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理念化、生活世界与先验生活——论胡塞尔的“理念谱系学”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0-10-20 21:29    作者: 朱刚    来源: 《学术月刊》2010年4期    查看: 29次

朱刚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研究所

        自柏拉图提出理念以来，理念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中就一直是一个基本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永恒真理的所在地，是科学的基础①，在今天更是各式普遍主义论说及其权力诉求的前提。因此，谁掌握了理念，谁就拥有了真理与权力。而理念何以能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理念一直被认为是始终保持着自身同一的客观自在之物，不受任何时间变易的影响。②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自柏拉图以来，理念就被认为是最终的“本原”和“根据”，是衡量万物之真假、善恶、美丑以及完善与否的最终尺度。然而问题在于，理念真的就是那最终的本原与根据吗？是那超出于历史之外、生活之外却衡量、裁判着历史与生活的最终尺度吗？未必！至少胡塞尔就如此认为。在胡塞尔看来，理念不仅不是那最终的本原与根据，相反，在它之前倒有一条长长的谱系。它首先是某种精神活动——理念化——的构造成就。进而，这种理念化也并不是“凭空”发生，它必须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生活世界也并不因此就是最终的本原与根据，虽然许多人这样认为。毋宁说，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也仍然是某种构造成就，即先验生活的构造成就。因此，先验生活才是胡塞尔所追溯到的最后本原。在某种程度上，胡塞尔后期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就是这种对于理念之谱系的层层追溯。本文即是对这一“理念谱系学”③的初步探讨。

　　一、在直观的世界中没有理念

　　在正式进入对理念谱系学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要随胡塞尔一道澄清一下围绕着“理念”一词所存在的“令人不安的种种歧义”，并借此表明，本文所说的理念并不直接存在于直观的周围世界之中，因而需要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才能把它或它们创造出来。

　　据胡塞尔在《观念Ⅰ》中的分析，哲学上的“理念”(Idee)一词至少有两种容易混淆的含义：一是作为“本质的一般概念”的理念，这是形态学意义上的本质，比如花朵的“红色本身”、它的“椭圆形”等等。二是作为康德意义上的极限概念的理念，比如“理念的”点、“理念的”面、“理念的”颜色种类等。这个意义上的理念作为极限概念是自身同一的，并且因此是可以精确确定的。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理念，胡塞尔在《观念I》中（包括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使用在术语系统中未被使用过的一个外来词‘Eidos’（艾多斯）和德文词‘Wesen’（本质）”来表达“本质的一般概念”，而把“理念”(Idee)一词仍保留给康德意义上的极限概念。④

　　在这两种理念之中，胡塞尔认为，作为形态学本质的“艾多斯”，比如花朵的“红色本身”作为这朵花的红所属的那个感性区域，是可以通过本质直观或直接的“观念化”(Ideation)⑤而被直接把握和体验的。而且，这种观念化的把握和体验能够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通过注意力的转向或想象变更而直接完成。换言之，“艾多斯”作为感性性质所属的“区域”是直接存在于直观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相反，胡塞尔认为，作为极限概念的理念，却无法在直观的周围世界中被直接地把握到，即使是通过观念化⑥或者想象变更：

　　在直观的周围世界中，我们通过将视线抽象地指向纯粹时间空间形态，就体验到“物体”——这不是几何学上的理念的物体，而正是我们实际体验到的这个物体，它具有实际体验到的内容。不论我们在想象中怎样随意地改变这些物体，我们如此得到的自由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理念的”可能性，绝不是几何学上的理念的可能性，绝不是能在理念空间中画出的“纯粹的”几何学图形——“纯粹的”立体，“纯粹的”直线，“纯粹的”面，“纯粹的”图形，以及在“纯粹的”图形中发生的运动和变形。⑦

　　因此，我们在“按照我们的有身体的个人的存在方式”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几何学的理念的东西，没有发现几何学的空间，数学的时间以及它们的任何形态”。⑧同样，其他类似的极限意义上的理念——无论是“作为有关世界的科学之理念的相关物的无限的真的世界之理念”，还是“真实的和真正的个别的个人生活之理念，以及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最后是真正的文明之理念，以及属于该文明的‘伦理的’理念”⑨——所有这些康德意义上的“理念”，也都没有直接存在于直观的周围世界中。然而我们却具有它们，于是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如何具有它们的？或者说，它们如何产生？其谱系何在？显然，它们另有起源。

