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东线现利益博弈 环保执法力量有限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5日19:12  瞭望

瞭望第30期封面
《瞭望》文章：博弈调水东线
7月22日，长江防总一天下达两道调度令，以应对长江和汉水洪灾。
从年初的西南大旱，再至接踵而至的旱涝并举，今年以来，水一再考验着中国这一有着数千年治水历史的国度。这也是10年以来，国人对水利事业最关注的一年。
如何治水，使其利得以尽显，害得以力避，当是“水利”的最高要求。但是，在水资源越来越宝贵的当下，在某些流域已现抢水端倪的今天，水利事业的成败，已无法回避地区间利益平衡的问题。
入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经由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沿途北上，经由江苏、安徽、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对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了长达一月的采访。这是今年以来本刊记者对南水北调的第二次长线走访。
一路走来，各种利益“博弈”随处可见，如影随形。
这种利益博弈，首先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对于地方来说，由于需承担治污、征迁、建设等诸多艰巨任务，总希望中央能够多一些经济补偿或政策扶持；对于中央来说，需要严格控制投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二者就此拉锯。正如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在今年2月首次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说，中央对某个治污项目的具体出资，并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实际上是一个协调的结果。
但是，何谓中央利益？对中国而言，党和国家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既指某一地方的人民，又不仅仅是。
因此，当一个地方代表当地群众争取过高的补偿和扶持时，实际上是对其他地方群众利益的侵占。看似为民请命的举动，却可能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公平。
博弈还表现在行业之间的协调上。如征迁，由于国有企业多实行条条管理，而地方政府则是块块管理，因此，当征迁遭遇电力、通信等单位时，往往协调难度较大。而且，从成本出发，此类行业的补偿要求往往较高。如环保，虽然环保部门对东线治污承担着“统一监督”的职责，但是，“统一监督”对企业、污染单位尚可，对部门之间就难了。缘于此，环保的执法力量显得相对有限。
博弈之中，看似受益或受损明显。但细究起来，看似利益受损方的东线调水区也会受益，比如向苏北供水以及具防洪功能的补偿工程；作为受益方的北方受水区，也承担着繁重的治污任务。
或许，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又都是利益的受损者。东线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即在于此。
而如果将这一浩大工程放诸历史长河中观察，民众、政府、企业，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似乎都宜“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不仅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被定位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更因为每个涉利主体都无法独自把握自己的利益。这种无把握，反过来要求各方找到能“共同把握的最大公约数”。
这需要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通过法定的调节机制进行调整。如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中立的补偿评估机制、法定时效制度等，最大程度地减少补偿中存在的一些随意性现象，充分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合理的补偿。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具公平内涵的体制，以及严格的执行力。“漫天要价”和“讨价还价”，只能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难以开出公平的花朵。□
(文/张辉)
《瞭望》文章：东线征迁群描图
南水北调征迁像一面镜子，集中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特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徐州市南水北调截污导流工程建设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听到手机响，心里就犯嘀咕：是不是哪个地方征迁又出问题了？他总担心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担心上级交待的工作没能高质量完成，担心群众不满意。
沿着手机提供的线索，这位工作人员了解了很多事。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有个别人为了能多收点粮食，尽力争取征迁工作后延，哪怕只有二十天；有人为了多争取点补偿，坐在挖掘机前不让施工。
他对现在一些村干部的牢骚非常理解。在组织征迁工作时，有村干部遇到非常难征迁的问题时，有时会抱怨，“还嫌补偿低？这要在以前，就是要给你挖掉，什么补偿都没有。”
村干部不过发下牢骚，这位工作人员却想了很久：时代进步了，国家经济发展了，补偿更多了，征迁也越来人性化了，为什么征迁工作有些地方有些问题却更难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组织南水北调工程征迁时，各地征迁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征迁工作表现优秀的还获得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的嘉奖。其间，“99%的被征迁群众都非常理解和支持，但是，极个别的征迁对象抱着贪便宜的侥幸心理，给征迁工作带来一些不顺利因素。”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出发，经由南水北调东线涉及的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地的十余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采访。据统计，东线一期工程涉及永久占地13.61万亩，临时占地8.79万亩，搬迁总人口2.71万人。
这个数字，虽然远不及中线丹江口库区涉及的34.5万移民和征迁群众，但是，征迁的复杂性和压力丝毫不逊。
为了“多收三五斗”？
2009年的5月，对位于淮河流域的江苏省苏北地区来说，小麦已经长出了穗，再过20天就该收割了。
当南水北调的施工队伍在某村开始作业时，几十位村民坐在了挖掘机的前面。他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村民们希望20天以后才施工，以便他们收割完这一季小麦。
征迁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会同镇里负责人耐心做群众工作。这不仅因为早在小麦还很矮的时候，已经对农民进行了补偿，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未能施工。更重要的是，受汛期影响，如果推迟20天施工，很有可能意味着10月份才能施工，这将严重影响施工的工期。
