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鲁迅胞弟周作人真实一生》 作者：止庵

章节数：18章  字数：2.9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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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一八八五——
    第二章 一九○六——
    第三章 一九一一——
    第四章 一九一七——
    第五章 一九二三——
    第六章 一九二八——
    第七章 一九三九——
    第八章 一九四五——
    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
    结语
    参考书目  -------------------------------------------------------------------------
自序    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
    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上述诸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尽用。前者非个人力所能及,只能尽量少点儿遗漏;后者则不妨略予甄别。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搀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譬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发生冲突,有云:“……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录》中有所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此外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知堂回想录》亦偶有此病。凡此种种,我们均须多加小心。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关想法,恐怕“卑之无甚高论”。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
第一节（1）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櫆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1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2;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现存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有感》、《读华陀传有感》两首古风,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5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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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鲁迅的青年时代》(部分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2《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
    3周建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4《鲁迅的青年时代》。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认为此事对于周氏兄弟后来的人格有所影响,谈及周作人说:“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的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
    5《先母行述》(一九四三年四月作)。
    6《伯宜公》(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
第一节（2）    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7以后他爱读此类书籍,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淏子《花镜》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说:“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来,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8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时,接触了祖父的妾潘大凤,女仆宋妈,邻居石家妻子余氏,邻居姚家干女儿杨三姑娘等,对于她们的不幸命运深感同情,乃至终生不忘,其妇女观或许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南京狱中,所作《花牌楼》之三有云:“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飘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关于杨三姑娘,他还写过一篇《初恋》9,说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10这对于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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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花镜》(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收《夜读抄》)。《毛诗品物图考》,[日]冈元凤著。
    8《我的杂学》(前十二节连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新报·文学》,全文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古今》第四十八期、七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古今》第五十至五十二期、九月十六日《古今》第五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9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谈虎集》、《知堂文集》。
    10《我学国文的经验》(一九二六年十月《孔德月刊》第一期,收《谈虎集》、《知堂文集》)。
    11《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
第一节（3）    至于大哥,取《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12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13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他们各自的学问乃是发祥于同一来源。譬如,周作人回忆说:“《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14讲到鲁迅有云:“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15讲到自己则说:“《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16
    周作人就学南京水师学堂,不仅得到大哥帮助17,也是步其三年前的后尘——鲁迅先由叔祖椒生介绍,进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退学,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一点,从周作人当时所写《送戛剑生往白下步别诸弟三首原韵》之三即可看出:“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戛剑生”即大哥;周作人效仿他,给自己起了个“躍剑生”的号。以后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无不追踪大哥足迹。直至在北京大学任教为止,鲁迅一直是他的人生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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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鲁迅读古书》(一九五六年九月《读书月报》第九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13《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九期,收《瓜豆集》)。
    14同上。
    15《鲁迅读古书》。
    16《我的杂学》。
    17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作致大哥信两纸,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  -------------------------------------------------------------------------
第一节（4）    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18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19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20。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21
