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运作机制

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所谓“东方学”或“东方研究”不仅包括了西方对东方在学术上带有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观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中对东方所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赛义德对东方学研究历史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述和批判，认为东方学中的东方只不过是人为建构的实体，是民族幻想、学术想象和权力运作的结果。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美国著名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后殖民理论家、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赛义德著述颇丰，兴趣广泛，其研究涉猎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等多个领域，他的著述、思想、极具人格魅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他的政治参与和学术表现备受世界关注。在赛义德众多的著述中，《东方学》（Orientalism，1978）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被视为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东方学》关注的是诸如人类学、语文学等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其研究视角具有广泛的历史性及“现世”特征。在《东方学》中，赛义德不仅考察学术著作，也考察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政论、游记、宗教和语言学著作等。赛义德审视了自萨西、赫南以来的东方学家研究埃及、阿拉伯、穆斯林等地的东方学著作以及福楼拜、奈瓦尔、夏多布里昂等作家描写亚洲和美洲殖民地的作品，考察了从18世纪中期至当时为止西方对于东方的概念和表述的演进，梳理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分析了“东方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力关系，揭示了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作机制，向传统的东方学发起挑战，赛义德不仅把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来进行解读研究。
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所谓“东方学”或“东方研究”不仅包括了西方对东方在学术上带有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观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中对东方所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赛义德对东方学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述和批判，认为东方学中的东方只不过是人为建构的实体，是民族幻想、学术想象和权力运作的结果。
被建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考察了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到当代西方学者、作家、机构是如何对东方进行认知、想象和建构的，并对他们将东方视为神秘、落后和野蛮的“他者”进行了批判。此外，赛义德认为“Orientalism”（东方学）指涉彼此相互关联的三种含义：首先，是指学术研究学科，一种知识体系，即“东方学”。他指出：“最易于为人所接受的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这一称谓的确仍然应用于许多学术机构中。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赛义德分析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东方已经确定无疑地显示出其语言的悠久历史——比希伯来圣经语言的谱系更早。这一发现首先是由一群欧洲人做出的，然后传递到其他学者，并在印欧语言学这一新学科中被保存下来。于是，一门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东方的强大的新学科诞生了，伴随着这一学科的诞生，正如福柯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66）中所表明的，科学研究的整个相关网络被建立起来”。赛义德指出，“在东方知识这一总标题下，在18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庇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学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贝克福德、拜伦、歌德和雨果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同样的方式重新构造了东方。
《东方学》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赛义德对东方学研究中语文学学科生成的历史背景给予了充分的展示和详尽的分析。他的研究对象是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他们通过掌握如梵文、阿拉伯文等东方语言，搜集有关东方的文字素材，为欧洲建构了一整套有关东方文明的系统知识，并以此来确立欧洲人的“他者”和欧洲文明的边界。因此，赛义德坚定地认为东方学是欧洲人到达自我身份认同的认识论渠道。东方学家偏执地认为，“东方学家与东方人之间的差异是，前者书写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所书写。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是观察、研究等权力”。简言之，就是“一个作者和一个被书写的对象”。赛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学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各种各样的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在东方学家的东方研究中，“东方被表述为僵化停滞、一成不变，需要别人对其加以考察，甚至需要别人提供有关自身的知识”的这样一种形象符号。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构想
赛义德认为，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东方主义”。它是一种类似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式的、狭隘的思维方式，它以东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在他们的笔下，“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标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抽象概念了。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东方学家的视野，并且强化了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东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性质概念。东方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所有时期都仅被视作对西方的被动响应，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动的目击者和审判者。赛义德强调，这个东方是在东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而投射出来的产物，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
（许晓琴 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