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生为何从不提鲁迅兄弟

钱钟书
文章摘自《反思民国知识分子：靠不住的历史》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钟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钟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钟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钟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钟书题写，他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钟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钟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既然钱钟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钟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钟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钟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钟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钟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钟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钟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钟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钟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钟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钟书是有帮助的。
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钟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钟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钟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钟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钟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钟书很有帮助。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不过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四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钱基博持同一立场。这更说明钱钟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一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79年钱钟书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他父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钟书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良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钟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
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钟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现，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钱钟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钟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
钱钟书在这里叙述时用了一个“作人作文“，其实已暗示了这位小说人物的来历。至于这位陆伯麟的言论，在钱钟书笔下，就更让人往周作人身上去想了。陆伯麟说：“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钱钟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钱钟书还说这位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
钱钟书写《猫》是在1946年，当时绍兴确实在杭甬铁路线上。“某籍某系”是著名的“闲话事件”中陈源的说法，主要指当时北大国文系中的浙籍“太炎门生”（如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这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由此判断，《猫》为钱钟书对周作人的讽刺，完全有史实依据。　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钟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杨绛也和钱钟书持同样的看法。钱钟书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这也反映出钱钟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述钱钟书的小说《灵感》时提道：“主人公是个声名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气愤难遣；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但这位作家较似蒋光慈、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体）。”
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钟书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忽然发现，忘了问钱钟书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钟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赵瑞蕻曾回忆说，1983年6月，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开会时，赠给钱钟书自己的一本书《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并请钱钟书指正。赵瑞蕻说：“钱先生说他已大体上看了我送给他的书，说很不错，对年轻人读懂鲁迅这篇东西很有帮助。他同意我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这一课题的论述。”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 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钟书对鲁迅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以否定为主。钱钟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字中的线索，来判断他的思路和风格，可以为研究钱钟书打开另外的思考天地。
钱钟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但作为小说家，钱钟书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他已有的小说创作来判断，也有较大局限。他的小说一般都有故事来源，有些甚至能让读者产生与真实生活对应的感觉。所以钱钟书凡出小说集，都要强调他的故事是虚构的，不要对号入座，这其实是钱钟书对自己小说虚构能力的不自信。
出版《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在前言中说：“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到了《围城》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杨绛在《关于小说》中表达过一个意思：“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 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小说，使用　1936年鲁迅为何坚拒赴苏
1936年之前，萧三（现代诗人，《国际歌》歌词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曾代表苏俄方面三次邀请鲁迅旅莫斯科未果。这三次具体情形如何，暂不赘述，这里只说1936年鲁迅坚拒苏俄邀请一事。
据相关资料，1936年在莫斯科的萧三将信息送至上海鲁迅处，邀鲁迅全家赴黑海之滨疗养。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对邀请之事却作了这样的回复:“三兄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这里所指的“三兄”，即萧三；“力劝我游历”即“邀请鲁迅全家赴苏”——鲁迅是孝子，幼年丧父，慈母在上，不宜远行；“家眷（母）生计”意为不只是在北平的母亲大人，还有妻室朱安也得供养；“因此后甚觉为难”，即一旦去过红色风暴的策源地，能否再重回白色恐怖的国内，一以贯之地以笔为枪，实难预料。况且鲁迅非组织中人，尚可不受约束，故“婉拒”之。
至于旅费，苏俄当然慨然承诺。但鲁迅曾申明:“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拿卢布”之嫌，不给论敌以口实罢。
然而，这里所陈述的理由，恐怕并不是鲁迅拒绝苏俄邀请的真正原因。
虽然鲁迅于此以家事答复而“未允”，可是以“国事”为重的萧三，却觉得莫斯科交代的任务没法交差，于是只好通过电讯及组织系统，物色合适的人员登门，进一步当面“力劝”，以说明恳切之情。
物色的结果，便是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为什么要物色胡愈之呢？其一因为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的学生，易于获得鲁迅的信任与接受。其二，胡愈之不仅为同乡，而且于1928年游学欧洲，往返苏俄，熟人熟路。其三，胡愈之撰写过一本《莫斯科印象记》，于1931年出版，鲁迅看过并抱有好感，曾撰文表示首肯。所以，胡愈之无疑是劝鲁迅旅苏并疗养的最佳人选。
更关键的，是苏俄殷切需要鲁迅手中那支威力四射的“金不换”啊!