　　二、理念化与生活世界

　　在胡塞尔看来，理念作为理想的界限，作为极限概念，恰恰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理念化”或“理想化”(Idealisierung)而产生出来。⑩而这种“理念化”作为创造理念的特殊活动，并不是一种直观活动，不仅不是感知意义上的直观活动，甚至也不是想象意义上的直观活动。胡塞尔说，它本质上是一种“‘纯粹思想’的理念实践”(11)。正是这种“纯粹思想”的“理念实践”创造出了直观的生活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理念”。在此意义上，这种“理念化”与在直观世界中直接把握“艾多斯”的“观念化”有严格区别，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它们“一个在创造中构造对象，另一个在直观中规定对象”(12)。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理念化活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它如何可能？它能“凭空”发生吗？在胡塞尔看来，或更准确地说，在后期的胡塞尔看来，这当然不能。后期的胡塞尔发现了“生活世界”这个普全基础，这使他能够看到理念化也恰恰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然而，在胡塞尔看来，这一点在哲学史上似乎始终没有被注意到，包括在以理念为基础开创近代精确科学的伽利略那里。他写道：“他（伽利略——引者按）没有感到需要深入研究理念化的成就最初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即它是如何在前几何学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上和它的实用技术的基础上发生的），没有感到需要专心致志地研究数学的必真的自明性的起源问题。”(13)这里的“前几何学的感性世界”和“它的实用技术”正属于生活世界。而正是生活世界构成了理念化活动的“基础”。

　　何谓“生活世界”？自胡塞尔提出这个课题之后，有关讨论可说已是汗牛充栋。这里不想重复这些讨论，仅想就其与理念的关系指出两点：第一，它是理念诞生的基础、前提，为理念的诞生准备了“原材料”。第二，它是理念之意义或可理解性的源泉，因而也是所有科学之意义的源泉，科学必须回溯到生活世界才能得到理解。(14)

　　我们先讨论第一点，即生活世界如何为理念的产生即理念化提供基础。仍以作为几何学对象的理念为例。胡塞尔在其后期《几何学起源》的手稿中，详细描述了创建理念的理念化是如何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一步步发生的。根据德里达的总结，这一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1.这个前几何学的生活世界是根据不精确的时间和空间而整理的事物的世界；

　　2.这些事物应该具有“物体性”，这种物体性是对事物性一般的特殊规定；

　　3.这些物体必然具有空间形态、运动形态和“变形的过程”；

　　4.材料的性质（颜色、重量、硬度等等）通过一种补充性的本质规定而必然与前几何学的时空形态“相关”；

　　5.根据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必然性，某些形态和某些变形过程能够被感知、修正并逐步得到完善，例如笔直的线条、光滑的平面等等。(15)

　　德里达总结说：“我们先天地知道，在这一文化领域（这一领域已经被提供给‘那位尚不知道几何学但可以被设想为几何学的发明者的哲学家了’）中，事物、物体、前精确的时空性、模糊的形态学类型……以及想象变更的可能性等等，都必定已经存在于那里了。”(16)换言之，生活世界已经准备好了“原材料”，只待一种特殊的活动对这些原材料进行锻造、加工，以便从中涅槃出一种全新的事物：客观的、自身同一的理念。

　　这种特殊的活动就是理念化。需要强调的是，生活世界与理念化在理念的产生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并不相同：生活世界为理念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原材料，但这种基础和原材料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产生出理念，必待理念化活动然后才能把理念创造出来。所以真正构成几何学理念之直接起源的，正是这种理念化活动，这种“最早的创造活动”：

　　很显然，几何学肯定也是从一种最早的获得物，最早的创造活动中生成的。……这种意义本身在有所成就的活动(Leisten)当中有其起源：首先是作为计划(Vorhabe)，然后是在成功的实行之中。(17)

