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新疆的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14:48:29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8-04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本文章
写信给编辑
这是一个令人焦灼的夏天。高温、洪水、地震，大自然各种能量交替释放，造成可怕的后果。人间的恶力也接连发作，在一系列悲剧之后，新疆乌鲁木齐惨剧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至今，我们未能获知事件真实的全景。其实，并不缺乏报道。官方的报道甚至相当密集，但一直没有游行参与者的口述、打砸抢分子的自白以及事件见证者的详尽描述。
官方或许因诸多担心不得不屏蔽了相关信息。我们不知道游行如何被制止，以及随后如何平暴。第二十六期《三联生活周刊》刊发的“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全记录”，内容扎实，借目击者的讲述还原现场状况。讲述打砸抢翔实可信，但对游行者从聚集、游行到被警察驱散的描述，则过于简单。在描述被游行者拉入游行队伍时，用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字眼“不明真相”。整篇报道对游行者的诉求没有任何涉及。第二十六期《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也是寥寥数言：下午五六点钟，南门广场人群聚集，七点半以后，“开始喊反动口号”，负有“驱散人群”使命的70名特警“难以处置”。“暴力是在十几秒中迅速升级的，并且是在几个重点区域同时出现”。游行者和暴徒是怎么样的关系，也未见必要的交代。
警方事前获悉游行者非法集会的消息，并做了预案，只不过是“按照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备警”。
平息骚乱需要使用武力，这并不难理解。
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中国官方断言：这起事件完全是三股外部力量作祟所致。这个说法有助于打击流亡在外的热比娅等异议分子，但是否能令人信服？。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里说过，内因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外因只是居于次要位置，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这个分析问题的逻辑，似乎同样适用于乌鲁木齐事件。
新疆官员最新的表态依旧是，不会改变现行的民族政策。但问题是这已不由他们决定。不改变也得改变。而且，按照官方的性格，不改变的表态，往往意味着已经准备改变做法。他们只是不好意思公开否定自己的政策罢了。
实行了将近六十年的民族政策，看来非改革不可。
明眼人看得见的事实是，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名曰自治，事实上却未能维护少数民族的自主性。而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导致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少数民族或许获得了多生孩子、升学加分、工作照顾等实际好处，却丧失了平等与尊重。这种倾斜的民族政策，即使付出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代价，官方仍旧两头不讨好，因为少数民族渴望自主，而汉族要求平等。这样的设计，或许能相安一时，但难于长治久安。同为公民，却享受不同的国民待遇，这种感受怎能不损害和谐团结的愿望？
隔阂，隔膜，隔离，横亘在中国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所谓民族融合，在汉族与一些没有宗教背景的民族身上确实存在，但维吾尔、回族、藏族似乎例外。
喀什，这个维吾尔的精神领地，正被汹涌的商业洪流所吞噬。今年第十八期《凤凰周刊》以“最后的喀什”为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注脚。出于改善旧城居民生活条件的拆迁，导致旧城成片消失，仅剩一平方公里的老城。在许多维吾尔人眼里，已经不再是心灵的家园。政府主导的强拆，让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骤然断裂：失去工作，失去温馨的邻居，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原来是阿訇照应一切，现在阿訇只管理清真寺，居委会负责一切。由宗教信仰连接在一起的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
反恐反分裂的大背景，也约束了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对影响了新疆十几个民族的伊斯兰教，《凤凰周刊》报道有这样的描述：因为阿訇宣讲了过多的政策宣传，比如民族团结什么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去清真寺做祷告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清真寺是安拉的房间，只应讲古兰经。
在汉人眼里，完整保持中西亚伊斯兰城市风貌的喀什，具有神奇的魔力。记者南香红这样写道：“艾提尕尔牵动着喀什的每一根神经，甚至牵动中亚和世界的神经。”（见7月16日《南方周末》）汉族诗人沈苇则为喀什写了一首赞美诗。他以诗意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信仰之城的致敬。由香料孜然带来的味觉享受，信仰生活化与生活信仰化的哲学。“隐秘，含蓄，自足”，时光停留在生土筑成的土墙上。在作者笔下，站在屋顶上朝四周望去，老城犹如土灰色的大海，一直铺向天边。（见《天涯》第四期）
以“到新疆去”为专题的《三联生活周刊》，对喀什的描述则是一幅和谐温馨的风情画。
他们的生存，在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出生率和持续不断的移民面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外出务工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第29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广东韶关群殴事件中死亡的一位维族青年，来自喀什管辖的疏附县。该县每年有七万人外出务工，其中在疆外务工的就有1、2万人，今年还将达到1、5万人。一个二十岁女性打工者一万元的年收入是村子里平均收入的三倍之多。
