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大学的全面重建

●大学问题的根本不是什么“一流－大师－超常发展”，而是重建真正的大学，培植真正的学术
中国有大学吗？有健康运作的文化学术体系吗？
这问题好像很荒唐——连同纷纷升格的大学，以及想升而未升的专业学院就有一千所，有急剧膨胀的数百万大学生。
然而，中国高校只是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地方，为了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才，在服务于社会的某一职业，谋求自己的生存。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为时尚所左右，教授们的“科研”大多是急功近利地跟踪、模仿、复制甚至抄袭。
真正的大学，不是服务于社会特定目标的工具，而是社会整体前进的动力、向导和先锋。因此大学不受制于个别机构、地方政府、利益群体，而以本身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文化目标为导向。没有独立的学术传统，就没有真正的大学。
真正的大学，决不只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授和学习知识，对现有知识毕恭毕敬的学堂，而更是人们质疑、批判、否定、更新知识的自由殿堂。没有研究和探索，没有表达和争论，没有反问与沉思，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人心中的文化内涵，超越直接的现实生活需要的纯粹文化，自上而下提升人们精神品位，从而增强人的自我选择能力，拓展人的自由创造空间的大学文化，越来越稀罕了。这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灵魂没有了，大学僵化了，甚至死了。
严重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大学，整个社会的现代进程就只能被外部力量拖着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
这几年，人们似乎有了一个共识：一所大学关键是师资，尤其是“大师”。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那句关于“大学、大楼、大师”的办学名言，成了所有相关文章必引的话（一则文章要凑字数，二则引用名言能提升言论的档次）。大家开口闭口谈“大师”。有人一番研究，写出文章，煞有介事地把院士当然地列在大师之列。文科又当另论（“社科院士”的呼声也响起来）。
80年代我上大学时，教授还很稀少，难得有教授讲课。但90年代中期之后，大把大把的教授涌现，不觉稀罕了。只有开发比教授更高的档次，于是在院士之下，出现一个中国特色并令外国人难以捉摸的“博导”，由此类推便又有“硕导”。
当下高教大发展，博士点只要10万元的经费运作，就可以开张。至于硕士点，几乎遍地都是。30来岁的教师，不管什么阿狗阿猫，只要混个副教授，自然成了“硕导”，外间人见电视上闪出这光灿灿的头衔，不知是什么大侠，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原本高贵的词眼，一旦变成一种资历，被人膜拜，与利益挂上勾，问题就来了。“博导”、“硕导”不过瘾，又有“首席科学家”、“特聘教授”、“跨世纪人才”、“学科带头人”、“有突出贡献者”、“享受政府津贴者”、“××学者”、“××专家”、“理事”、“会长”等等，总之越多越长越累赘，越显得有资历，有学问，有派头，有劲道。
另一方面，各单位纷纷推出宏伟的跨世纪人才计划，以各种阿拉伯数字串成响亮的“工程”。有人针对院士只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而愤愤不平。为院士们盖小楼，配小车，解决子女就业，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削尖脑袋往这名份里挤，便有了越来越多包也包不住的腐败。各单位用行政手段选拔所谓人才，许以各种资源。人们抛开自己的本份，为名利闹得乌烟瘴气。
在畸形的历史背景、混乱的管理体制、荒诞的舆论炒作中造成的“权威”们，根本无心也不可能去作扎实的工作，只是在学术的泡沫里尽快给自己抢占个位子，精心地维护自己的地盘，搜寻比自己更不学无术、却更擅长制造泡沫的继承人。
多少天才的青年被貌似高尚而内心龌龊的伪学者扼杀在成长的摇篮里！那些有创造能力但没有资历、没有权威的青年人，没有人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要取得资历和权威就会得罪既得利益者，而摆弄权威的人恰恰再没有创造能力。
真正的大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现实的需要，从文化的熏陶，从内心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政府、社会的职责是从外部保护公正的学术氛围，而不是干预它。徐友渔在《南方周末》上指出：大师不能培养，不可能办培训班来获诺贝尔奖。
当年蔡元培把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扶上北大讲台，讲授印度哲学，这个青年后来成了东方文化大师，这就是梁漱溟。
对于内心充实的思想者和学问家来说，教师是生命可以延伸的职业，是人生的理想选择，不仅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骄傲，而且有自我表达的乐趣。生活在年轻人中，与他们对话，教学相长，可以保持自己心态的青春活力。
大学教授应当首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能够沉于学术与思想，并以之为自己的乐趣、理想的人。大学的本位在文化，教授的尊严和地位来自它超越社会而又引导社会的学术，而不是它的功利角色。中国大学教授已有40000之众。人们常常抱怨说，早年教授如何有地位。可那时人数不到现在的百分之一，精英化的程度当然是现在不可比的。
绝大多数技术专家们反正没有更高造就，作院士就封了顶，便肆意张扬起来。他们内心空虚，既没有旧时代文人那番儒雅，也不具备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信念，得意忘形时，便有一种酸腐的恶臭。为了配上自己身上的行头，自觉充当后生楷模，摆出一幅哲人和道德家样子，照着书上伟人成长故事的模式（通常是他人编造的），杜撰起自己家谱及童年的往事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以公开透明的外科手术扼止沼泽化，清淤割瘤，优势重组
对于深层的文化使命来说，中国大学仍还处在蒙昧状态。只有少数老牌大学还有一丝几经摧残、扭曲和冷寂的文化传统。
这种状态下的大学，要充当国家文化战略的中心，必须在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的各方面，果断实施全面的整顿、重组等外科手术，置于死地而后生，形成现代大学精神成长的内在机制。可是，谁来主持大学改革，并确保改革的深入呢？
首先，作为起步，要依靠理性的政府权威；然后，作为常态，要建立各大学自主的理性办学体系。
有人反感高校改革的政府行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基层社会充斥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根本没有形成理性思维与选择的背景，各自为政的改革只会越改越糟。况且，中国高校本是集权体制的产物，解铃还须系铃人。
关键在于，大学改革应在公开透明的环境里，放理性文化的层面上操作。既不能以过去的中央权威来保证“以大局为重”，也不能落进基层官僚们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算盘”里。如果大学都做不到这样，那社会更不可能了。
这又回到本书的基本立场上，真正彻底的改革决不能陷入“利益调整”的死胡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得到公众的理性认同和维护。20年来，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教育的改革，一旦陷入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抗拒、妥协、折中、纠缠，并且诉诸于不公开的权力争夺，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背离改革的初衷，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的反面效应，甚至倒退。
改革经常阻力巨大，反对声浪阵阵，但仔细分析无非是利益集团的抗拒与压制造成的。所以，必须建立公正、普遍、客观的理性原则，凌驾于所有利益集团之上，并且诉诸于公开的对话和竞争。没有这样的理念，任何改革都将是隔靴搔痒。
第一个方面，大学的结构性重组
近年来，中国高校最大的改革是联合、重组、合并，强调规模效应与综合优势，改变各行业部门办学的归属方式，形成中央和地方主管教育的体制。这一结构性的重大调整，针对 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对于“清淤消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外科手术。
宏观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实施却举步维艰，结果也十分尴尬。虽然这还只是开端，不能过早下结论，但根本问题已经突现：一个原本远大的战略思维，如何变成公众认同的文化理念，摆脱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陷阱。