　　这种创造出理念的理念化活动有时也被胡塞尔称为一种“独特的理性活动”：

　　逻辑概念恰好不是从朴素而直观的东西得来的概念；它是通过独特的理性活动，通过理念的形成(Ideebildung)、精确的概念的形成而产生的，例如，通过那样一种理念化，这种理念化与经验上模糊的直线、弯曲相反，产生出几何学上的直线，几何学上的圆。(18)

　　总之，无论是作为几何学对象的理念，还是作为逻辑概念的理念，抑或其他类型的理念，它们的直接起源都是理念化活动，而生活世界则构成了这种理念化得以可能的基础。就此而言，几何学起源的问题具有自己的“封闭性”，它并不去追问感性形态的观念对象的起源，虽然后者“先于几何学并制约着几何学，但它并不混同于几何学本身的起源，也不混同于与之相关的一切可能性的起源”(19)。

　　然而，究竟该如何描述这一作为理念之起源的理念化活动本身呢？德里达说，在胡塞尔那里缺少对这样一种创建行为的具体描述，而且这并不让人惊讶，也不让人失望，因为胡塞尔已经给出了“几何学起源的条件”，即“前科学的文化世界”（亦即“生活世界”）和“哲学家”。不过，虽然缺乏具体的描述，德里达也承认，“在［胡塞尔的］一些暗示性的话……中，开创性活动的意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20)。比如胡塞尔的下面这段话：

　　这些有限的形态作为由实践而产生的、并想使之逐步完善的形态，很显然，只是作为新式实践的基础，而由这种新式实践产生出一些名称相似的构成物。下面这一点预先就很清楚，即这种新的构成物将是由进行理念化的精神活动，即“纯粹”思维产生的结果。这种纯粹的思维在已描述过的这种事实的人类的一般预先给定的东西中，以及人的周围世界中，有其材料，并由这些材料创造出“理念对象的东西”。(21)

　　在胡塞尔看来，这种作为“‘纯粹’思维”活动的理念化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它的无限化。这种无限化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就其作为“纯粹”思维的创建活动而言，它摆脱了感性—想象的直观性限制，也摆脱了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境域的限制，因此它是一种向“极限”的过渡，是对一切感性事实界限的超越，如德里达所说：“它所涉及的是无限跨越的理念界限，而不是被跨越的有限性的事实界限。”(22)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彻底自由的。其次，其所创造的理念对象作为纯粹的观念性，也是对前科学中的感性观念性的无限化。

　　这样一种无限化的理念化活动，正是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活动。这种理念化的哲学活动，作为彻底自由的活动，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是一种突然闯入的奇迹。这一奇迹对于人类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极其深远。一方面，理念化作为哲学的不断地无限化，意味着人类自由的不断扩展。因此，如本文开头所说，它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性或人属（具有“无限使命的人属”）(23)的诞生，并因此使自己具有“指导整个人类文明的功能”(24)。

　　但另一方面，它愈无限化，就意味着愈加远离生活世界，远离理念的意义基础。而一旦它所创造的理念反被视为客观自在之物，被视作最终的本原，乃至衡量生活世界的根据和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那么这反过来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最深刻的危机。因为，如胡塞尔所说，这会“使我们将只不过是方法的东西认作是真正的存在”(25)，“并……使得我们总是把我们经验的世界在它所披的那件理念外衣的意义上来理解，以至于仿佛这个世界‘自在地’就是那样似的”(26)。换言之，在理念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中，生活世界才是基础，理念只不过是人们为了实践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一种方法性的工具(27)，一件符号性的“外衣”，它的意义只有诉诸于生活世界才能得到理解，而不是相反。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理念之基础的生活世界，是否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存在，是否就是一切意义、一切明见性的最后本原与根据？它本身的意义和可能性是否不再需要进一步地追问？

　　三、从生活世界到先验生活

　　在胡塞尔看来，正如貌似客观存在的理念并不真的就是客观自在之物一样，生活世界之为客观存在也仅是自然态度的一种信念。这一信念同时也是造成欧洲科学危机的客观主义的一种特征：

　　客观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在由经验不言而喻地预先给定的世界基础上活动，并且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无条件地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然而与此相反，胡塞尔接着写道：“先验论说：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是主观的构成物，是正在经历着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就。世界的意义和世界的存在的有效性，就是在这种生活中建立起来的……。”(28)