    一八九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櫆寿同音的“奎绶”22。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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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地方与文艺》(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作,曾载《之江日报》,收《谈龙集》)。
    19《华侨与绍兴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乡土》第四卷第十一期)。
    20如陈源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致志摩》,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曹聚仁对此加以评论道:“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是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鲁迅评传》,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21《我学国文的经验》。又,周作人在三味书屋的业师寿洙邻回忆说:“鲁迅学名樟寿,知堂学名櫆寿,鲁迅先来,师事镜吾公,称我为四哥,知堂次年始来,师事于我,称我先生。鲁迅在作品中,自言来我家读书时,年十二岁,是年为公元一八九一年,即光绪辛卯年。知堂壬辰年始来,年才九岁,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我既担任助教,我的教法,每日授课,先讲当日所授之书,详细讲与学生听,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知堂年只九岁,我亦不讲与他听,反令其先讲与我听,他却已讲得清楚,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亦从未违犯学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所云入学时间或有误差,但提供周氏早年生平资料,殊为难得。
    22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日记。然而据周作人《先母行述》所说:“庚子变后一年,辛丑,令櫆寿往考江南水师学堂,易名作人。”似乎“櫆寿”并未为“奎绶”所取代。又据《知堂回想录·考先生》:“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好像不曾采用“奎绶”一名。
    23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予往贯珠楼领落卷,回卷皆圈。”胡适曾经为此感慨:“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按,周作人共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  -------------------------------------------------------------------------
第一节（5）    那个年代,科举“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24。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作《题天官风筝》一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25可见对此“正路”尚很热中。两次落第,所受打击无疑很大。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日记所云:“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颇能反映当时心境。一度曾经游荡街头,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成为小流氓”。他曾记述与一位名叫阿九的“破脚骨”的来往经过:“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作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并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26这也给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态度打上深深烙印:“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27
    第一次落第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28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29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30。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1“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32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33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34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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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知堂回想录·县考》。
    25“满腹经纶皆在握”一句后改为“举目山河皆有异”。
    26《知堂回想录·几乎成为小流氓》。
    27《十字街头的塔》(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28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第三十一期)。
    29《介孚公二》(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30《知堂回想录·脱逃》。
    31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
    32一八九八年四月七日日记。
    33一九〇〇年七月一至三日日记的眉批。
    34《知堂回想录·义和拳》。
    35同上。  -------------------------------------------------------------------------
第二节（1）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达南京下关。即往水师学堂,见着叔祖和也在该处就学的叔叔周伯升,以及从矿路学堂赶来相会的大哥。暂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参加额外生考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师对他的试卷批曰“文气近顺”。出榜,计取三名,周作人列备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参加复试,题为“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36十月十四日,开始上课。
    关于这所学堂,他介绍说:“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班,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37周作人“属管轮班”38。
    上课第一天,进的就是“洋学馆”,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触英语。幸得事先补习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云:“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复云:“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参加汉文分班考试,题为“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发榜,共分三班,他列头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同学曾“戏作花榜”,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内蕴不露,接物谦和”,而他自己并不是认:“予哑然笑其皮相也。”39
    以后他回顾学堂生活说:“从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名称是当水师学生,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那时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可是那生活却也着实不错,不但是公费供给,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间房里住两个人,各有一个板床,桌子,书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两个,油灯一盏,大概可以点到半夜,也可改点洋灯,只须贴两角钱给听差就行。宿舍两排,中间一个大院子,前窗和门开在这面,后窗外是一大片空地,体操场和桅竿都在那里,这所说的是管轮班的情形,驾驶班宿舍还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异。……一日中功课不多,兵操打靶也没有陆师那么严重,晚饭后便很自由,买几两白干与花生米或牛驴肉,招同学共饮,或看违禁书报,作革命运动,亦无不可。”40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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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37同上。按文中所言,系阴历月日。