学科布局合理，有潜在优势效应的重组只有川大、北大、复旦、中山等。其它多是“掺水式”——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专科、甚至中专合并，“同性恋式”——没有互补关系的专门学校合并。荒唐的例子有：中国科大并一个烟草学院，上海交大合一个农学院，同济大学并个铁道医学院，东南大学并的全是些低层次学校，校区相连、实力相当的湖南大学与中南工大合不起来，却分别与远处的其它杂牌学校合并。这样造成众多“傻大”高校，狠狠扩招，只要有钱，谁都能上重点大学，拿名牌文凭！
我所在的武汉，曾是华中及中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然而20年来，东部崛起了，西部开发也启动了，这里的局面却一再被动，在全国的地位一降再降。武汉地区重点高校之多，仅次于北京、上海，列全国第三。这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格局中本来占尽优势，然而此次高校重组，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竟然组合不成一所优势大学进入全国名牌行列。
我所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曾是苏联模式下建立的工科高校，由于缺乏真正的文科，视野狭隘而肤浅、思维古板而单一，难以成为一流大学，名望无法与有着沉甸甸历史积淀的武汉大学相比，国家重点支持也不及其它名牌学校大。
但由于它曾抓住时代的机遇，靠本身积累发展起来的办学实力，在武汉地区应属第一，全国也在前列，超过许多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而且，它曾是全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缺陷的工科高校之一，并有兴办文科和理科的良好愿望与开端。
可是，在这次规模空前的高校重组中，它最终却只是与几所并不构成它最需要的文理综合优势的学校合并，而且都是非重点学校，并且再度改名为莫名其妙的“华中科技大学”。背负这平庸无味的校名，置于这散布大武汉的多处校园，面对着生源质量的下滑，面对着意识形态思维的老化，眼看着利益格局的日益沼泽化，它要恢复往日的发展势头更“任重道远”了。
第二个方面，大学内部管理的整顿
大学内部管理的外科手术，包括实现后勤体制的社会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后勤系统的铁饭碗，清理学校庞大的非教学系统中的闲杂人员，以保障高效优质的服务，改善学习、工作与生活条件，提高教师待遇。
大学要由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来主导学校事务。要让那些自己没有本事却习惯于装腔作势地教训师生的政客、官僚及闲杂人员无处藏身。然而，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这些寄生在体制里的人，组成官僚化的利益集团，他们要尽其所能予以抵制。
随便打开哪所学校的网上BBS，都可以看到教师在抱怨自己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无法保证，而有关系有背景的家属子弟、民工、闲杂人员肆意侵占学校的各种资源，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两样。令人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企业，部分事业单位早已能够随便地让人下岗，可是大学里至今全面推行着铁饭碗政策，各种利益关系网踞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
无论多大的整顿声浪，总是雷大雨小。通常是一位领导负责，成立一个专门清查小组，即便他们真有心整治，碰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会碍于面子，考虑自己的人缘，不得已作出各种妥协。一阵风过去之后，邪气变本加厉地反扑。
正气得不到伸张的根本原因，就是事情都在黑箱里操作。学校到底有多少房子是空的，多少房子不公开地租给了别人，多少人光拿工资不干活，多少公共设施被人占有，工程项目通过什么渠道承揽下去的，供货渠道谁说了算等等，从来是不公开的。
只要具体细节不公开，任你多大的声势，无法让人拿到实据，事情就容易做空头文章，有利于当事人敷衍、掩饰一番，大势一过便收场。无权无势的人任你再义愤填膺，累了，就习惯了，慢慢将就，甚至主动融入腐败的行列中去。
第三个方面，开放式、流动式办学
大学在生源、师资、权力结构上要防止本地化，克服近亲繁殖。这个无形的准宗法关系网不破除，人们不是以自己的事业和真正的业绩立足，大学精神就无法抗拒世俗利益的腐蚀，现代大学便是一个空壳。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能照搬西方，但这一点是应当全面移植的，教授岗位非终身制，能上能下，要在待遇和条件上鼓励不同单位学者的合理流动。要杜绝学生在本校继续升学，本校留校任教；限制教师在本校提职称，甚至不允许校长从本校升任。
一所大学要大幅减少本地学生招生比例，当地政府出于本地利益考虑，就不会保证教育投入了；一所大学首先拒绝本校毕业生考研，会突然降低录取水平，因此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决心，会以各种理由搪塞；教师在本校提不上职称，在外面就没有资历和名望；外面调来的领导人进来之后，由于没有人缘背景，可能被本单位利益集团排斥，甚至长期架空。
早在80年代，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便发现中国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严重问题，并着手有关改革。可是，据1999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报道，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互换研究生计划失败。上海高校招生本地化极其严重，2000年第一批招生实际录取17996名，其中本市院校录取了16364名，增招1099名，而外地院校减招559名，只录取了1632名，不到十分之一。
复旦大学本地学生据说都达到一半了，真是吓人！上海人不愿离开上海，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是一种传统腐朽心态的回归，越来越成为上海在全国战略发展格局中发挥辐射作用的制约因素。其实，如果不是接纳外来文化，不是成为国内资源的集中地，就没有今天的上海。我们也不能忘记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上海人走向全国，为全国发展作出的贡献。
既然事情愈演愈烈，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就必须给人一个当头棒喝，断然扼制这一陋习。据说，厦门大学为促进学科交叉渗透和优势互补，避免近亲繁殖，实现短期聘用教授上课制度，并采用合同制管理，这也许是一线希望。
在我看来，一所到多所大学突破死胡同是可能的。只要有勇气开风气之先，不仅本身会获得开放式办学的优势，从而走出封闭办学的囚笼，而且还会得到全社会的高度敬仰，从而得到巨大的社会声望上的回报。这取决于以下两点：
其一，需要全面而深刻的调查、研究、分析，并且通过大力宣传，获得全面的舆论支持。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术生态封闭，给大学带来的致命后果，这与我们普遍没有文化战略的思维，只有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有关。
其二，制定并实施全面、周密的方案。一方面，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勇气和毅力，要全面出击，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有充分而周全的准备，譬如说与相关地方、兄弟高校进行定向协作，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
当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规范：如重点大学在本地招生不得超过10％，各地相互调节，把各自家门口的权益拿来交换，不仅能保证相互的利益在数量上得到实现，而且通过流动在质量上得到提高；大学生毕业，必须无条件离校，或者到社会求职，或者到外校升学；限制教师在本校提升职称，只有在一所学校干好了，才能去别的学校竞争职称。
●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力量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他们不是官僚体制的产物，而是思想权威、智慧象征、学术大师，是良知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
人们经常提到大学地位下降的事实：国民党派到大学主持校政的政客，常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直到解放后的多年里，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见到最高领导人。而以后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连见一个厅局级官员也要排队。
