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史札记三】(by 吴晓波)

【中国企业史札记三】 
By [ 吴晓波 ]  2006-3-15 15:36:33 【中国企业史札记三】

• 对跨国公司的持续倾斜和迷恋，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公司成长的公平性？其负面效应是否已经到需要警醒和反思的时刻了？

外资在中国的“花样年华”一从1978年到1983年中期，中国到底吸引了多少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这如果是一道智力测试题，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回答得出正确的答案。1983年6月的《经济学人》透露，“自1979年以来，中国官方批准了105家合资企业，引进外资约2亿美元。去年，只有不到10项新交易签署，大多数合资企业都停留在小规模项目上，对现代化进程没有太大帮助。五年半时间，引进区区2亿美元的资金，这对于开放之初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让人失望的。一个隐藏着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国际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他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在1978年的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急切地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在他的督促下，中国提出了庞大的10年计划，计划引进5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美国学者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外资的渴求与跨国公司的相对冷漠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迄今已经不太被人提及的对照。也是在1978年，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很快，反馈回来了：繁忙的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汽车项目婉拒，傲慢的奔驰公司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通用派出了访问团，不过投资方案却遭董事会否决，最后只有大众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它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尝到甜头的汽车公司。即便是那些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从一开始便将这里当成了产业梯级转移的下游市场，耐克公司――刚刚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乃基”――开设在广州的第一家工厂有两条生产线，分别是从台湾和韩国拆装过来的，到1985年底，中国引进了105条彩电生产线，其中四分之三是“二手线”。对外资的渴望，还直接催生了深圳特区的创建，在全面引进外资无望后，邓小平希望在靠近香港的地方开一个“引资窗口”。但是在1984年前后，香港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博士却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袁庚等人提出的四个深圳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经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进口大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但引进的主要是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的多。二这种外资迟疑的状况直到1985年之后，才稍稍得到了改观，那一年，中国出台了新的法规，给予中外合资公司以超国民的待遇，它主要表现为税收上的极大优惠和设立执行特别政策的开发区，到1992年前后，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全面苏醒，外资的引进才进入井喷时期，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吸入国之一。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在改革的启动期，国际资本的贡献率非常有限；二，中国以超国民的政策代价才真正诱发了外资潮的到来。第二次外资潮的出现，与国有企业的改制有关，在1992年之后，以产权清晰化为特征的国企变革在各地以各种方式开展，在这其间，外国公司成为了催化变革的外部因素，一些地方和企业不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让国有资产，以期获得“合资企业”的身份，从而摆脱体制上的羁绊，这种做法被称为是“化钱披洋衣”，它“解放”了大量的国企，也让无数境外公司获得了超额的改革利益。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改革时代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警告说，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上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这个论断基本上是成立的，不过“依赖症”的说法似乎没有“幻想症”来得更准确，从1992年以来，外资一直被当成是改革势力冲破旧体制的一个“外来力量”。幻想之一：用市场换技术。从家电、汽车和IT业的现状看，尽管我们以极其优惠的政策引进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它们也极大地激活了各个专业市场，但是，中国公司在核心技术上始终没有获得收益，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产品组装基地，这一幻想在战略思想上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政府放弃了产业技术的引导职能和责任；第二，导致了本土企业的普遍的核心技术空心化；幻想之二：用资本换机制。这种思潮的经典之作是印尼黄氏家族的中策集团在1993年前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优质国有资产，各地政府和国有企业家予以了热烈的配合，从日后的效果看，这些企业最终都成了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猎物”。在这一改革逻辑之下，因消费市场的扩大而积累起来的国有财富被某些利益集团以改革和开放的名义转移到了私人的名下。幻想之三：国际资本代表成熟、民主的商业精神。这种幻想让很多商业利益的诉求平白涂上了一层玫瑰色，使得中国的商业思想丧失了自我诊断和审视的能力。三中国公司的三十年成长史，一个很独有的特征是，同样的金钱在这里是有“身份”的，它被政策性地区分成了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三种，不同身份的金钱会遇到不同的待遇和机会。中国改革的很多隐秘和诡异处便潜藏在这样的人为区隔中。在这其间，国际资本以外来者的角色，成为了各种势力博弈和寻租的最佳合作伙伴。资本的天生的逐利性，使得很多跨国公司似乎更喜欢在一种半透明的环境内牟取利益，这也造成中国商业环境的灰色状态一直没有被认真地进行改善――在三种资本势力中，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显然没有这种需求，而如履薄冰的民间资本则身背“原罪”而几乎没有、或不敢有所话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花样年华”似乎仍在继续中。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进入WTO，一些垄断性行业将次第开放，在这一大背景下，国际资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巨大的机遇期，它们在这些厚利行业的开放中，仍然获得了优先进入的“隐性权利”，近年来，在银行、电信服务、保险、能源、传媒等领域的开放中，国际公司比民营公司得到了明显的优待和进入机会。而此次的理由，则从“体制改革”的需要变成了“专业能力”的需要。而与此相关的一种新的观点正在成为流行，那就是：即便通过灰色和不公平的方式把改革的成果和机会转移给了跨国资本，那也是符合发展的逻辑的，因为，它们最终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秩序进步的一个由外而内的国际力量。这是一个可以期望的结果吗？我无法回答。不过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它非常的可疑。【发在《经济观察报》CEO专栏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