《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位汉维混血儿努尔的故事，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幼年父母离婚后，尴尬的血统令其左右为难，他的心灵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备受煎熬，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维吾尔族的血液让他站在了游行者的行列里，但另外一半血液又让他离开广场回了家。
少数民族政策，若要真正赢得人心，就需面对和解决真问题。这样的机会现在还有，以后就不知道了。民族团结不只是一个漂亮口号，而是需要给民族少数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真正尊重。
在这起事件中，汉人的愤怒对象有三个：一是恐怖分子分裂势力，二是土耳其政府，三是西方媒体。7月18日出版的《看天下》杂志，沿用官方媒体报道，传达出强烈的“主流声音”。值得注意的是一篇宣言式的文章，题目是“不再看华尔街日报”，它唾弃那份老牌美国报纸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歪曲乌鲁木齐事件真相，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中国新闻周刊》对此的的回应颇为难得，该刊指出，不能用“舆论一律”要求西方媒体，那些指责“西方媒体偏见未变”的人，恰恰反映了自身的某种偏见：见表扬则喜，受批评则怒，并在这种惯性思维下，习惯性地对海外媒体进行“非敌即友”的划分。
少数民族在很多汉人眼里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大家是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是为体现民族大团结的符号化而存在的。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清规戒律，阻止了人们彼此探求与交流的愿望。很少有文学与影视作品将他们做主人公。因为种种禁忌与误读，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长期以来被强制性地遮蔽了。诸多民族禁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竖起了一堵万里长城。
按照考古学家以及文化学者的研究，新疆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四大文明融汇区。如果想实现当代民族之间的融合，郑永年先生的“共享价值”论（见第二十九期《南方人物周刊》）或许值得特别重视。他认为，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还没有整合起来。“现代国家要把自己的人都管起来”：“一方面是任何公民都必须享有基本公民权，不管其宗教、民族等的背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所有人要有国家意识”。他认为中国必须提炼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和谐”并不是价值观，而是结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有批评或建议，请与作者联系：wh2021@126.com
加入收藏电邮给朋友打印本文章写信给编辑这是一个令人焦灼的夏天。高温、洪水、地震，大自然各种能量交替释放，造成可怕的后果。人间的恶力也接连发作，在一系列悲剧之后，新疆乌鲁木齐惨剧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至今，我们未能获知事件真实的全景。其实，并不缺乏报道。官方的报道甚至相当密集，但一直没有游行参与者的口述、打砸抢分子的自白以及事件见证者的详尽描述。
官方或许因诸多担心不得不屏蔽了相关信息。我们不知道游行如何被制止，以及随后如何平暴。第二十六期《三联生活周刊》刊发的“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全记录”，内容扎实，借目击者的讲述还原现场状况。讲述打砸抢翔实可信，但对游行者从聚集、游行到被警察驱散的描述，则过于简单。在描述被游行者拉入游行队伍时，用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字眼“不明真相”。整篇报道对游行者的诉求没有任何涉及。第二十六期《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也是寥寥数言：下午五六点钟，南门广场人群聚集，七点半以后，“开始喊反动口号”，负有“驱散人群”使命的70名特警“难以处置”。“暴力是在十几秒中迅速升级的，并且是在几个重点区域同时出现”。游行者和暴徒是怎么样的关系，也未见必要的交代。
警方事前获悉游行者非法集会的消息，并做了预案，只不过是“按照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备警”。
平息骚乱需要使用武力，这并不难理解。
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中国官方断言：这起事件完全是三股外部力量作祟所致。这个说法有助于打击流亡在外的热比娅等异议分子，但是否能令人信服？。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里说过，内因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外因只是居于次要位置，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这个分析问题的逻辑，似乎同样适用于乌鲁木齐事件。
新疆官员最新的表态依旧是，不会改变现行的民族政策。但问题是这已不由他们决定。不改变也得改变。而且，按照官方的性格，不改变的表态，往往意味着已经准备改变做法。他们只是不好意思公开否定自己的政策罢了。
实行了将近六十年的民族政策，看来非改革不可。
明眼人看得见的事实是，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名曰自治，事实上却未能维护少数民族的自主性。而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导致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少数民族或许获得了多生孩子、升学加分、工作照顾等实际好处，却丧失了平等与尊重。这种倾斜的民族政策，即使付出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代价，官方仍旧两头不讨好，因为少数民族渴望自主，而汉族要求平等。这样的设计，或许能相安一时，但难于长治久安。同为公民，却享受不同的国民待遇，这种感受怎能不损害和谐团结的愿望？