腐败的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养文化生机。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也无法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适应。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人文学科出身的校长极少，有也是意识形态专业。在教育领域外行居多，缺乏教育家的综合素养。由于长期接受畸形的教育，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
大学很少有卓越的教育家执掌校政，校长也只是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许多人是多年官场上摸滚出来的，即便是业务上冒出来的尖子当上校长。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晋升的期望里。
一旦如此，他们就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各种能引起轰动的形式主义应酬里。总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微笑，寒喧，吃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一位常年在某著名学府替校长、书记做官样文章的朋友，私下透露一个并不新奇的秘密：大学的领导人最真实的状态，是与地位平行的同僚在饭桌上，几乎从不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这个词估计来自众多传记里描述的毛泽东对尼克松“谈哲学”，当然在这里又有了“创造性”的转义），亦即“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
国家领导人为培养政治接班人殚精竭虑，国务院还掌握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强调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好的一把手，舆论对企业家大肆吹捧。然而，这些正确思路却很少用到文教事业上，很少有人考虑有没有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
将眼光放在文化教育的百年大计上，天平稍稍向这边倾斜，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迫切的问题是要使校长减少形式主义的活动，增加一些与师生的直接对话，尤其要投入心智和精力，形成自己远程的发展思维。
近来，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尤其是一批名牌大学领导人的行政级别提到了副省级，这也许是一个乐观的开始。但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全社会的文化灵魂，“副省级”显然是远不足以衡量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仍只是“官本位”体系里的产物，而大学校长不能等同于一般行政领导，这个职位也不应通向政府官员。
行政领导面对的是国计民生的现实，尽管也要有社会发展的战略胸怀，但他们更多的是解决具体问题。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长远而持续的过程，一个称职的大学校长虽然也要应付当下的行政事务，要具有应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但他最根本使命在引导社会的未来。因此，大学校长更重要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有丰富的想象，有浪漫的情怀，能够展望未来。
大学校长也不能成天在市场行情、经济需要、实用价值里打小算盘。因为他所领导的大学应当能够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以自己的创造引导生产与生活，而不应被现实潮流所裹挟。这种力量来自内心深厚的文化、科学底蕴和丰富的创造力。
大学校长应当沉浸在深层的文化见识与思考里，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是被时尚所裹挟，更不被功名所诱惑，为权力所支配，被人云亦云所蒙蔽。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学术同行的典范，是青年学生的表率，是社会文化的旗帜。
如果能淘洗出100位卓越的大学校长，21世纪中国定会辉煌无比。一个民族直接面临经济崩溃，政治动乱，固然是极大的危机。但精英集团的腐败，精英文化的堕落，会断送未来精英的成长，那将是根子深处万劫不复的危机。
市长、省长、部长们无能和腐败固然是社会的祸患，但只在此时；而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做大学校长，它的学术文化没有支撑，整个民族将没有精英，社会将没有智慧和良知，它造成十年、几十年以后整个民族的腐败和萎缩，这才是致命之患。
西方大学校长通常是在遴选委员会主持下，在公开竞争中遴选出来的。这个委员会充分体现作为学校主体的学者意志，还包括本校学生、毕业校友及社会人士。进入遴选范围的人，公开发表自己的治校思路，展现自己的气质与才能，能够实现各方面的沟通。这样遴选出来的校长无需显赫的权势，他们对学校本身负责，与选举者保持着先天的沟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大学领导人产生过程，也有所谓的民意调查。但这是在不公开、不知情的黑箱里操作的，人们没有办法对候选人形成全面、真切的了解，只有凭借片面的外部印象，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来下结论，特别是自觉不自觉地掺进当事人及其小集团的利益考虑。在这种功利主义角逐中选出来的人，往往无法体现全面的发展需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审慎的校长遴选，需要经过三个环节：
外在的指标 ——外在于学术文化的尺度——年龄、性别、出身、风度、性格、资历、论文数、项目多少、是否出国、人缘、知名度等都常常成为衡量人的要素，并影响其升降的命运。然而，人内在的素养真正决定人的作为，而这却是难以直接用外在的指标衡量的。现行的大学校长遴选体制难以考量一个人内在的能力，便只能在这些外在的指标上作文章。
内在的素养——合格的校长不仅要学有专长，而且要知识全面、视野宽阔，还要懂得教育。这就需要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学者群体对人选进行专门审查、讨论，给予综合评价，作为选择的基本参照。
综合的实力 ——合格的校长作为整个学校的学术门面，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面对社会，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要有相当的风度应对师生，表述自己的主张。以实际表现赢得人们的支持，建立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形成师生的监督与压力。公开的竞选，能避免利益关系网和世俗舆论的支配。因此，最后的环节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表决。
●大学文化应当主导校园生活的氛围：在相互激励、碰撞、流动、综合、创新中溶解物欲与权欲
现代大学作为文化、教育、科学中心，是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形成的共同体。大学精神的源泉是无形的思考、探索、对话、交流、合作、创新的学术氛围，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上形成自由、宽容、大气、进取、严谨、朴实的文化风尚。
大学的根本不在外在形式、指标、规模、等级、资历、设施，而在自己的文化积淀、内涵、胸怀、远见、底蕴、创造力。因此，大学的文化氛围才是灵魂。大学发展的核心必须落实在内部文化的重建上，而不是制度化的过程和模式化的结果。
当机构、职务、职称、学位等指标急剧膨胀，而名望、地位之类泡沫成为焦点时，尽管人们写着难懂的句子，唱着高亢的调子，做着沉思的样子，打着神圣的幌子，摆着权威的谱子，内涵窒息，思想凝固，精神颓废，成了欲望的工具与摆设。
探索者却更多地看重求知的过程，而实用主义者只是看重知识的结果。大学是在开放的、对话的、试错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不是个别人面壁悟道，然后收徒传授，也不能拘泥于圣人的经典，由它指点迷津，更不能靠上帝的启示和权威。
如今，学术文化界的模仿主义者，总是从应用的立场出发，把眼光聚焦在体系化的知识上，知识成了教育、文化、科学的全部，而知识的创造过程和创造者，却降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伪学术及相应的产品无限繁衍。
博士学位几乎是明码标价，而作为博士点授予权，如同商标申请一样，也有价码了。一旦有了授予权，就相当于有权批发学位，特别是给那些今天在社会上争夺着实际权利的人们提供有利的资源。这种利益的驱动，烘托着中国大学可耻的繁荣。
文科学术基本上是由80年代畸形的学术体制上崛起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力。国内学术会议大都不留充分的讨论时间，而且常常干脆取消，即便有也是走过场，问题空洞，表述晦涩，观点四平八稳，引不起人讨论的热情，根本不可讨论。