　　于是，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并不就是最终的存在、最终的本原。它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有效性是“主观的构成物”，是“生活的成就”，是“在这种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因此，要理解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就必须要回溯到这种构造性的“生活”。相对于作为其构造成就的世界存在而言，这一生活显然是一种“主观性”。因此，先验的现象学最终要追溯的就是这种“主观性”：

　　只有彻底追溯这种主观性，而且是追溯以一切前科学的和科学的方式最终实现一切世界的有效性及其内容的主观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客观真理成为可以理解的，才能达到世界的最终的存在意义。因此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并不是处于其毫无疑问的不言而喻性之中的世界的存在，而且不应仅仅问什么东西客观地属于世界；相反，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是主观性；而且是作为朴素地预先给出这个世界存在、然后将它合理化，或者也可以说，将它客观化的主观性。(29)

　　“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亦即哲学从一开始就追寻的“本原”，现在被认为是“主观性”：“给出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观性。当然，这一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并不新颖。真正新颖的，是胡塞尔对这一主观性、这一作为构造着的生活的主观性，与其所构造的世界存在之间那不可还原的“相关性”的揭示：

　　我们作为以新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的人，在实行悬搁时是将悬搁当作从并非偶然地而是本质地发生在前的自然的人的存在之态度中转变出来……。在这种解放中，并且借助这种解放，世界本身与世界意识之间的、自身绝对封闭和绝对独立的普遍的相关性，就被发现出来了。……如果从最广义上理解，最后就产生出各种性质的和各种意义的存在者为一方，和作为以这种最广泛的方式构成意义和存在有效性的绝对主观性为另一方之间的绝对的相关性。(30)

　　所以，在世界意识（或意识生活）与生活世界之间，有一“自身绝对封闭和绝对独立的普遍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是先天的、绝对的、不可还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意识生活并不是创造世界，而是本身就是世界性的，一开始就活在与它的相关项即世界的关联之中。因此，胡塞尔并不是说首先有一个无世界的生活，然后再由这个生活构造出世界(31)，相反，“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本就是“世界性的生活”(weltliches Leben)的意向相关项。在前引胡塞尔的那段话中，胡塞尔并没有说“主观性”“构造”“世界”，而是说“主观性”“构造”“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存在意义”、“世界的意义”、“世界的有效性”等等。换言之，世界如何存在、如何显现，其意义如何、有效性如何，是由“绝对主观性”的构造方式、给予方式所决定的。也因此，如果我们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一种意义构成物，那么也可以说，世界是由意识生活所构造的。

　　总之，在胡塞尔这里，主观性的生活与世界这“两者”总是处于先天的、绝对的相关性之中，但这种“绝对相关性”却从来没有引起过哲学上的惊异：“世界（即我们总在谈论的世界）和世界的主观给予方式的相关性，从来（就是说，在‘先验的现象’在《逻辑研究》中第一次出现以前）也没有引起哲学上的惊异……。这种相关性也从来没有引起特殊的哲学兴趣，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科学态度的主题。”(32)而正是对这一“相关性”的揭示，使得意识生活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意向性关系，既不同于笛卡儿的那种无世界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外在现成关系，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那种本源的存在论—生存论关系。当然，胡塞尔的这种意向性关系是否需要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生存论关系来为其奠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无论如何，在胡塞尔这里，正是通过由生活世界回溯到构造性的先验生活，生活世界才变得可以理解：

　　借助这种构造……这个为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即可以将它理解为由诸基本的意向性形成的意义构成物。这些意向性的特有的存在，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意义构成……。意义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有效性诸样式中的意义，因此是与作为有意向的并完成有效性的自我—主观相关联的。……追溯到意义形成之意向的源泉和统一，就得到一种理解，一旦达到了这种理解……，就不会留下任何有意义的问题没有解决。(33)