隔阂，隔膜，隔离，横亘在中国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所谓民族融合，在汉族与一些没有宗教背景的民族身上确实存在，但维吾尔、回族、藏族似乎例外。
喀什，这个维吾尔的精神领地，正被汹涌的商业洪流所吞噬。今年第十八期《凤凰周刊》以“最后的喀什”为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注脚。出于改善旧城居民生活条件的拆迁，导致旧城成片消失，仅剩一平方公里的老城。在许多维吾尔人眼里，已经不再是心灵的家园。政府主导的强拆，让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骤然断裂：失去工作，失去温馨的邻居，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原来是阿訇照应一切，现在阿訇只管理清真寺，居委会负责一切。由宗教信仰连接在一起的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
反恐反分裂的大背景，也约束了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对影响了新疆十几个民族的伊斯兰教，《凤凰周刊》报道有这样的描述：因为阿訇宣讲了过多的政策宣传，比如民族团结什么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去清真寺做祷告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清真寺是安拉的房间，只应讲古兰经。
在汉人眼里，完整保持中西亚伊斯兰城市风貌的喀什，具有神奇的魔力。记者南香红这样写道：“艾提尕尔牵动着喀什的每一根神经，甚至牵动中亚和世界的神经。”（见7月16日《南方周末》）汉族诗人沈苇则为喀什写了一首赞美诗。他以诗意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信仰之城的致敬。由香料孜然带来的味觉享受，信仰生活化与生活信仰化的哲学。“隐秘，含蓄，自足”，时光停留在生土筑成的土墙上。在作者笔下，站在屋顶上朝四周望去，老城犹如土灰色的大海，一直铺向天边。（见《天涯》第四期）
以“到新疆去”为专题的《三联生活周刊》，对喀什的描述则是一幅和谐温馨的风情画。
他们的生存，在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出生率和持续不断的移民面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外出务工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第29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广东韶关群殴事件中死亡的一位维族青年，来自喀什管辖的疏附县。该县每年有七万人外出务工，其中在疆外务工的就有1、2万人，今年还将达到1、5万人。一个二十岁女性打工者一万元的年收入是村子里平均收入的三倍之多。
《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位汉维混血儿努尔的故事，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幼年父母离婚后，尴尬的血统令其左右为难，他的心灵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备受煎熬，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维吾尔族的血液让他站在了游行者的行列里，但另外一半血液又让他离开广场回了家。
少数民族政策，若要真正赢得人心，就需面对和解决真问题。这样的机会现在还有，以后就不知道了。民族团结不只是一个漂亮口号，而是需要给民族少数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真正尊重。
在这起事件中，汉人的愤怒对象有三个：一是恐怖分子分裂势力，二是土耳其政府，三是西方媒体。7月18日出版的《看天下》杂志，沿用官方媒体报道，传达出强烈的“主流声音”。值得注意的是一篇宣言式的文章，题目是“不再看华尔街日报”，它唾弃那份老牌美国报纸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歪曲乌鲁木齐事件真相，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中国新闻周刊》对此的的回应颇为难得，该刊指出，不能用“舆论一律”要求西方媒体，那些指责“西方媒体偏见未变”的人，恰恰反映了自身的某种偏见：见表扬则喜，受批评则怒，并在这种惯性思维下，习惯性地对海外媒体进行“非敌即友”的划分。
少数民族在很多汉人眼里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大家是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是为体现民族大团结的符号化而存在的。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清规戒律，阻止了人们彼此探求与交流的愿望。很少有文学与影视作品将他们做主人公。因为种种禁忌与误读，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长期以来被强制性地遮蔽了。诸多民族禁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竖起了一堵万里长城。
按照考古学家以及文化学者的研究，新疆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四大文明融汇区。如果想实现当代民族之间的融合，郑永年先生的“共享价值”论（见第二十九期《南方人物周刊》）或许值得特别重视。他认为，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还没有整合起来。“现代国家要把自己的人都管起来”：“一方面是任何公民都必须享有基本公民权，不管其宗教、民族等的背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所有人要有国家意识”。他认为中国必须提炼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和谐”并不是价值观，而是结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有批评或建议，请与作者联系：wh20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