就那么一点东西，一倒就空，站在台上使劲表演，占用时间。听众早已厌烦、麻木、心不在焉。一下台就泄了气，没有东西就打哑谜，回避质疑，不敢争论，心虚，诡辩，死不认错，一遇挑战就显示自己不可置疑的权威，给别人造成心理压力。
开放的文化活动本身具有淘汰作用。虽然会有一时的哗众取宠，但自由活泼的长期环境会形成同行评价的良性循环。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参与，会给知识界注入清新、干净的气息，让假、冒、伪、劣的学问终于站不住脚，卑俗势利之徒无法藏身。
说大学很复杂，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几个要素就够了：一是一群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生，二是一批真正的以学术与思想为乐的学者，三是图书馆和信息资料工具（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青年人与学者，有书读，有交流，有探讨，有相互激发、碰撞与融合，就形成了大学的灵魂。上不上课并不是最要紧的事，除非讲课者能够真正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爱因斯坦认为，过早地进入正规的研究规范，写正统的科研论文，会断送一个人的创造性。他回忆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大学里，与朋友（“奥林匹亚学院”）无拘无束地交谈，在专利局作一个小职员，在科学圈子之外自由思考。
剑桥是世界上培养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它最有特色的传统便是它的学院制和导师制。31个学院，各有一整套中世纪风格的大宿舍，供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外生活所需。学院不大，一般不超过1000人，各有自己的传统，它为每位学生指定一位导师，负责督导学生的学业及生活，每周都要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书院。
每天学生到学院之外大学各系的教学楼里完成自己的课程与实验，然后回到自己所在的学院。当一名剑桥学生之所以优越，要在于不同学系、不同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籍的学生，在一个学院里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形成一个思想与知识的大熔炉。这样生活几年之后毕业的学生，如果还没有找到自己独具风格的人生目标和志趣，那才奇怪呢！
中国大学生宿舍则以相同院系、专业、年级、班级为单位，分男女安排，由辅导员管理。四年间，他们在同样的教室听同样的教师讲同样的课程，读同样的教科书，做同样的作业与实验，在同样的食堂吃饭。随着大学的地方化，连学生从小生长环境的差异也很小。只是偶尔有选修课、社团活动、老乡之间、假期生活、友好寝室、男女交往，才带来一丝异样的气息。
这种宿舍生活也有所谓“卧谈会”，可封闭的交流反而失去内涵，越谈层次越低，最后只剩下低级趣味。这样谈四年还有生机，那才奇怪呢！许多宿舍（女生尤多）干脆相互沉默，甚至以邻为壑。于是，校外租房、异性同居成为挡不住的诱惑。
自由探索在中国分散、狭隘、封闭的思维传统和利益格局中，许多人不愿接受，连学生自己不敢也不能适应，因为抱大的孩子突然要自己走路，从根本上跳不出旧的封闭圈。然而，事实一再证明，最有作为的学生不是课堂上最认真的听讲者及考试优胜者，而是能自我学习和自我探讨、相互交流并敢于实践的人。只有这种艰难的自我重建，才能带来全社会的生机。
●大学文化应当形成超然的评价规范：崇尚公开、自由的学术批评，建立民主、公正的业绩评估
现代学术，尤其以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最为典型，表现为严格的公理化逻辑体系和模式化的教科书。每个学科都有其思想原则、学术规范、操作方式，有专业学会，定期举行学术协作、交流、评价活动，出版学术资料。
然而在中国，文教事业的评价总要归于各人的利益分配，几乎完全笼罩于人情关系和权力关系之下，学术标准被架空。假、大、空、废、套的成果泛滥，哄人蒙人，拉虎皮当大旗，耗尽个人的精力，遮掩公众的视线，浪费社会的资源。
没有一个普遍而客观的评价体系，没有公开对话和批评的环境，就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也缺乏真正的学术权威。人们盲从于外来权威，那些倚仗外来权势的投机者便也哗众取宠起来。学术机构的权力凝固化，就会导致学术腐败。
现代学术有自己独立的尺度，不能以经济利益、行政权威、法律仲裁、宗教信仰来评判，不能陷入传统宗法关系网，尤其不能像现在以权力分配资源，选学术带头人，搞面子工程。大学精神建立在人的内心体验之上，不断地受到社会文化的激发。人们把自己的生命激情凝聚于内在的创造中，而不是发泄在外物上，在肉体上，在相互冲突、斗争中。
建立竞争机制，必须要建立公开、公正、独立的裁判机制。否则，竞争只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权势把持下进行不公平的黑箱操作，形成无休止的内耗，恰恰鼓励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这比不竞争的平均主义更加有害。
第一，形成独立而多元的大学实力排行体系。
在高屋建瓴的现代大学理想，精确的专业数据，广泛的社会舆论以及专家评价的基础上，形成多元的大学实力排行。大学毕业生状况，社会声望，思想成就，技术成果，设施水平等等，要有可能把名牌大学拉下来，
人为拉大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与其它大学的距离，有利于提升它们的起点，形成辐射和示范效用。但是这种外部赋予的“巨无霸”优势，在失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会造成其自我封闭，缺乏挑战意识，形成人才、学术交流的歧视和壁垒。
两家结构不同，尽管相邻，也不构成真正对手。它们过分看重自己的毕业生，研究生和师资形成近亲繁殖。走出社会的人在经济、文化、科学部门还形成所谓“大清帝国”。学生除了出国就只想留或考在本校，不愿意去其它学校。尽管他们有更多机会引进海外人才，开展国际交流，但从长远来看，离开了自己民族内部文化资源和生命根基，也形不成真正的创造力。
北大魂系中国整个知识界，是大学精神的根据地，但它今天的骄傲远逊于昔日的荣耀。传统北大的社会批判功能无法实现，那种骄傲反而变成一种自恋与自缠，外在的政治逆反情绪盖过严谨的思想文化创造。
清华本是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成了工科学校，其整体文化生态日益僵化。正如清华人自己剖析自己：越来越满足于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职业竞争。进校是优等毛胚，出校是合格配件。于是，曾奠定清华传统基石的大师们倡导的人文精神丧失，只能跟从主流意识形态，或北大走向，或其他学术时尚。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学术冷角或个别的思想狂人。
要有几所大学在下世纪崛起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光靠北大、清华是不行的。必须同时重点扶持一批相当层次重点大学，给它们提供不同风格的生源、师资、学风、学派的协作与交流，正如运动员的陪练一样，还包括给它们竞争的压力。
第二，建立公开、独立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的学术评价和奖励体系，复杂而混乱，基本上是为权势集团把持。有人用手上的资源随心所欲地与人交易，经营自己的关系网。要形成脱离当事人利害关系，向社会公开，由专业人员组成，并且对自己的权威性负责的学术评价体系。
首先，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发表学术成果，要有严格的审定制度，清除人情关系的学术垄断。
其次，公开的学术对话与讨论，可以把事情暴露在阳光下，让人检验。没有内涵的人——那些只有技术思维的人想搞点什么科研成果，或者故作高雅地来一点人文精神，说半句就不对味了。无人理睬的东西姑且搁置，留待时间来消化和完善。
最后，筛选真正的学术精华，以此为核心形成权威化、常规化、制度化的专业审议体系，清除伪学术的垃圾。还要建立权威的学术道德机构，受理学术举报，对学术腐败现象公开曝光，并形成学术弹劾制度。
第三，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效果评估体系。
我所在的学校有个好传统，每门课的学生都要在给教师打分，——尽管这分数几乎没有什么用，甚至不予公开。
学生评价不高的老师有理由说：学生有偏见，凭主观好恶出发，对教师的评价不能反映教学质量。——严格要求的教师受到学生的排斥，而好好先生则大受欢迎。有的教师会违背基本的原则，故意迎合学生的不良趣味，迁就甚至取宠于学生。
的确，许多外部的偶然的因素，如教师的性格、风格、气质、态度，以及性别、年龄、相貌、口音都可能成为主导因素；学生也会把自己的情绪、趣味，包括一些不良风气夹带到评价中；一旦造成一种舆论，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夸张或贬低。
