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话题遭热炒原因解析:身份特权制造社会不公

　　“二代”话题为何被热炒

　　人们担心，社会优质资源将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妤航

　　从浙江义乌两名“富二代”飙车相撞，到某“官二代”撞人后叫嚣“我爸是李刚”；从宁波17名“富二代”聚众吸毒，到事业单位限招“官二代”……近来，“富二代”欺穷、“官二代”欺民的事件频频被曝光，由此展开的对“二代”群体的质疑和争论也不断升温。前不久，《人民日报》一篇题为《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的文章更是引起热议。文中提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所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

　　纵观古今中外，“富二代”、“官二代”并非一个新鲜的阶层。何以在当代中国，“二代”们受到如此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对现实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一语中的：“社会进步就是要打破‘身份’的藩篱。‘身份’的特权制造了社会不公。倘若对权力、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视若无睹，改革开放多年来积累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链条将被打乱，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导火索。”

　　“二代”称谓怎么来的

　　魏海明是坐着奔驰S600、在3名保镖的簇拥下来和记者见面的。1983年出生的他，在众人眼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二代”——其父早年做能源生意发家，而今在美国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身为独子，他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在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一家保龄球会所里，我们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落地窗对面，就是他在京城经营的一家颇具名气的酒吧。

　　“我算是‘富二代’吗？”还未等记者提问，魏海明先反问道：“目前，我所经营的产业和父亲的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我是自己创业，自己打拼，难道不应该是‘富一代’？”魏海明在加拿大读书时，为挣钱，到酒吧里当服务员。硕士毕业后，他用自己多年积攒的钱购得了一间小酒吧。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在加拿大投资娱乐产业，不仅从未向父亲伸手要过一分钱，反而帮助父亲成功收购过一家矿产公司。“我并不喜欢‘富二代’这个标签，因为有太多父辈的痕迹在里边。好像我所获得的，都是不劳而获的结果，但实际上，我很努力。”

　　另一个著名的“富二代”、俏江南集团执行董事汪小菲，甚至一度因为“富二代”这个称谓拒绝媒体的采访。汪小菲在博客中写道：我不明白，“富二代”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小时候生活很一般，住平房、换煤气、生火，哪样没干过？何来“富二代”这个头衔？

　　身为某中央部委领导的孩子，胡玥在老师和同学眼中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女孩。“我从不会向别人提起自己的家庭，这没什么可说的。父亲对我要求很严，完全是军人的那套做派。”对于“官二代”这个称谓，胡玥觉得它和自己毫不相干：“应该要很高级别官员的后代才能算得上‘官二代’吧？我谈不上。”

　　而在普通百姓眼中，判断“二代”的标准自有一套。网友加菲猫在论坛里说道：“时下的‘富二代’，父辈家产应该在千万以上级别吧；‘官二代’的父辈不论官位大小，关键要有实权，就像李启铭，他的父亲李刚只是区一级的公安局副局长。”

　　到底多大官的后代算是“官二代”？家里有多少钱能称为“富二代”？众说纷纭。看来，真该给“二代”群体下个定义了。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富二代”一词首次出现在2007年12月凤凰卫视的一期《鲁豫有约》节目中。当时，该节目对“富二代”的定义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子女，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

　　“官二代”一词则是近期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对“官二代”做了深刻而特别的解释：“并不是说官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官二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定的问题出现的，这里的关键是‘官’字。‘官’成了二代的前提甚至成了充要条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等于把公权变成了私人的东西而世袭，触及了社会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线。”

　　社会学专家陈锐关注“二代”群体多年，他告诉记者，目前，学术界对“富二代”、“官二代”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它只是人们对不劳而获、滥用家庭资源的年轻人的一个讽刺称谓。“你无法从背景、特征上去定义他们。因为‘二代’这个词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如果非要划定一个范围的话，那么，‘官二代’就是上一代人占据大量权力资源的年轻人；同理，‘富二代’就是上一代人占据大量经济资源的年轻人。”

　　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按照陈锐的定义，陈志云(化名)属于典型的“富二代”——他的父亲陈天星(化名)是苏州最大的天然气厂老板，白手起家创下了亿万家产，但陈志云“很不争气”，从未考虑过接手父亲的事业，甚至连沿着父亲的足迹继续从商的打算都没有。陈天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有时候真希望生的是一个女儿，这样就可以选择谁来做我的‘儿子’。”