这次考虑安排不可谓不周全的邀请，却仍未成功。
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愈之谈到1936年邀鲁迅赴莫斯科访问却被拒绝的经过：
过了一会，鲁迅又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鲁迅讲话时虽没有点名道姓，显然是指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我只和鲁迅谈了这么一次。我知道鲁迅是坚决不去苏联的，所以不再找他谈，就回了香港。1936年8月我回到上海，鲁迅在病中，到10月去世，我没有再见过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转自《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朱正文)
这里值得推敲的，是以黑体标明的一段文字，在1976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时已被删除。虽然，该辑在出版时标明“内部发行”的字样，一般读者不易看到，但编者仍出于谨慎考虑，作了这样的处理，致使鲁迅拒绝的真相被遮蔽了。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钟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其实，这应是鲁拒绝赴苏的要害所在，实属极敏感的如何对待苏俄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大问题。虽然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大张旗鼓地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但反对的是当权的苏联领导人，若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已故的斯大林是不利的。再者，鲁迅在30年代已质疑斯大林的大清洗，倘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形象也不利。
如此说来，遮蔽得有道理；至于史料的真实不真实，倒是等而次之的事了。
但因为这样的遮蔽，人们便无法读懂胡愈之这句话：“我知道鲁迅是坚决不去苏联的。”读者也不明白：“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事情发生在国内，这样的理由与国外的邀请并不相干，鲁迅如此的“坚决”，不是“坚决”得似乎没有道理吗？
这段佚文，现在由朱正先生从严家炎先生的著作中打捞出来了，否则，鲁迅这“不白之冤”蒙了30多年还要继续“蒙”下去。
鲁迅说过:“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之所以与青年战友们一再冲突，甚至对苏俄的大清洗表示质疑，就在于他的人道主义情结和对血腥本能的反感。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是“不杀人”，“不乱杀人”。虽然鲁迅只是在书斋里谈论这段未曾经历而仅从纸面了解的革命，多少显得有些天真与书生气，正如他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所言:“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他的睿智与警觉的确超乎常人。
对于擅长“孤证不立”的论者来说，恐怕会站出来质疑：这仅为胡愈之一家之言，说鲁迅当时已认识并质疑了苏俄的大清洗，未必证据确凿。笔者为了稳妥起见，又查找资料，并进一步向当时主持《鲁迅研究月刊》编务的王世家先生问学，承蒙他与仍在《鲁迅研究月刊》供职的作者兼画家裘沙先生查询后，于3月4日复函：“这句话是他访冯雪峰时听到的。”如此说来，鲁迅对苏俄的质疑一说，便更不为“孤”而似乎可以“立”起来了罢。
那时的苏俄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列举两组数字：“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即劳改营）的囚犯、特殊圈地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敌人’。”（徐贲：《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关于其中的被处死者，另有一组比较精确的统计：“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苏联克格勃主席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邢晓飞：《卫星承载的帝国》）
这些数字是没有去过苏俄的鲁迅所不知道的，也是起初对苏俄抱有“冷淡与怀疑”，转而信之且赞赏之一阵子，又复归于质疑的鲁迅所关心却无法知道的。1936年4月间，鲁迅对从英国归来的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往昔人们孤立地读鲁迅这句话，多少有突兀之感。现在，若把鲁迅不仅因“左联”解散问题“得罪”了中共党内的周扬等领导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莫斯科邀请的盛情“得罪”了苏俄联系起来看，就并非空穴来风，而可坐实了。更何况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早就说过，“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呢？
无独有偶，彼时的苏俄，法国的罗曼?罗兰去了，纪德也去了。前者留下了一本《莫斯科日记》，后者留下了一本《访苏归来》，却拂逆了主人的初衷，揭开了苏俄真面目的冰山一角。鲁迅没去，幸好坚决没去，当然什么苏俄见闻与游记之类也没有留下。所以，鲁迅写了不少诸如《我们不再受骗了》之类的文字，就都流于由于资讯封闭受骗于苏俄的虚假宣传，且并非亲历亲闻而无实感的泛泛之谈。当然，人们也不必去认真对待它了。
但是，大作家郭沫若去了，大作家茅盾也去了，各留下一本在50年代风行一时的苏联游记之类，把苏俄大大吹捧了一通。套用曹雪芹的话说，一面将“甄士隐”去，一面搞“贾雨村”言，或许因为患了“左倾色盲症”也未可知。书名记不清楚，也不真切了——那就算了吧，恐怕后来连作者自己都不再提起，也羞于言及了。

半个世纪以来，“鲁学”一直享有“显学”的至高学术地位。但是在作为显学的鲁学研究中，却很少涉及鲁迅的经济生活背景。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他们内心，大都懂得钱的重要性。
我持续20多年的研究阐明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鲁迅的稳定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法西斯文化围剿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鲁迅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经济自立，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基础。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乱蓬蓬头发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赴宴，西崽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简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休息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翻了翻也不愿过目，扔在角落里。好罢，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罢。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帐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
但是，旗手的帐，总不能算作“变天帐”罢。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帐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帐”。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零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帐(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 600册，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 900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零8000多天的帐。他的钱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
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 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大约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生活，“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每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两万多圆应得版税(详见后文)。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主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 000圆(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 000圆，月平均417圆；
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 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
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一块银洋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35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今人民币30元。
也就是说：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9 000多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7.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4万多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26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两万元以上。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 873.3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鲁迅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占他总收入的1/9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帐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灯光下，透过一千多页密密麻麻的银钱帐目的算草，我解读了鲁迅和钱的纽带。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平均每年相当于今17万元人民币、每月9 000—20 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