尽管如此，学生的评价仍然是教学效果最可靠的评估尺度。只要教育目标，设定学生是自己学习的主体，而不只是接受知识的对象，而且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上予以保证，那么从整体上说，学生作为主体，无论是其主观愿望，还是其长远的客观利益，都会确保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其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需要以完善的制度，合理的方法，良性的风尚来克服。
正常情况下学生总是以自己学习的收获来衡量教师的教学成就。学生对于教学体系没有认同，就会迷失和背离衡量教学效果的基本标准，恰恰意味着教学的失败。评价高的教师不一定最优秀，但有优点；评价低的教师不一定就差，但肯定不成功。
●大学教育使命的深远定位：摒弃“大学为什么服务”的短见，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文化象牙塔
非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模仿思维。大学被视为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和技术供应机构，而不是现代精神和原创智慧的基础。后者反正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靠世界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送来。
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之潮，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着一切高品位文化，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更看不到社会的长远发展，只是把自己打扮一番，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得到一个铁饭碗、金饭碗。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品质。
其实，直接在社会生活中顺应现实更快，顶多只要一点职业技能的培训。那样，大学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只有大学文化高于现实，才能引导现实，造成进步。
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自由择业和合理流动，尤其需要有开拓能力的人才。金玉其表的浪才或靠关系网钻进来的庸才，结果不是他们被单位抛弃，便是单位被社会淘汰。中国人若不将这种观念抛在这个世纪末，未来只能做二流、三流国家。
望子成龙的家长，出于功利目的，让孩子学音乐、绘画、舞蹈，目标却是文凭，归根结底是为了将来找工作。大学生的进取精神更被卷入种种莫名其妙的时尚里，一年级就开始为求职为目标，考虑口才、资历、成绩、评语、证书、奖学金、学位等外在指标，片面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能。这种短视严重瓦解了教育的文化使命，损害了社会的长远利益。
大学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也不同于职业技能训练，要培养和挖掘人们超越现实的品格和潜力，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认识和改造现实，不只是适应和顺从现实。大学聚集着知识精英和青年学子，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先导。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人本身。人，人类，人类文明，是社会的最高目的。教育应当以人为目的，为人服务。
如果教育仅仅是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它对于人类文化的承继与开创的使命便无从谈起，对于社会文化和国民素养的提升的责任无从实现。过去的教育旨在培养政治思想好的专才，做社会机器的螺丝钉，现在的教育仍是培养科学知识的容器，技术手段的载体。这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把人训练成“经济人”、“机器人”、“工匠”、“螺丝钉”。
完整的人不只是功利的，更是有灵魂、思想、激情、个性、道德、情趣，有想象力、创造力、文化底蕴的。
历史潮流、未来历程、人生遭遇都是复杂而多面的，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的内在素养和综合能力才是根本。有抱负的青年不能置之不顾，把一生托付于眼下的外物，把眼光框定在当下一点可怜的实惠上，把几年间的现实当作一生的坐标。
工作自己找，不适意可以换；逆水行舟，艰苦磨炼比随大流好。当然，这不是要脱离社会现实，不是要看轻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是要反对抓住千变万化的现实机遇，在社会上立稳脚根。我们反对的，只是在现实主义的极端走得太远。
蔡元培先生对过早的职业教育对学生健全人格形成的影响早有批评。1918年，他在《游保定日记》中写道：“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只有养成这种人格，才能在未来接受“放任之待遇”的时候，不致于堕落。
1920年 10月，蔡元培应邀在《法政学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指出，社会上之所以瞧不起法政学校的学生，是因为来这里的大多数学生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谋取一种资格。他告诫说，“没有一点真实学问，却要在社会上占优胜”地位，“就和假冒王麻子招牌去图高价一样”，是万万不可取的。他毫不客气地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是为了学生毕业后去社会上“抢饭碗”的，所以这个地方“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他们只要把讲义背熟，把分数考好就行了，用不着办什么学报。他认为办《法政学报》对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这里，蔡先生批评的对象不只是一般的职业学校，也包括那些较高一级的学校。正是由于许多学校误入职业教育的歧途，把“资格的养成”当作办教育的目的。
同年冬天，蔡元培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当地南洋华侨中学，针对普通中学办职业教育的现象提出自己看法：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他指出，学校只有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个方面“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
蔡元培所论，实际是一个健全人格教育，还是工具教育的问题。80多年过去了，我们却不仅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愈演愈烈。整个大学教育实际上都是在用职业教育的模式在办。【摘自智效民《蔡元培批评职业教育》1999年9月8日中华读书报】
每个大学生应当在中外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文化、经济管理、社会法律等领域，至少选修四到五门课。每个学校至少要开出八到十门课备选。另外，必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理和学说史，以取代过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课”。
一年级：刚刚摆脱考大学的外在目标约束，需要一个打开视野，启迪灵性，接受高品位文化熏陶的过程。多读些文学、艺术和历史，一方面培养自己超越日常思维的想象，一方面对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树立文化在心中的参照系。人不能只是生活在世俗中，还要有内在精神生活，有文化的广度、深度和厚度。这才是个性、力量、创造性的源泉。
二年级：生活与学习的体验积累到相当程度，便有许多问题在思考，这就需要系统了解一些哲学、宗教。宗教用信仰的方式获得对人生终极价值和规范的认同。哲学则是通过反思，通过关于人生与世界基本问题的思维的整理、追问、反思、再创造，树立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哲学思维真正超越文化的具体层面，因而具有最高的个性和创造性。
三年级：从全面的理论视野出发认识社会，涉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要具备自上而下的理论为基础，全面把握社会发展进程，以此发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就事论事。
四年级：掌握一些社会现实生活的技术性能力，并且把自己所学所思融会贯通，着力锻炼自己独立的思维、创作、设计、选择的能力，寻找事业的目标和方向，准备迎接职业生活和更为独立的生活的挑战。
●大学教育目标的根本转换：从实用人才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到完整人格所需的综合文化素养
近年来，教育部门开始重视基础训练，拓宽专业口径，大幅压缩专业设置，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人们追求实用、对口的短视，极其顽固。社会、家庭的观念裹挟着大学生的选择，而中国大学本身在潮流面前显得十分脆弱。