　　陈天星10年前与结发妻子离婚，他付出了大笔财产才把儿子留在身边，“等儿子长大就能担起家业”，这是他最初的打算。“后来，儿子一直在他奶奶身边，性格变得内向、腼腆，没有冲劲、闯劲。最可怕的是，一点都不上进，总觉得有我在，他什么都不用做。”

　　“我十几岁就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做到今天这个规模是当初一个一个煤气罐扛出来的！”这是陈天星常用来教育儿子的话，他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感染儿子，却毫不奏效。他也曾让儿子到他的工厂里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说他卸油桶时把手指弄伤了，然后就没再去过。”

　　在陈天星的安排下，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上海会朋友的陈志云。陈志云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得都极其简单。

　　记者：“现在在哪儿呢？”

　　陈志云：“马上进酒吧了，和几个朋友在一起。”

　　记者：“常常去酒吧吗？”

　　陈志云：“大概一周三四次。”

　　记者：“这样会花很多钱吧？”

　　陈志云：“钱的事情我没考虑过。”

　　记者：“一直靠爸爸？”

　　陈志云：“我毕竟是他的儿子，他肯定得管我。”

　　说到这里，陈志云已经是很不耐烦了，“没有别的问题就这样吧，朋友们都等着呢……”电话那边，音乐声嘈杂。

　　温州“企业家子女”培训班一位姓赵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像陈志云这样不思进取的“二代”并非个例，因为“财富、荣耀的取得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珍惜。”此外，在部分“二代”群体身上还可以找到不少共性。“首先，他们对自己的形象特别看重，攀比心理盛行——你开什么车，市场价大概多少，他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是不是限量版，等等；其次，吃不了苦，即使有了理想，也不会去为之奋斗——当被安排一项任务后，几天就甩手不干了，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第三，很难与固定朋友保持长久的关系——聚友的方式就是泡吧，不再像上辈人那样，注重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与共鸣，感情的维系变得肤浅、脆弱。”

　　并不都是“纨绔子弟”

　　“富二代”、“官二代”就是“纨绔子弟”、“养尊处优”的代名词吗？还是社会对他们的成见太深？

　　有社会学家将“二代”们分为四类：一是“纨绔子弟败家型”，父母不愿意让子女吃苦，生活条件上的优越，其结果是“二代”不思进取、坐吃山空；二是“父衰子落型”，父辈的钱或权以特殊方式得来，来得快去得也快，没等子女“登上舞台”，就变为平民了；三是“顺其自然型”，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不是很高，后辈的发展也不温不火；四是“知识成功型”，父母意识到事业的发展与知识分不开，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这些孩子也非常珍惜，努力学习，不断获得成功。一个好的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第一类正逐步减少，而第四类人正在增多。

　　对于“二代”群体的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陆建华给出了积极评价：“二代”脚下是铺好的台阶，这使得他们天然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这是一个“马太效应”，即越有资源的人，越可以利用资源为自己、为孩子创造机会。 很多“二代”都比父辈优秀得多，他们的优势在于，一开始起点就高。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也认为：“对大部分‘富二代’、‘官二代’来说，一方面，他们要面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压力，另一方面，父辈的期许和身边人的质疑，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奋斗。”

　　魏海明告诉记者：“我的朋友不少人父母都挺有钱，但他们都很努力，没有安于现状，挥金如土。更多情况下，我们承担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就说我本人，每天工作差不多要到两三点钟，干通宵是家常便饭。至于网上那些负面新闻，我只能说，任何群体都有败类，那是个别情况。比如，一年有几十万起交通事故，其中100起是宝马车造成的，能说宝马就是马路杀手吗？”

　　谈到公众对“二代”群体的看法，魏海明说得很坦率：“外界并不了解我们。比如，有媒体爆出六成女大学生想嫁‘富二代’，别人就会认为我们对婚姻态度很随便。其实，因为家庭情况，我们对待婚姻反而更加慎重。另外，可能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女明星会多一点，有些只是出于礼节性的招待，但个别媒体就会对其进行渲染，无端生出很多是非。”

　　“身份”与“奋斗”的较量

　　毫无疑问，“二代”话题已经成为公共话语，并正式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专家们认为，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陈锐认为，“二代”话题背后折射出大家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关心，不管是财富资源还是权力资本。从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要求，已经从“我能分到什么”，演变成了“我能分到多少”。这时，突然有人发现一部分人不用很努力即可坐拥这些资源，毫无疑问会激发公众的不满。

　　一边是大量的平民子弟过着“蚁族”、“蜗居”的生活，一边是富豪和官员家庭的孩子在享受着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很容易在社会上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产生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所以，关注“二代”问题，打破“身份”藩篱，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