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导致贪污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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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导致贪污制度化

2010年10月19日 07:13东方早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0条

秦晓

我认为,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三十年(相对于之前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十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比较突出。

我认为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

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他们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就回去了。

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以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再到富裕阶层,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也是不能持久的。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有没有落实?是不是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利益或者工人的利益?劳动力正在争取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其价格。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此外,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

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

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的变化有:

第一是,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有。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

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手里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要不要改?人们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不愿意看到贪腐变成“制度”。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如果规划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土地增值的效应,不能全部给土地所有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而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可能什么都买不下来。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这一块涉及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

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每单位的劳动成本提高了,就业的绝对人数也增多了,居民收入随之增高。

当然还有一条,大家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导产生的结果。我希望这些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变化,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

(作者系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招商银行[15.14 -3.75%]前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