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院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
专 业：教 育 史
研 究 方 向：中国近现代教育
博士研究生： 慕景强
指 导 教 师： 金林祥 教授
2005年4月完成
论文摘要
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三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
协和医学院在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培养的众多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对我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协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欧美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大影响。因此，第三章以协和医学院为个案，对现存的、能够找到的协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对它在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梳理那段历史的同时，力图给协和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对协和对于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可资借鉴的地方做了探讨。
第四章以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为研究对象。民国初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主要是以“英美派”为主，后来则变成了“德日派”的天下。实际上，民国东北地区大部分时间是在日 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西医教育，鲜明的日 本特色应该是其最大的特点，当然，东北也不仅仅都是日 本式的西医教育，还有其它类型的办学方式，但都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色。在承认沙俄和日 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并且区分政 治与学术、日 本军人和日 本人民的前提下，本章对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成绩与经验进行了总结。当然，战争给中国及日 本人民带来的伤害是让人痛心的。
在本文结论部分，总结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并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最大的成就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民国期间，西医教育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基本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另外一个重要成就当然是培养的医疗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民国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要经验有：积累了丰富的在不同条件、背景下的多元办学模式的经验；如何合理进行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在特殊状态下如何发展医学教育的经验；以及建立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等等。现时的高等医学教育依然面临办学模式、资源配置、教育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民国的这些经验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看到好的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民国西医教育带来的教训：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了劣变的种子，但这一负面经验更加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坚定前进的方向。
民国前西医教育发展的简单回溯
——1912年前中国西医教育的起源及发展
（一）西医的出现及其历史必然性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一方面由于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接触的范围也很有限等原因，当时的西医学在我国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历史的封建帝国，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医学上，中医源远流长，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加之当时的统治者闭关自守，片面排斥西方医学，以致在鸦片战争前的200多年里，西医流传不开，未能在我国发生明显的影响。
西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它已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特点之一是以科学实验和分析为主。
这时（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西人主要有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征服中国，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对于传教士而言，是要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使中国人皈依上帝，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灵魂。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近乎狂热地投入到“拯救灵魂”的工作。
光有热情和毅力是不够的，最初纯粹的想通过传播宗教来改变中国的做法处处碰壁。而这时的中国以传统武器和观念对抗西方的入侵也连连失败，也正在苦思良策。看来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是需要采取的，出于不同的需要，双方都把注意力投向西学，中国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西人想以西学作为诱饵，于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空间里，理智克服了情感，本来相异的科学和宗教，使中西在其中找到了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共同点。
西医作为最初的传教手段之一，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而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西医最初传入时期，国人是抱着抵制的心态的。其实任何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一开始大都怀着戒心，用惊奇的眼光远远地观察着。慢慢的，当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逐渐地靠近，伸手轻轻试探、触摸、把玩不停，最后开始喜欢、欲罢不能。
我国西医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在最初的抵制过程中，传教士通过免费等手段，首先在贫民中打开缺口，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相对于古老而见效缓慢的中医，人们的心理防线逐渐消退，并且开始向西医靠拢。历史证实，人心的向背往往会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于是，西医在我国的发展便水到渠成，并且后来居上，后来的势头和规模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医。（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西医固有的优势外，国民政府对中医的人为扼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其明显的医疗效果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很快就在中国站住了脚。面对中国广大的需求，同时从事传教与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医生不但很快把两种角色的职能分离，而且把培养中国医生，让西医科学更快地传播当成己任。
对于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几种确实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一、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二、奎宁治疗疟疾；三、洋地黄纠正心力衰竭；四、止疼剂和麻醉剂；五、还有一类药物值得提一下——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此药的发现标志着“西医”要向现代医学转化，所以早期人们的常识中阿斯匹林似乎是西医的代表。