    38《知堂年谱大要》(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作)。
    39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40《学堂生活》(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亦报》)。
    41《怀旧》(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
第二节（2）    然而谈起学业本身,周作人却说:“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42至于出操、打靶,亦无甚所得。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即如其所说:“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43他在南京就学初期,阅读范围尚且限于中文作品,包括原著与译作在内。“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44,而这首先仍应归功于鲁迅。从前在杭州、绍兴时,他就托人带书给弟弟看,现在二人同处一城,借阅自更方便。譬如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译《天演论》,皆得自他之手。以后鲁迅去到日本,依然关照弟弟阅读,或寄,或带,或嘱就近购买。严译亚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书断断续续读了许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记还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这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当初读到《天演论》的热烈反应,似乎颇有差别。后来周作人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幾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45也许开始对《天演论》的兴趣还在文字方面,意义正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相当;思想上接受影响,尚待循序渐进。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记,即为一例:“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
    周作人说:“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46或许因为读了梁启超意思浅显,言辞生动的著述,他才真正接受进化论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这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相联系,是非常具体,非常切实的道理。他当时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载。如一九〇二年八月六日云:“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八月九日云:“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八月十七日云:“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板,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十一月六日云:“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二百余帧,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等等。就中不少读物,亦由鲁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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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43《我的负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
    44《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45《我学国文的经验》。
    46《我的负债》。  -------------------------------------------------------------------------
第二节（3）    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以后他回顾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47对他来说,已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寔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对比过去矻矻于科举得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了。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写了一首《焚书》,最能体现当时的思想立场:“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谭嗣同著《仁学》经鲁迅提供,就在此前读过;以上所说,颇有谭氏“冲决网罗”之概。
    周作人水师学堂日记记录了他当时读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无所偏废。所受启发自不限于思想方面,还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国文的修养”、“文学的影响”在内;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许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云:“看小说《经国美谈》少许,书虽佳,然系讲政治,究与吾国说部有别,不能引人入胜,不若《新小说》中《东欧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动手移译作品,正是循的这一路数。对于文学本身的兴趣,始终体现在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之中。
    不过此时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与向所追随效仿的大哥有关。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兄弟又要分离,周作人一时难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记有云:“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出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予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辗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记所云:“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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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知堂回想录·考先生》。  -------------------------------------------------------------------------
第二节（4）    鲁迅除了供给弟弟许多读物外,还不时通报有关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新的信息。这也在周作人日记中留下记载。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来函,又摄影三纸,以壹贻予,披图视之,宛然东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来信,尽二纸,尽白话。”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断发照相一张”。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断发小照一张”。所有这些,为周作人勾画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时之日本,犹如从前之南京,成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题为《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诗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枫树春日社,满地樱花小石川。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收到鲁迅“断发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断发”尚不可能的国内的他,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鲁迅回国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著洋服,路人见之,竟以为“红毛国人”48。