　　至此，在自然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科学态度中被认为是客观自在的世界，被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前提、因而其意义始终是个“谜”的世界，“在先验哲学的框架内”，就被还原成一种意义世界，被还原为意识生活的意向成就，从而被还原为一种“先验的现象”、“具体的先验的主观性中的单纯的‘组成部分’”。(34)当然，这里的“组成部分”是打上引号的，因为它不可以被理解为先验的主观性中的“实项的”(reell)“组成部分”，而只能是其“意向性的”(intentional)“组成部分”，即作为“意向性标志”的“组成部分”：“主观间共同的同一的生活世界，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作为显现之多样性的意向性‘标志’(Index)起作用的。”(35)

　　于是，作为这样一种“先验的现象”，世界便不再是客观自在之物，而是“显现之多样性的意向性‘标志’”，最终是“主观性”自身的“标志”与“索引”：

　　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不论具有什么意义，不论属于什么范围，都是主观的相互关联系统的标志(Index)（／索引）。(36)

　　对于我和任何可以想象的主观都作为现实存在而有效的每一个存在者，因此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按照本质必然性是主观的系统的多样性之标志（／索引）。每一个存在者都指示(indiziert)一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着的被给予方式之观念的(ideelle)普遍性。(37)

　　从世界及其中的存在者这样一种“超越的”“标志”或“索引”出发，回溯、还原到其所“标志”或“索引”的“正文”（即“主观性”），揭示出这种“绝对的主观性”的显现方式、给予方式或构造方式的普遍性，从而真正如其所是地把生活世界理解为先验的现象，理解为先验生活的“游戏场”——这正是先验现象学的基本任务。用胡塞尔本人的话说就是：

　　它（指先验哲学——引者按）是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与前科学的一切科学的客观主义相反，回溯到作为一切客观的意义构成和存在有效性的原初所在地的进行认识的主观性，并试图将存在着的世界理解为意义的和有效性的构成物，并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一种全新的科学态度和一种全新的哲学引上轨道。(38)

　　从理念回溯到作为其直接起源的理念化，从理念化回溯到作为其基础的生活世界，再从生活世界回溯到作为其本原的先验生活——这样一个从既予的理念向其构成性本原、向其谱系不断回溯的过程，即构成了胡塞尔的“理念谱系学”。这一理念谱系学表明：不把理念回溯到理念化，理念如何被给予便无法理解；不把理念化回溯到作为其基础的生活世界，理念化如何可能便无法理解，而且理念以及奠基其上的所有客观科学都将丧失其意义基础；而不把生活世界回溯到作为构成其意义和有效性的最终本原的先验生活，生活世界又会被视为自在的客观世界，而执著于这种“客观世界”的“世界生活”，又将导致科学的、最终是生活本身的危机。胡塞尔的这样一种层层回溯的谱系学，不仅揭示出了理念的起源或谱系，而且因此也打开了一条走出欧洲科学危机、最终是人类生活之危机的可能之路。

注释：

　　①正如胡塞尔所说：“科学在希腊哲学中有其根源，因为希腊哲学发现了理念和借助理念进行规定的精确科学。”Husserl, Husserliana BAND VI, 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下文简称Hua VI），Martinus Nijhoff，1976，s.279；［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下文简称《危机》），第327页，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下引该书文献皆参考德文，中译如有改动不一一注明。

　　②同样如胡塞尔所说：“对于理念形态来说，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绝对的同一性规定它，将它当作绝对同一的、可以在方法上一义规定的诸性质的基体来认识。”（Hua VI，s.24；《危机》，第38页）

　　③就笔者的有限阅读所知，胡塞尔本人似乎并没有用过“理念谱系学”这样的说法。这是笔者借用其《经验与判断》一书的副标题“逻辑谱系学研究”而构造出来的一种表达。

　　④Husserl, Husserliana BAND III/1.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OLOGIE UND PH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Martinus Nijhoff, 1976，s.8；［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下文简称《观念1》），第47页，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在中译本中，Idee被译为“观念”。本文为统一术语，皆将此词译为“理念”。下引该中译本时文献如有改动不再一一注明。

　　⑤⑥E.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Untersuchungen zur Ph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 Erster Teil. Hrsg. von U.Panzer, 1984, B[,1] 245 f.；［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6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⑦⑧⑨Hua VI, s.22, s. 50, s. 312；《危机》，第35-36、66、365-366页。