大学教育的重点在人格的养成、思维的训练及基础知识的掌握上。低年级应当淡化专业意识，着重基础训练。高年级再依据个人兴趣特点和社会职业需要两个维度选择一定的专业方向，而且要保持自主选择、灵活调整、自由更换。
过分狭窄、模式化的专业设置是机械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产物。许多课程随意设置完全是充数的，老旧重复，把10年、20年前老师学过的东西拿来哄人，或者拼凑一些没有任何新内容的新学科来吓人。只是些无用的知识的灌输。
文教领域要有专业分工，但不能过细过窄，需要有综合性的对话与协作环境。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作为人，不是在做机械的运输和物质的交换，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无形的文化氛围里相互影响，如同有机物在生态平衡中多层次的共生与默契。
多学科综合，给人们打开视野，提供自由选择和相互借鉴的机会。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十分缺乏，但通过自由选课授课，好的课程教学影响成倍扩大，而且造成劣质课程及其教师的巨大的挑战。这对于一些启迪性强的课程尤为重要。
我们面对的世界只有一个，从不同视角、不同关系观照它，才形成各个专门领域。如果这种划分成为不可突破的藩篱，一种知识和能力为大片无知和无能所包围，会造成很大的局限。一味钻牛角尖的学者，只能看到片面的真理；“螺丝钉”式的专家，只能在社会分工中等待现成的需要，充当别人的工具。
随着视野的扩大，技术体系的复杂化，专业分工越来越相对化、暂时化，专门的技术操作为自动化技术设备取代，“能工巧匠”式的专家的优越地位越来越被具有宽阔视野、创造性思维和直觉能力的大学者、总设计师所取代。即使是专业工作者也需要扎实的人文根底，广阔的知识背景，从宏观上把握本专业的发展，主动借助相邻专业思维、方法和手段，取得开拓性成果。
在北大百年校庆中，几位世界著名大学校长在校长论坛上发表了精彩的言论。法国多科工艺大学校长让·诺瓦克说，本校以培养心胸开阔，可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应付复杂世界的人才而自豪。只专一门而不敢尝试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是危险的。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说：自学能力将比获取知识更为重要。
日本大阪大学校长岸元忠充说，如果没有智慧，知识本身的用处是不大的。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强调人文学习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非常昂贵，因此有一种日渐增加的压力，要求大学教育和研究有直接的、实质性的经济效益。然而最后的教育具有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更具创造性，还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更有理想，更有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除了在一个主要领域学习，也要进行跨学科的学习。他说，基础研究指一种并未考虑其实际应用性，而源于一种深入探索自然和人类的科学研究。本世纪许多最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发现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学者们不是出于追求发明创造的实用性，而是探索自然界的基本知识。
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指出：传播知识在新世纪到来时变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思考。在当代，知识和信息可以在网上或其它方便的途径中获得，但大学以直接的人与人——知识分子、大学生——之间交往，形成具有活力的文化交流。这不仅是互联网不能取代的，而且它还会成为互联网所依赖的文化中心。他还说，社会生活固然会叫人如何做人，但现代社会精英不能是以世俗标准来衡量和支配自己的为人方式。必须要有大学——与历史文化、与世界文明、与未来命运相联系的最高学府——这是日常生活的训练不可替代的。【摘自《新华文摘》，1998年8月期】
李远哲说： “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的科学知识，要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身为中国人的每一个青年，都应肩负勤奋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世界强国的责任。作为学生，课内功课要搞好，课外的书更当看。有时一两本书就能改变你的人生态度，找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之路。一个学生在学校受教育，不能每天只是迷迷糊糊地做题，不能连思想的时间都没有，那样你的脑筋就会像垃圾桶一样装满垃圾，是没用的。”
纽曼《大学的理想》里说，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环境。一群年轻人，以其特有的敏锐、坦荡、同情心、观察力在一起密切交往时，即便没有人来教育，也能互相学习。所有的自由交谈，对他人都是最好的讲课。他们每天获得新的概念、观点、思想，以及判断事物、选择行动的原则。姑且不论内容怎样，是对是错，都是一种真正的智力训练。即使最卖力的教师，在没有相互的同情和了解，没有思想交流的情况下，仅仅灌输一些零星、繁琐的知识细节，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成效。
这种博雅教育不是为了某一特定或偶然的目的，不是为了特定的职业或专业，而是为了智力，为了最高级的文化。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美能力、判断能力，丰富了内心的想象力，即便不一定立即成为什么专家，但他处于一种智力状态，便能在各种情况下触类旁通，掌握普遍的知识，从而胜任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和任何一种职业。
美国大学约3000所，大体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培养创造发明研究人才，二是培养工程设计人员，三是培养生产工艺人员。
60年代，美国名牌大学开始改革，重视基础教育。基础课由50年代的20％提高到70年代的60％。学生一二年级不分专业，甚至只到研究生院才分专业课。哈佛一年级学生必须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与哲学分析、外语与文化、数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选7－8门课，每个方面至少要选一门。斯坦福的学生则要在西方文化、文艺、哲学社会宗教、人类发展、行为和语言、社会过程与机构、数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与应用科学这八个方面各修一门课。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起先并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就职后不能马上胜任某项工作，不如那些专业性强的工程技术学院毕业生。但几年后，他们不仅适应了环境，而且表现出独到的思维和开创能力，把那些后劲不足的工匠型人才远远抛在后面。
●大学教学体系的大力整顿：痛砍一半课时，猛压必修课目，增加选修比例，扩大自由选择空间
教师被称作“教书匠”。大学教师每年就那么百把节课，平时不坐班，还有两个长长的假期，可有人一上课就烦，这是为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不是面对有共鸣的听众，表达真正的思想，要说两小时废话，内心会有多么病态！
夹着发黄的讲义，一成不变的课本及参考书，年年重复同样的概念、原理、体系，同样的语调，同样的噱头，甚至同样的手势，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咳嗽。这种职业性的重复，对人心理的戕害的确比单调的工匠劳动更加直接，更加致命。
给学生灌输教条思维和死的知识，既不符合理性精神，也不切合实际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陈腐的教条思维渐渐瓦解，死知识在现实生活中也未必有用，学生长大后仍没有自主精神与独立意识，在生活的压力和诱惑面前沦为世俗文化的俘虏。
教学不是智慧的启迪，而是程式化的知识灌输，机械地记住结论。稍有头脑、有个性的学生也只是判断老师讲的对与不对，有用与没用。一些学生在课后发议论，好象要体现一种独立性，却不敢、不习惯、不善于当面讨论，根本没有对话的勇气。
现在的大学课堂，理工科至少有一半，文科更有绝大多数没法听。教师受罪在当下，学生失去的却是未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大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很满意”和“满意”只有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达53％；感到学习负担“比较重”和“很重”共占66％；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占79％。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什么客观条件，而是既得利益者的主观因素。越没学问的人，讲不好课，往往越把心事用于利益争夺。为争工作量与报酬，越要多讲课。于是学生课多任务重，能听的课很少。有的学生四年下来没有碰到一位像样的老师。