    于是周作人希望再次追随大哥,也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一月,听说新任总办要去日本调查水师章程,拟择学生四人随往,遂争取此一机会,然而未能如愿49。嗣后更因此与担任学监的叔祖发生冲突:先是鲁迅着人带书来,来人言及所在之日本弘文学院闹学潮事。周椒生知道后“大恐惧”,切责作人,并要他写信给大哥,“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作人“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私下另写一信,“述此事,力阻其行”。他为此大发感慨,四月十八日日记有云:“呜呼,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何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此时之南京,亦犹如从前之绍兴;“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与当初在家感受,何其相似乃尔。不过现在的周作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关于“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来说:“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50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起先近似时症,继而脚肿、脸肿,此后又患颈疽。于十一月随已被水师学堂辞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记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一则:“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从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所谓“学事”,仍指争取赴日留学。然而日记所说,似乎预告他将有一番新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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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一九○三年七月十七日日记(题为《白话报馆之寄宿》)。
    49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日记:“饭后予等(胡张李周)四人见总办请往东洋,后伊云所派者皆卒业生,遂辞出。”
    50《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
第三节（1）    三
    《女子世界》一九〇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此前一场大病,或许是“说生死”的由头;然而该文着眼于“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乃是鼓吹民族主义革命之作。后一文则将这个意思移过来讲中国女子当自强独立。该年七月,祖父病逝,寿六十八岁。长孙鲁迅远在日本,遂由暑假在家的周作人顶替“承重”,“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51。嗣后,周椒生介绍他去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两月后期满,学堂方面因学生发音不大准确,未予续聘,遂于十一月下旬返回南京。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起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AliBabaandtheFortyThieves),至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完稿。以《侠女奴》为题,在《女子世界》连载,署名萍云女士。该杂志此后陆续刊出周氏著译,包括《题〈侠女奴〉原本》、《好花枝》、《女猎人》、《女祸传》、英国陶尔(ConanDoyle)52作《荒矶》和法国维克多·雨果作《天鹨儿》等。一九〇五年六月,上海小说林社印行了周作人的两本译作,其一为《侠女奴》;其一为《玉虫缘》,即美国作家安介坡(AllanPoe)53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说《黄金甲虫》(TheGoldBug),署会稽碧罗译。此书于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脱稿。“《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54
    《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也是小说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述二书均系其经手,且注明“初我润辞”。出版《玉虫缘》“以书五十部见酬”55,《侠女奴》则获赠《女子世界》一年。关于与《女子世界》及丁初我的因缘,周作人说:“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56周氏成为一代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与某些媒体以及担任编辑的人关系密切;《女子世界》是他最初的园地,而丁初我则是第一位合作的编辑。类似情形,此后还会出现多次。
    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作者就以“我女子”身份讲话;以后在《好花枝》、《女祸传》中也一再说“我女界”。这自是替《女子世界》写稿,又假冒女性作者的缘故。以后他说:“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57其实意义可能不止于此。周氏毕生关心女性,同情女性;而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立场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虽然未必出于自觉,却由此建立了一个更接近于本质的视点。以后他讲“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58,而对清人俞理初“好为女子出脱”、“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的态度极表赞同,道理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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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知堂回想录·祖父之丧》。
    52通译柯南道尔。
    53通译爱伦·坡。
    54《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55一九〇五年三月九日日记。
    56《学校生活的一页》(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57《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
    58《观世音与周姥》(一九四○年八月《新光》第五期,收《药堂杂文》)。  -------------------------------------------------------------------------
第三节（2）    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59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60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61“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62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63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64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65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66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67,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68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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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60《我的杂学》。
    61《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62《知堂回想录·老师一》。
    63《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一》。
    64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女子世界》第十二期。
    65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66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
    67不妨提到秋瑾,宣扬女性自强独立尤为着力。一九〇五年四月,周作人曾经两次与她见面。
    68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
