”的意思，这里用作动词，有“弄清楚”的意思。这种变化化静为动，增添了语言表达的动态感。
　　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
　　“小”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名词，指细小的东西。这种变化描绘出了人物的性质和状态，语言形象可感。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中国文坛的悲观》）
　　“呜呼”是感叹词，这里用作动词，有“悲愤地说出什么”的意思。这种变化具有了讽刺意味。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阿Q正传》）
　　“十分”是副词，而“九分”则是数量词，这里变化为副词，即鄙夷了酒店里的那些无耻的看客，又联系上一句的“十分”，鞭挞了阿Q。语言诙谐幽默，嘲讽入木三分。
　　
　　二、变色彩
　　
　　鲁迅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而临时改变词语的感情色彩和语义色彩，语言既幽默诙谐，耐人寻味，又新颖别致，含义深刻，给读者的视觉与情感带来强烈的冲击。
　　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藤野先生》）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呐喊>自序》）
　　“标致”是一个形容小姑娘漂亮的词，用来写清国留学生的丑态。“赏鉴”是欣赏鉴别，“盛举”是盛大的活动，用来表现自己对同胞的麻木的激愤和悲哀之情。这是褒词贬用，无不带有讽刺意味。
　　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拿来主义》）
　　“吝啬”是说该用而不用，本是贬义词，这里不用常格而用变式，有很强的褒义色彩，情味幽默。
　　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风波》）
　　秀才听了这“庭训”，非常之以为然，便即刻撤消了驱逐阿Q的提议，而且叮嘱邹七嫂，请伊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阿Q正传》）
　　“飞黄腾达”是用来比喻官职地位升得很快，这里将描述重大对象的词语用来描述较小的对象，改变了词语的色彩。“庭训”“撤消”“驱逐”“提议”等都是大词小用，庄词谐用，一方面刻画人物滑稽可笑，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阿Q正传》）
　　“安静”本是周围没有声音或状态安稳、平静的意思，这里用来比喻辛亥革命影响甚微，是一场雨过地皮干、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小词大用，语言冷峻深沉。
　　
　　三、变语序
　　
　　鲁迅为了语言表现的生动活泼，曲折多变，突出强调某一语义内容，往往改变句子成分在一个句子里稳固的位置，突破词句正常排列的语法顺序，让语言产生出一张一弛的弹性，给读者带来多元解读的兴趣。
　　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祝福》）
　　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祝福》）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药》）
　　这里常规的语序应该是“一个男的孩子”和“一个空的破碗”。变化后定语倒置在名词后，强调了人和物的特征。同样，“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是修饰“鸭”的定语，本应在“鸭”的前面，这里移至后面，既把“鸭”放在了显要位置，又突出了看客的愚昧和麻木不仁。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伤逝》）
　　这里正常的语序应该是“永远、永远地决不再来了”。变化后，状语后置在动词后，不仅强调了子君永不再来的意义，而且让人读来凄婉动人，更好地去体会涓生内心那种难以名状的彷徨和苦闷的心情。
　　“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论雷峰塔的倒掉》)
　　这里常规的语序应该是“我以为并不见佳"。变化后，宾语前置在谓语前，先一步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很好地起到了突出和强调重点的作用。
　　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他兴高采烈得非常。（《阿Q正传》）
　　这里都是调动正常词序，使它们越出常轨，以强调某些词。“非常”放在句尾，渲染“兴高采烈”的程度；“声音”置于主语之前，强调阿Q打牌的大呼小叫。人物的神情相貌活现在读者面前了。
　　
　　四、变属性
　　
　　鲁迅在描写事物的过程中善用比拟的手法，避开词语使用中的一般属性，使描写词语的属性错位，使语言更形象、更鲜活、更生动感人。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在酒楼上》）
　　这里写“你”“我”都“飞”起来了，把人写成会飞的物，属人的物化。某些事物一经鲁迅的妙手，立即上下一新，面目灿然，新颖得令人忍俊不禁。写杨二嫂的瘦长，用“瘦脚伶仃的圆规”作比（《故乡》）；写毛资甫大儿子的胖，说他“胖到像一个汤圆”（《高老夫子》）；写高老夫子走路的别扭，则“像木匠牵着钻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高老夫子》）。读着这些语言，本来呆板的文字便在眼前活了起来，构成各种各样的形象，让人感到所状之物似乎可以触摸得到，消除了空洞、抽象和概念化的语言。
　　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青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雾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祝福》）
　　“忙碌”本是写人的性状形容词，这里移来表现雪花的气色，属物的人化。《兔和猫》中写到兔时就常用这样的字眼：“他们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弟弟”、“他的孩子”等等，将动物拟人化了，从这些字样上，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对兔子的喜爱之情，也在心头上注入了温柔的感觉。《明天》中说纺车“静静的地上坐着”；《示众》中说“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的坐着”。这些本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经拟人化的手法一写，就仿佛活了起来，立刻给人以生动具体的印象。
　　再看鲁迅把属于写此类人的词用来写彼类人。《风波》写七斤，“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出场”本指演员登台或运动员进运动场等，这里用来写这位农民虽住在农村，却不捏锄头柄，帮人撑船进城，知道些新鲜事，笔墨经济又内容丰富，语言尖新别致。杂文标题《二丑艺术》，以戏班中的角名，来指那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既新奇醒目，富有吸引力，又增添了艺术语言的幽默感和讽刺性。
　　
　　五、变雅俗
　　
　　鲁迅在写作中故意用一些雅词来写低俗的人和事，或将一些俗语嵌入到一些雅体中，造成形式上的不和谐，给人以乖张、矛盾的感觉，从而达到奇妙的艺术效果。
　　《阿Q正传》里写地位卑微、目不识丁的阿Q，故意采用“渺茫”“飘飘然”“怒目而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等文雅的书面语，在冷峻的叙述中透出几分幽默。写人物骂人的话也写得各如其人，雅中俗得得体：鲁四老爷骂“可恶”“谬种”，赵太爷骂“混小子”，地保骂“你的妈妈的”，秀才骂“忘八蛋”，小尼姑骂“断子绝孙”，阿Q和小D则骂“妈妈的”。从这些骂人的习惯用语中已大致可推出各自人物的性情身份，为读者理解小说描画的生活现象，提供了扎实可靠的基础。
　　综观起来，正是由于语言多彩的变化艺术，给人独特的文学感受，才使鲁迅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晶光四射，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