每个学校都会有一批真正杰出的尖子老师，讲课效果极好，学生自发给他们最高的评价。让他们开一批自由选修的大课，尤其是公共基础课程，优秀课程比例便可提高好几倍，而且很快就会造成全新的教学氛围。李岚清副总理提倡北大政治理论课的作法，让受到欢迎的各领域研究者，分专题上大课，结合现实深入探讨理论问题，这用到公共课程中去本是极好的。
可这“改革”推广下来，便变成高职称、高资历的教师讲大课，得高讲酬，内容仍是陈词滥调，泛泛空谈，索然无味，教学效果适得其反。学生最清楚，讲课最好的往往是职称、资历低的年轻教师，他们却没有资格轮到这得高讲酬的机会。
国外大学有些课程，教师布置一些问题，开一些参考书目，然后大半个学期不管了。学生只能天天泡图书馆，读书写报告，最后回到课堂来，分组讨论。每个学生轮流讲，其他人反驳，一关关过了，最后教师那里还有“九死一生”的一关。
传统学年制是规定学习年限、必修课数量，统一制定并管理教学内容、方式、学时、进度、规格等各个具体细节。学生按专业、课程组成班级教学单位，每学期对每个学生进行统一考核，以确定升级、降级、退学等学籍问题。
学分制是对学年制的否定，旨在强调学习者的个性发展，采取多样的教育规格和灵活的过程管理，以总学分作为获得毕业和学位的计算依据。自由选修是学分制的基本特征，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能力、擅长等个人因素的特点与差异，自主地选择课程、教师、时间等以获取学分，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学习专业、内容，速度、方法及知识结构。
学分制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而对学生学习方式（是否听课）、学习进度（每学期修课门数）则不作硬性规定，取消固定班级，只按所修课程和学分临时组成教学单位，实施柔性的、弹性的、选择性的教学计划。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中途离校，安排学习以外的活动，提前或延缓毕业时间。【参阅郑若玲《学分制的本质与模式》，《新华文摘》 2000年1月期】
学分制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大学。后来引入中国，但50年代后却被苏联模式所取代。改革开放后重新启动。80年代，以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所领导的大学改革运动最为彻底。但时至今日，中国大学仍然很难说实行了真正的学分制。
压缩学时的努力似乎一直在大学里进行着，正如“教育思想大讨论”一年比一年轰轰烈烈，可实际上却是一年比一年糟。教育专家、教育官僚们年年在谈改革，谈发展，谈进步，谈成就，谈成果，而实际情形常常是一代不如一代。
在80年代初，我在兰州大学学习，学校规定每周课程绝对不能超过24节，每学期考试科目绝对不能超过四门。每周除周末外还有一天完全不排课，四年级几乎没有必修课程，主要是自由选修、研究。这在今天大学生们听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几年前，我发现在我的学生周学时超过30节，报告学校负责人，当时还有人过问。可近年，有些院系排课远远超越这个数，有的学生连同周末选修的各种课程相加竟然超过骇人听闻的50学时，40学时的人更有近一半。这就意味着不分周末，每天听课六－八节！难怪我们的大学培养的是“木头”，单是每位老师为防学生逃课的点名，就足以把他们折磨成木偶。
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大学里越是门门课成绩好、听老师话的学生，越是以后无所作为，甚至完全是废物；越是调皮捣蛋，甚至被当作废品（肄业、降专、除名）打发出去的学生，反而有所作为（当然也包括反面的作为）。
鉴于这种“精神谋杀”的残忍，我常常违背学校给一个“负责老师”的规范，对学生逃课睁一眼闭一眼。不可能让所有学生自觉听课，以“明明德”，能争取一半人也就满足了。让其他一半人偷尝逃课的禁果，权当为他们积点“阴德”吧！
从根本上把学生从这种没有人性的泥潭里拯救出来，必须全面整顿教学体系。把必修课范围缩小到基础课内，并且扩大必修课在深浅、内容、方向上的选择余地，把多数专业课定为选修课，争取每门课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要砍掉一半课时，严格限定每人每周在20节课左右。让学生有更多时间自修，独立思考、研究和探索，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教师第一步要从争工作量、捞讲课费这种可耻的陷阱中走出来；第二步是完成从教书匠到真正的学术导师的转化。
●大学校园环境的全面改造：生动的语言，健康的生活，高雅的文艺，诗意的建筑，绿色的生态
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思想的摇篮，而且还应当是文学、美术、诗歌、音乐、舞蹈的海洋。大学时代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校园是诗意的、浪漫的、梦幻的文化常春园，正是这里成长着一个民族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孕育着未来世界的图景。
因此，大学校园绝对不应当由市井生活的原则来主导，不是人们逃避外部生存竞争的养老休闲之所。中国大学不仅要有西方教堂的大气、高贵气质，文化中心的典雅、诗意品位，而且要有传统书院的独立、和谐氛围，庙堂的尊严、华贵气派。
前些年，有两个痴迷的学生向我兜销一种神秘的功法。后来在武汉不远的鄂州市，才知道它的基地就在这里，但已在大气候的引导下改弦更张，正在把大片园区建成一个中国古典文化博物馆，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方面显示，今天日益功利化、消费化的中国社会需要超越的精神文化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大学在引导全社会的文化走向上严重失职。
中国大学校园语言空洞、贫乏、死板、做作。看上去有点生气的标语口号，读来却只是意识形态时代的遗风，或者商业社会的俗套。不是时代主题、祖国骄傲、民族希望、现代化潮流之类宏大而空洞的话语铺陈，就是根据“没商量”、“一个不能少”之类流行语词的瞎编乱凑，还有“提高文化底蕴，打造健康心灵”之类故作深沉的杜撰。
一个庞大的辅导员队伍，手下又有的是精力过剩的青年学生，只要有点什么由头，便不厌其烦地张贴、悬挂、摆设、展示、播放着各种符号的拼凑。由于普遍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人们搜索枯肠所获得的语言，竟是如此令人生厌。
旧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旧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旧武大的“自强弘毅，求实拓新”，复旦的“博学而志笃，切问而近思”，就更富有文化内涵，而且不会随时代变迁而褪色。
近几十年来兴建的高校建筑以及校园的布局，大多只考虑一时的实用，造成雷同的局面。近年一些高校又一味趋从流俗，追求暴发户的气派与豪华，缺乏内在的、协调的美感，体现不出大学应有的独立个性、文化品位和历史内涵。
校园里乏味的文化生活，枯燥的知识教育，僵化的管理体系，把从小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代学生赶出来。他们宁愿在凌乱的街道里租间屋子布置自己的私人空间，在飞扬的尘土和垃圾中享用各种小吃，在各色人等的交往中寻找各自的故事。
从大学侧门外延伸出的为学生提供吃、喝、玩、乐、住的街道，一有空子，一幢幢横七竖八的房子就如雨后春笋般立起来，形成高校“侧门文化”。高校学生人数激增和后勤的社会化，更带来许多纪律、道德、法律、卫生问题。
大学所在区域的生态不堪重负。我所在的学校原在湖光山色之中，几年前，外面还有连绵的菜地，有宁静的湖塘，有起伏的土丘，有近乎海岸线一般清晰地保留着自然时间刻度的湖岸，以及大型湖滨浴场，有成群起舞的湖鸥和时隐时现的各色水鸟。
如今，菜地已被推平，上面竖起排排张牙舞爪的小洋楼和画地为牢的围墙。最令人伤感的莫过于昔日洁静的湖岸开阔地，成天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伴随着令数公里内的人耳朵发麻的卡拉OK，遍地的废报纸、塑料袋、泡沫盒、罐头盒、残渣、污水。刚刚尝到这第三产业甜头的村民，见你在一边对着脏东西发愣，顺手便把它们往湖中一拂，依旧张罗着自己的生计。
大学生活关系到未来社会精英们生活方式的形成，从而影响未来新文明的成长。因此，校园环境不能停留在提供工作与生活条件的层面上，而应作为校园文化来展开。它不只是后勤部门的工作，而是所有师生主动参与的生活。
第一，建立宽松的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发展个人的爱好，展示自己新颖的设想、别致的创作，建立自己的文艺团体。这样的环境建设，焦点才不是物质资源的投入所获得的外表，而是其人的心智、情趣所凝聚的文化的内涵。
第二，提供充分的资源、自由的空间，建设高雅活泼的文化环境。通过广泛推介，精心筛选，大量挑选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名句，原创语言，定期以醒目、精致、艺术的方式，置于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并适时更换。这些丰富的思想不盲从流行，经过历史的淘洗，不会流于浅薄，而且丰富多样，不会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凝固不变，让人熟视无睹的教条。