第三节（3）    《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板,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69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底旅行》文白夹杂,周作人所译纯系文言。对于这最早两种译作,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并不高:“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70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71,“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72,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73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74“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75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76,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77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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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70《丁初我》(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亦报》)。
    71一九〇五年二月三日日记。
    72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日记。
    73《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74《读戒律》(一九三六年九月《青年界》第十卷第二期,收《风雨谈》)。
    75《我的杂学》。
    76《说生死》。
    77《学校生活的一页》。嚣俄(VictorHugo),通译雨果。ClaudeGueux:《死囚末日记》,雨果一八四三年作短篇小说。
    78《知堂回想录·鱼雷堂》。  -------------------------------------------------------------------------
第三节（4）    《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79,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匹夫匹妇不能得多助于天,其殗忽以死,可无论矣。即试推之一国一群,其理亦莫不视此。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仍,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嚣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餍嚣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81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2,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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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孤儿记〉凡例》,收《孤儿记》。《哀史》即《悲惨世界》。
    80《〈孤儿记〉绪言》,收《孤儿记》。
    81《〈孤儿记〉缘起》,收《孤儿记》。
    82《人的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收《艺术与生活》)。
    83关于周氏兄弟此次赴日时间,鲁迅向无说明。周作人计有三说:一,《墨痕小识》(约完成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云:“夏,往东京。”二,《鲁迅在东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说:“秋天再往东京。”《知堂回想录·吴一斋》也说:“于秋间出发。”三,《遗失的原稿》(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说:“丙午九月我到东京。”《知堂年谱大要》也说:“九月往东京。”按《知堂年谱大要》自民国元年起注明“以下均是阳历”,实则此前亦不尽用阴历,尤其是在日留学时期。  -------------------------------------------------------------------------
第二节（5）    《域外小说集》以译者的审美趣味决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悦于人,这在周氏兄弟的翻译生涯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该书序言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从此二人彻底走出林纾的阴影,拥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风格,而这涉及对原著的选择、译法和文体诸方面。与他们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一样,《域外小说集》也体现了“文字上的复古”,较之周作人此前几种译著,读来艰涩得多。蔡元培曾评价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141以后译者自己对此有所反思,认为是不成功的尝试142。而“收录至审慎”和“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两点,则为他们所坚持始终,所谓“直译”,即由后一方面发展而来。“尤其注重于短篇”,也是别具一格的眼光。虽然,“《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143。以后周氏兄弟继续此种“注重”,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都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情有独钟。要论《域外小说集》的贡献,侧重“弱小民族文学”是其一,倡导短篇小说是其二。十年以后,这两方面都蔚为大观,发端正在最初两册薄薄小书。尽管当时曲高和寡,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不过当年五月一日,东京《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倒有一则关于“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报道,这是周氏兄弟首次为外间所公开评论。
    周作人还据寇丁(JeremiahCurtin)144的英文本转译了显克微支一八七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炭画》(Szkiceweglem)145。译稿曾经鲁迅修改誊正。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受到勃阑兑思(GeorgBrandes)146很大影响。《摩罗诗力说》和《哀弦篇》极力表彰波兰文学,正是当时读到勃氏所著《波兰印象记》的缘故。周作人说:“波兰小说家中我最喜显克微支,这也是《印象记》的影响。其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及《火与剑》三部作正风靡一时,勃阑兑思却说他的短篇更好,举出《炭画》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与《灯台守》。我很高兴能够把这三篇与《乐人扬珂》以及《酋长》都翻译成中文,只可惜还有一篇《得胜的巴耳忒克》没有译出。”147比起《域外小说集》中某些篇章,《炭画》似乎更合乎“弱小民族文学”的本义,尤其体现了《哀弦篇》所说的“悲哀”。与他当年“半偷半做”的《孤儿记》相仿,《炭画》写的也是弱者的悲惨命运,似乎仍然体现周氏对此的特殊关注;不过《炭画》堪称杰作,写法从容多了。正如周作人所云:“显克微支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尔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148以后他说:“这是我的译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因为原文实在太厉害了。”149该译作当时未获出版。五年后投寄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回信有云:“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的确道着《域外小说集》、《炭画》和继乎其后的《黄蔷薇》难为读者接受的原由。鲁迅后来也说《炭画》译文“生硬”150。一九一四年四月,《炭画》才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乃是周作人用本名出版的第一本书,只是“三十元的板税却一个大都不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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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公言报》)。
    142上海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出版《域外小说集》增订本,鲁迅用周作人名义所写新序有云:“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并说,“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
    143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144通译柯廷。
    145通译《炭笔素描》。《关于〈炭画〉》(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第八十三期,收《炭画》):“一九〇八年在东京找到了寇丁译的两本显克微支短篇集,选译了几篇,把《炭画》也译出了,过了些时,才写这首小引。”按《〈炭画〉小引》末署“己酉二月,译者记”。又《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卷末“新译预告”列有此书,似乎该项译事略晚于《域外小说集》。
