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虚伪

尽管有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谎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的心灵，在此还应该再加上一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虚伪。此举有狗尾续貂之嫌，不过貂续得好，倒也能锦上添花。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绝对权力因其臭名昭著而不得不改头换面或改换门庭。皇帝也因小孩子一句“没穿衣服”而颜面尽失，懂得了穿衣服的道理。皇帝有时和绝对权力融为一体，称之为家国，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朝鲜的金氏家族堪为现代家国的代表。绝对权力有时和组织融为一体，称之为党国，蒋介石堪为党国的代表。他在大陆统治时期很多国民党要人都以报效党国、效忠党国为自豪。家国、党国都是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如不用虚伪装点就难以苟活。
谎言是绝对虚伪的显现形式。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是说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第342页）绝对权力的谎言印有科学的标签，以示绝对正确，如同在民众面前做自我表演的广告。“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承认错误。”（第349页）绝对权力的谎言总是宣告发现了历史的规律，任何人的质疑和反对都无异于螳螂挡车。权力者往往以历史规律发明者、发现者和运用者自居，使人们“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第352页）。他们在夺取权力之前会编织出一个谎言世界，在夺取权力之后有千年至福的承诺，把谎言的实现推向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知道那是谎言，他们从来也没想实现。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有两个现实版本，一个是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另一个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绝对权力制造的人类空前大灾难都是以谎言的名义发动的。从苏联的“大肃反”到毛泽东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不如此。
不但宏观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谎言，微观的绝对权力也同样导致绝对的谎言。斯大林的绝对权力、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虽然已经作古，但其阴魂却难以驱散。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来说，从“躲猫猫”、“做梦死”、“鞋带上吊”、“喝开水致死”、“发狂死”到刚发生的江西修水县下岗工人陈绪金的 “摔跤死”，每个人的死法是那样“特别”；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事不能细说”到局长的十个不知道，每一个官员都做好了说谎的充分准备。谎言已经使公信力急剧降低，也为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成为官民矛盾冲突的导火索。“当官方当局周围布置了一种神秘气氛时，谎言最能成功。”（第354页），当神秘气氛被打破时，谎言也就失去了施展拳脚的场所，绝对权力也因此遭受到严峻的挑战。
张冠李戴是绝对虚伪的隐性形式。皇帝穿上了人民的服装，以人民的名义号令天下，一句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获得了权力的道德制高点。绝对权力也穿上了民主的服装，以民主的名义吸引众人的眼球，一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就能把公民踢出民主大门之外。绝对权力玩的就是心跳，因为“恐怖是它（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的本质”（第344页）表演的就是张冠李戴。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有人就说：“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在谴责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时，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没有人反对民主，但有人用民主的形式塞进了专制的私货，挂民主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当专制的婊子立民主的牌坊。就连专制的朝鲜都以朝鲜人民共和国自居。
爱民是绝对虚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统治者而言，爱民有三种说法，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二是具有爱民的情怀，三是尊重民意。历代的暴君都声明为了民众的利益而统治，国民党时期的开明专制论也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专制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实行对人民的统治，一句话，爱民成了专制政府为自己寻找统治理由的标准辩护词。在萨托利看来：“‘代表人民利益’不过是个毫无保证的许诺。”如果走运，“爱民会给我们送上一个仁慈的专制者。”（同萨托利，第477页）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爱民如子、父母官、包青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专制统治者和群众津津乐道的内容。由于人权文化、民主传统的缺失，爱民和尊重民意的前提总是以维护自身的权力为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就要防民、御民，把人民变成臣民和草民。爱民是虚，爱己是实。爱权力的位置是真，关心和尊重民意是假。
假崇高是绝对虚伪的重要内容。功利主义政治学认为：“国王指挥民众，利益指挥国王”，客观利益是“唯一不会失效”的规律，“正确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错误理解利益，会使政府死亡。”（第447页）与此相反，绝对权力是反对功利主义的，极权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第580页），最伟大的崇高是工具性的崇高，这种崇高让每一个人成为政权的工具、实现政治家意图的工具。它树立偶像让群众学习，让群众在与偶像的对比中失去价值和尊严，让群众与自身的私字一闪念做坚决的斗争。它的虚伪也在这里，因为崇高的背后仍然是权力，统治者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对财富、奢侈、长寿或者幸福都没有兴趣，他们只对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小说家奥威尔通过小说里的奥勃良的嘴揭示了权力的森森白骨：“对于权力的沉醉，却永远存在，而且不断地增长，不断地越来越细腻。每时每刻，永远有胜利的欢悦，践踏束手待毙的敌人的快感。”(奥威尔《1984》，第241页) 假崇高是虚伪的代名词，是权力的玩偶，它只有为权力服务时才具有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唱红色歌曲、发红色短信是绝对虚伪的新形式。在毛泽东时代唱红色歌曲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目前的唱红歌、发红段子唤不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什么红语录、红口号，高喊口号的、斗志昂扬的都是那些革命热情最高涨的人，他们恨不得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精神无私奉献给伟大的领袖。现在那些热衷于红段子的人是不是这种类型就值得怀疑，他们的动机更值得怀疑，发红段子的动机更可能是一个献媚，即向权力者表忠心。另一个赚钱，发红色段子获利的还是那些电信公司。唱红语录歌、发红段子只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没有人信其内容。腐败分子不会时刻听从党召唤，而是时刻听从金钱和美女召唤。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建设早就已经靠科学发展观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已经驾鹤西归，他为人民谋的幸福基本上都是灾难。
公共选择理论较为彻底地撕去了绝对虚伪的画皮。这种理论把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认为政治社会的人也是理性的、自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推进公共利益是政治家目标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他的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还包括权力、地位、名声、威望等。政治家追求他的政治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和社会目标。政治家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如何为人民服务，其实质都是为人民币服务，为权力自身服务，实现政治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的是民主社会的政治家和政治人。既然民主社会政治家和政治人都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为目标，专制社会的统治者就更是如此了。
美国前总统布什自己撕去了政治虚伪的面纱，认为成功的政治就是把政治家关在笼子里的政治，他自己也是站在笼子里和大家说话。布什不虚伪，那是因为他没有绝对权力。
（注：文中引文除特殊标识外，都引自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