第三，校园的规划和建筑，要有更多有文化内涵。50年代以前的老牌大学建筑，有更多东西文化内涵，60年代以后的建筑几乎只讲实用功能了。而近年的建筑又一味跟潮，讲究气派、流行。其实，由专门官员支配的结果通常非常俗气。学者、学生有很多奇思妙想，让他们的视角进入校园的规划与建筑中，有助于人与环境形成更加水乳交融的互动关系。
第四，校园生活要倡导一种公民责任，养成自我节制、相互尊重的生活方式。把绿色意识从个人消费品的选择，扩大到对整个环境的责任与关怀。让人体会环境中丰富的意蕴，盎然的生机，而不是空洞的物质形式，夸张的肉体欲望。
第五，大学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即文明教化的“教堂”），尤其是本城市的文化中心。因此，大学校园的建设不能孤立于社会，尤其是所在城市的文化环境。广泛接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且担当对大环境的熏陶作用。
第六，校园环境要延伸到大自然中去。我建议那些在生命的死胡同里徘徊的学生，退回到旷野，用两个小时去观察、体验一棵小草，一只蚂蚁，一只飞鸟的生命状态，向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自然生命请教。感受它们并不优越的生存环境，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它们临危自救的能力，它们怡然自得的生存状态，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习性，会给我们的生命以原始而真实的启迪。
中国的自然文化遗产，被市场利益折腾得恶俗不堪。应有一种法律机制，让大学作为文化机构介入其中。
●大学人文精神的自由成长：由单纯的政治教育回归全面的人文教育，唤醒天之骄子的自主意识
汉语“学习”与英文“study”并不完全一样。“学”是效法，“习”原指鸟频频练习起飞的姿态，“学习”只是接受知识，培养技能，尽管孔子提醒人们“学而不思则惘”，但思外在于学。而“study”却包含研究的意思，强调人主动的思考与探索。
有一种说法，教师要有一满桶水而不是半桶水，才能给学生的杯子灌满水。如果这是要求教师有深厚的底蕴，有扎实、诚恳和负责的工作态度，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要求教师在知识上无所不知，表述上面面俱到，完整正确，无懈可击，这要么做不到，要么就是虚假的。这种教学只是现成的知识灌输，缺乏思想的启发，没有问题的提出。
这种说法设定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所有的知识来自教师，其知识容量是一只比桶子小的杯子，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当然只是教师的影子，创造力当然一代不如一代。因此这种负责的态度背后却包含对学生的知识奴役。
从知识教育的思路出发的课程设置，是把某一专业的所有有用知识全面灌输给学生。人们把这种学习称为“学点东西”，这“东西”完全外在于人的。教不畏烦，学不厌多，这也重要，那也不可不要。教师拚命地压，越压越起劲——对学生负责；学生玩命地学，越学越呆滞——给自己找借口；家长在一边窃喜，以为孩子真会成人才——知识这东西嘛，自然越多越好。
考试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教学的客观尺度，一种外在的监督，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畸形的教育方式和病态的社会选择的压力下，学生不是为自己的内在需要与兴趣而学习，而只是混分数，混文凭，充当死记硬背的学习机器。考试中便与学校展开欺骗与惩罚的拉锯战，产生各种丑陋的现象。不及格者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用尽一切非常手段与老师周旋，不达目的不罢休。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拉底也说，知道自己无知是最大的智慧。学生即便没有自信的见解，仅仅有一些疑问也是不错的。承认自己不理解比什么都不觉得要好，这就是智慧的开始。大学之为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网上大学无法相比——就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伟大的思想离不开个人孤独的沉思，也离不开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
学问学问，勤学好问，这是传统中国人好的学习态度。学习要与思考结合起来，否则学的就是死知识。
但是，通常只是片面的学生提问，老师回答，而不是对话、讨论。一切智慧都存在于提问、对话、争论之中。一个不是炫耀和卖弄学问的人，一个乐于探索的人，一个自信而坦荡的人，决不怕别人给自己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自己的观点。
中小学要启迪学生灵性，但主要是让人明白事理，解决困惑了，因此中小学课主要是知识传授，让人越听越明白。
大学则主要是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独到的思维，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大学课堂的关键不是让人越听越明白，而是越听越“糊涂”——培养反省、批判、怀疑、提问、探索的能力。学生提问可以随时打断讲课，展开讨论。
大学教师不应当是系统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新视角的提出者、新问题的发现者、新思维的探索者。他可能是片面的，不成熟的，甚至是偏执的，但正是这些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才是真正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比那些四平八稳的结论更加重要。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马克思也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过去的意识形态时期里，政治是统率，思想是灵魂（毛泽东语），因此“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成为那个时代特定的人文教育，主导个人的信念、价值、理想和道德的社会教化体系，旨在以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约束每个人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政治教化的特殊需要。
然而，从人类文明的全景来说，人决不只是政治的或者社会关系的，政治只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有限的方面。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双向互补的，单以社会利益约束个人的自由发展，尽管也能形成一时的政治运动高潮。但它势必造成人的异化，剥夺人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渐渐陷入歇斯底里的生命欲望里，产生荒唐的结果，最终会瓦解社会的共同信念。
因此，从社会的全面发展来看，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淡化全面的人文教育，这会导致人们胸怀偏狭，失去深刻的文化底蕴，形成整个社会的权力本位，从而使一个民族失去远程的、内在的发展动力。
今天，高校在形式和手段上依然沿袭着过去的“政治教育”作为基本的人文教育。政治课程及辅导员管理体系的内容和功能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但仍然打上过去的深刻印迹。长期以来，哲学、历史、伦理甚至经济、法律、文艺都通通被不可思议地冠以“政治课”的帽子，以至于许多人不知道教条主义思维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哲学，不知道在政治革命史之外，还有什么文明进化史，不知道在政治服从之外，还有什么公民道德，不知道在集体主义原则之外，还有什么丰富的个性空间。
庞大的高校政工队伍，曾经扮演着“灵魂工程师”的重要角色，当时，从政工系统到权力机关的晋升途径也比较畅通，因而政工人员的自我感觉也比较明亮、自信，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进行自我控制，保持较高的姿态。
这些人大多是本校毕业生，曾经作为优秀学生留校，自我定位与现实的距离造成他们心理失衡。他们被迫加入复杂的人际关系里，使学校的文化生态更加紊乱。尤其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政工系统的权力晋升途径被技术官僚所取代。他们在仕途上的抱负难以实现，专业技能也已生疏，失去安身立命的依托，甚至成为学校的包袱。
面临日益紧迫的心理危机时，要做出过去一本正经的样子也难了。他们对学生的文明教化作用常常降到零点以下，只剩下纪律管束。他们在学生中名声越来越低，学生当面惟惟诺诺，背后根本不把他们当老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