    146通译布兰代斯。
    147《关于自己》。
    148这是周氏《欧洲文学史》未印行的十九世纪一篇中的内容,见《关于〈炭画〉》。戈戈尔(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Гоголь),通译果戈理。
    149《关于〈炭画〉》。
    150鲁迅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致周作人信。
    151《关于〈炭画〉》。  -------------------------------------------------------------------------
第一节（6）    后来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法国须华勃(MarcelSchwob)227的《拟曲五章》228,则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须华勃所作本系模仿希腊拟曲(Mimos)229,周氏在介绍时,就追溯到海罗达思和谛阿克列多思。而早在留日时期,他已经译有《希腊拟曲》,或即后来《中华小说界》所载海罗达思的《塾师》、《媒媪》。周作人对于拟曲特别看重,誉为“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制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230。对于《塾师》、《媒媪》,则评价说:“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231当时尚是根据英语转译,十几年后他更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出版《希腊拟曲》一书,完成了将其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夙愿。——附带说一句,《希腊拟曲二首》发表一年后,还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农,也在《中华小说界》刊出《希腊拟曲》,赞美周译“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此乃二人最初的文字之交。
    继前此在日本作《古希腊之小说》两篇,周作人一九一四年又写了《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分别介绍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而在汇录所译外国短诗的《艺文杂话》中,也有谛阿克列多思的两首《牧歌》。《希腊之牧歌》和两篇《古希腊之小说》曾寄往北京,鲁迅代为编成一辑,谋发表而未果232。一九一五年十月,周作人加进一篇《希腊女诗人》,仍用鲁迅当初给起的《异域文谈》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来稿酬十七元”233。这组文章和此前此后所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以及《一蒉轩杂录》中的《荷马史诗》、《波兰之小说》等,都可看作是为日后写《欧洲文学史》相关章节提前做的准备。《一蒉轩杂录》中有关日本的徘句、盆踊和浮世绘的各则,乃是他最早介绍日本文化的文字。
    “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期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234《英国最古之诗歌》就是此番学习的一点成果。——查周氏日记,他读《倍阿乌耳夫》(Beowulf)235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月六日据此作《英国最古之诗歌》,以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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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通译施沃布。
    228一九一六年六月《叒社丛刊》第三期。
    229又译通俗短剧。
    230《〈拟曲〉序》(一九一二年二月《越社丛刊》第一集)。
    231《希腊拟曲二首》(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十期)。
    232鲁迅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希腊牧歌》一篇,绎希腊小说二篇,二十二日发。”六月三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迄,约四千字。”六月四日日记:“寄许季市信并《异或文谈》稿子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
    233《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异域文谈》只是一组文章,并非一本书;《小说月报》付了周作人稿费,但未予发表。
    234《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235通译《贝奥武甫》。  -------------------------------------------------------------------------
第一节（7）    虽然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天各一方,联系却很密切。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人通信各约四百封,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分别编号,可见重视程度。可惜这些信件均已遗失。周作人写了文章,有时仍交鲁迅修改润色236。鲁迅所辑录的三国至陈、隋间乡邦文献《会稽郡故书杂集》,经周作人校对,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鲁迅写的序文署“会稽周作人记”,——周作人说:“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237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约仍不时在周作人的向往之中。及至“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238。蔡氏原籍山阴,周氏则属会稽,同在一城,两家又向有世谊。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有意约周作人帮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绍兴,周作人往听讲演,虽然“人多声哤,殊不能闻”239,仍写了篇《听蔡先生演说记》。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谈的大约即为邀请周作人前来任教之事。——对蔡氏来说,这应该算是“今”与“外”的一项内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鲁迅信,“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五日他与第五中学校长“说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鲁迅寄来的旅费;十八日县教育会另选会长;二十五日中学同事为他饯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启行往北京”。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又一次离家远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大哥的再次追随——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末一次了。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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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姑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仍不适,作《〈蜕龛印存〉序》,至午后了,三百七十余字,即交梓生。”六月七日日记:“下午寄北京函。”鲁迅同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龛印存〉序》一叶,七日发。”鲁迅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周作人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得北京廿一日函,改正《〈印存〉序》一首。”
    237《关于鲁迅》。关于“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记:“下午看三国《吴志》,摘晋侯《会稽典录》数则录之。”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架凉棚,就《嘉泰志》抄《会稽记》逸文,午了。”二十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四纸。”鲁迅同年六月三十日日记:“下午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记》、《云溪杂记》各一帖,二十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二叶。”鲁迅七月十日日记:“又得二弟信,……又附《会稽旧记》二叶,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十一日日记:“寄北京函。”鲁迅七月十五日日记:“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先贤传》一纸,十一日发。”
    238《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239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
    240《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