西医这时在临床方面最主要的阵地是外科以及与外科相关的眼科、妇产科等。那些精明的传教医生看准了中医在这方面的弱点而充分发挥其长处。如老年性白内障手术最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膀胱结石（外人最先设医院的广州地区恰是此病高发区）是外医最先选择的手术。稍后，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二十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医生仍常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战伤外科尤为中医所短）等方面之特长，通过白内障摘除、兔辱修复、枪弹取出等手术打开地盘。
（二）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及其标志
1、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师授徒
在1900年以前，我国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联系，教会医院为医疗上的需要，兼收中国学徒。一般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其目的不过是训练敷裹的护理人员或传教师。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成效不高，很难算得上是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能够培养出象关韬这样出类拔萃的医生的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一些中国的西医人才。
（1）第一位来华医生皮尔逊的贡献
第一位来华医生据史料记载是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皮尔逊医师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医官，皮尔逊在1805年，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皮尔逊写过一篇《种痘之理论与技术》的文章，当时由其徒弟南海丘浩川（因为头部很长，还得了一个“长首医生”的雅号）将其关于种痘方面的文献辑成一书，翻译成汉语名为《引痘略》，在1817年刊印发行，此后，种痘术便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但由于求诊者越来越多，仅靠皮尔逊公司的几个同事的义务协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在1806年招募了多名中国员工，皮尔逊亲自传授技术。而丘本人也是皮尔逊的得力助手之一，并且对于种痘术的推广，居功甚伟，同时也首开西医师带徒的先河。
皮尔逊兢兢业业，督促自己的生徒们工作，在其在华的27年间，从未间断过。所以，在其离华前，看到自己带来的这一技术在广州几乎普及，而且还远播他省，最远还到了北京，他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皮尔逊的功绩，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甚是中肯，嘉约翰医师说：“我医界中厥功之伟有能如雅纳尔之不辞劳瘁，以行善济世为职业者，其唯皮尔逊乎。其名将载诸简册而永垂不朽，宜哉！”汤姆森医师于1932年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曾撰一文，题为：《来华行医之第一恩人》，以贻皮医师，谁曰不宜。
（2）关韬的习西医经历
和皮尔逊所带生徒的学习内容不同，关韬是中国近代学习西医全科的第一人，但学习形式依然是“师授徒”的形式。
关韬还是第一位西式军医。他出身于广东十三行商业画家世家，他的叔父关乔昌和关联昌是著名的广东商业画家，和来自欧美的外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关乔昌的指引下，关韬自愿跟随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伯驾学习西医。
关韬聪颖好学，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病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骨折及脱臼等。他品学兼优，深为伯驾器重，伯驾休假回国，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到福建清军服务，赏五品顶戴军衔，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战争结束后回广州挂牌行医，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很受中国人和外国侨民的欢迎。1866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在广州仁济大街的新院落成后，特请伯驾的传人、中国医生关韬出任医院助理，医院引以为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关韬英年早逝，对于中国西医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关韬在关乔昌的指引下，自愿随伯驾学医，开中国人师从外国人学习全科西医的先河。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使西医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中国第一个正规西医毕业生——黄宽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东岸乡。1841年黄宽12岁时，赴澳门就读于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系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
马礼逊学堂第一批招收6名男生，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容闳。这是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洋学堂。1841年11月１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容闳等随学校迁来香港就学。黄宽等在马礼逊学堂前后读了6年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46年，容闳、黄胜和黄宽一起去美。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
黄宽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在该校学习5年，1855年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三（一说第五名），获金牌等奖状及医学士学位。毕业后留英在医院实习2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黄宽在英前后学习７年，1857年返回香港，服务于香港伦敦会医院。1858年赴广州，接办合信（B.Hobson）在沙基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院。黄宽对该院大力整顿，使该院业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院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亲授生徒4人，以协助其医务。从1862年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教师。
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聘至幕府担任医官，不到半年，因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即行辞职。同年返回广州继续在自设诊所内行医。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医师，唯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国人黄宽所任事，这足以反映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务方面也多有建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黄宽任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同期都多。就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来说，也较过去为多。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由此可以看出，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诊务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尤其擅长外科，1860年黄宽曾施行胚胎截开术一例，这是国内施行这种手术的第一例。容闳称黄宽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
黄宽终身忙于诊务与教学，著述不多。1878年10月12日，黄宽患项疽，因突然发作而辞世，享年49岁。
最初的“师授徒”的西医教育模式到了黄宽这里发生了质的改变：黄接受的是正规的西医教育，成绩斐然，并且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及医学教育理念带回中国，应用到医院的日常运作及教学工作中。在解除民众疾苦的同时，积极培养西医人才，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开观念之先，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做了人才及管理方法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