　　⑩LUII/1，B[,1] 245 f.；《逻辑研究》，第276页。

　　(11)(13)Hua VI, s.23，s.26；《危机》，第37、40页。

　　(12)Derrida, L'ORIGINE DE LA , TRA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UF，1962（下文简称Introduction），p.147；［法］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下文简称《引论》），第149页，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生活世界是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证明都回溯到这些自明性的样式，因为……‘事物自身’作为主观的实际上可经验的东西和可证明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些直观本身之中，而不是思想的构成物；而另一方面，这种构成物，只要它毕竟要求真理，就只有通过回溯到这种自明性，才能具有真正的真理。”(Hua VI，s.130;《危机》，第154-155页）

　　(15)(16)Introduction, p.130-132, p.137；《引论》，第132-134、139页。

　　(17)(18)(21)(24)Hua VI，s.367，s.290，s.384-385，s.336；《危机》，第430、339-340、456、392页。

　　(19)(20)Introduction，p.134，p.144；《引论》，第136、146页。

　　(22)Introduction, p.137-138；《引论》，第139-140页。

　　(23)又见利科：“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出现了‘无限使命的人属’，一些彼此独立的个人构造了哲学的观念……这一突变贯穿于从生命意愿到惊叹、从意见到科学执政。……普遍之物被追求；纯粹的精神共同体在科学的使命中形成；这种哲学探讨的共同体通过文化和教育而越出自身的框架之外并逐渐改变了文化的意义。”见［法］利科：《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载倪梁康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第81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25)(29)Hua VI，s.52，s.70；《危机》，第67、87页。引文中黑点为原文所有。

　　(26)［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62页，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7)胡塞尔在《危机》中所说的一段话可以对此作出说明，他说：“客观的真理仅仅属于自然的—人的世界生活的态度。从根源上讲，客观真理是产生自人类实践的需要，意图是要确保作为存在者直接被给予的东西（在存在的确信中作为保持的东西被预期的对象极），以防止存在的确信受到可能的改变。”（Hua VI，s.179；《危机》，第213页）换言之，人们之所以要通过理念化活动去构造出自身同一的客观理念，原本只是要“确保”“在存在的确信中作为保持的东西”，“确保”“被预期的对象极”，“以防止存在的确信受到可能的改变”。比如，在实际的丈量实践中，人们必须要构造出一个作为“自身同一”的度量单位的“理念”（如“一米”本身、“一丈”本身等），以用于丈量。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存在一个永远保持自身同一的“一米”本身、“一丈”本身。这是处于无限之中的极限概念。

　　(28)Hua VI，s.70；《危机》，第86-87页。引文中的“先验论”原文为“Transzendentalismus”，王炳文原译为“超越论”，为统一术语，本文皆把此词统一译为“先验论”；相应地，其形容词“transzendental”在该书中被译为“超越论的”，本文将其译为“先验的”。

　　(30)Hua VI，s.154；《危机》，第183-184页。

　　(31)黑尔德在《境域与习惯》一文的注释中甚至认为：“胡塞尔在《观念》第一卷中做的消除世界的思想实验，乃是笛卡儿主义及其背后的唯意志论的一个非现象学遗产。此种情形也出现在胡塞尔在同书以及后来反复进行的努力，即试图把世界之存在说明为‘构造成就’[Konstitutionsleistung]；因为任何此类说明，如果不是恶性循环[circulus vitiosus]的话，就必定以如下假设为出发点，即：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把世界设想为不存在的；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以世界为其关连物的原习惯就会受到扬弃了。”（［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第62页，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这里有待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说不能把“世界之存在”说明为“构造成就”时，这里的“存在”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存在？是指实在存在（即在时空中）意义上的存在，还是先验意义上的存在？如果是实在意义上的存在，那么这种存在乃是意识生活对于世界的一种“设定”，一种“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仍可以说“世界之存在”是意识生活的“构造成就”。

　　(32)(33)(34)(35)Hua VI，s.168，s.171，s.177，s.175；《危机》，第200、203、211、209页。

　　(36)(37)Hua VI，s.168，s.169；《危机》，第199、201页。

　　(38)Hua VI，s.102；《危机》，第123页。引文中黑点为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