征迁工作人员到了以后，很快被围了起来。村民们认为，补偿款被克扣了。情况比征迁工作人员之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看到附近一位戴眼镜的老人，征迁工作人员把他请了过来，递了支香烟过去，气氛有所缓和。工作人员告诉他，南水北调征迁执行的是国家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即通称的“国务院471号令”)，永久征地按照当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6倍进行补偿。当地一年两季庄稼，一亩地一季660元，一年1320元，因此，每亩地应补偿21120元。
村民们仍然不信，并说在网上看到的是4万元。同时准备到省里去查。这位征迁工作人员表示愿和村民打赌，如果能出示每亩地补偿4万元的文件，他愿意支付其去南京的差旅费和伙食费。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公益性工程，工程开始前有关部门也通过电视、广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大多数群众很支持。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标准偏低。
不仅如此，本刊记者了解到，在东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欺行霸市”的情况。一位基层征迁人员向本刊反映，在组织征迁时，他曾遇到过不让挖土的、不让运输的，甚至不让走路的。其说法是，“这条路是我们几家人自己垫的，挖掘机走这过就得给钱。”关于欺行霸市，他举例说，施工单位从某个地方运土，假设一方土三元，当地有人说至少得给五块。经过多次协调无效后，他找到了当地公安局，在公安部门的介入下，施工环境和施工秩序得以保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类事情绝非孤例。在山东省枣庄市，《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在南水北调工程早期，施工方甚至被当地恶霸要求必须买某处的沙子、水泥。
一些“突击现象”也出现过。不过，和本刊记者在中线了解到的“突击结婚”、“突击生育”不同的是，由于东线很少涉及整村移民，因此，很少有人口数量上的增加，但是，“突击种树”、“突击盖房”在南水北调沿线的山东、江苏两省偶有发生。
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征迁办主任徐忠阳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在南水北调施工沿线，个别工程遇到过诸如突击种树的情况。关于此，江苏省政府早在2006年就已发文，严令禁止在规划安置区一定范围内种树搭建。但是，每临施工，仍然发现现场的树比此前核查的数量要多得多。
突击盖房现象也非常类似。2008年4月相关部门最后一次去泗阳复核时，当时已突击盖了3700平方米的简易房，2009年9月-10月份开工的时候，这一数字已达6600平方米。有基层征迁工作人员向本刊描述，那些房子只比正常人个子稍高一点，没有门窗，有的房子上面有个小顶。后来，这些平房按棚房标准补偿，每平方米100元，要求地方政府妥善处理，最后处理较好。
“我们知道突击盖房后，还专门给地方政府发了文，但是不知道会盖这么多。”徐忠阳无奈地说。
在此过程中，群众态度不一。他分析，一些群众很了解拆迁的“行情”，想办法多争取一点利益；还有一部分群众处于观望状态，“如果给别人这种补偿也得给我”，此类事件的带动效应较强，当然，大多数的群众是比较自觉的。
徐向本刊分析，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其主要原因在于，省政府下发的禁止新种树、搭建的文件，可能未及时传达到群众。毕竟，东线从上世纪50年代便已有南水北调的声音，但是多年以来迟迟未动。因此，当地群众只听国土部门的。“国土部门公示说，这块地什么时候要，这个时候才定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往往马上就要开工了。”
土地红线的压力
在南水北调工程的大背景下，土地的紧缺，也突出地摆在了地方政府面前。
在山东省南水北调韩庄运河段万年闸泵站，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由于河道的一次次拓宽，附近村庄被占土地较多。上世纪50年代初，韩庄运河只有五六十米宽，如今已经发展到300多米。再加上道路占地等，农民的土地一次次削减。以万年闸泵站附近的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万西村为例，村里有三四百人，以前，每人有一亩半以上的土地，如今，有的人只有4分地左右。这较通常意义上人均6分地的国家基本口粮线有一定距离。
在万年闸泵站总工程师赵源湘看来，土地已经成为农村征迁的主要难点。不仅对当前的工作形成较大制约，而且，还影响着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
作为经济较发达的江苏，土地压力尤其明显。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最近正在做关于“水利工程建设如何节约用地”的研究课题。他表示，以前用地相对宽松，不太考虑节约用地，现在即使有钱，地也不能随便用了。
这不仅因为保护耕地是国策，“18亿亩红线谁也不敢碰”，更重要的在于，根据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于2005年6月联合发文要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占用耕地，由各项目法人负责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补充或补充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
这就意味着，如果征用一亩基本农田，就要想办法再“找补”一亩基本农田，这正是让张劲松和他的同事们头痛的。“江苏95%以上的土地都是基本农田，不像其他省，基本农田比较少。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可用来补充的基本农田)。”张劲松说。
如此一来，江苏只有采取另一种办法，即缴纳耕地开垦费。关于此项支出，徐忠阳以苏中为例表示，一亩地应为7000多元(国家按70%批复)，如果征用的基本农田，江苏再加40%。但是，这个40%国家并不承认。
南水北调征迁补偿标准亟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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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补平衡支出，再加上耕地占用税所需支出，江苏南水北调工程在征迁方面支出比例较大。张劲松说，“在七八年前，对河道工程征地拆迁占工程总投资的30%左右，现在反过来，江苏征地拆迁的钱占工程总投资的70%以上。”当然，江苏南水北调工程是在其省境内江水北调基础上进行的，工程建设所需资金较小，投资效率较高。因此，征迁所需资金相对较大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因为土地压力而导致征迁费用的总量上涨，对江苏省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
城市征迁同样面临着土地压力。针对江苏省江都市南水北调沿线仍然存在的部分造船厂、沙厂，江都市建设局局长钱进表示，考虑到企业利益，考虑到可能造成的失业问题，不能轻易把这些工厂关闭，比较可行的方式是搬迁到别处。“但是工厂搬到哪里？这就需要土地指标了。”
亟待统一的各种标准
补偿标准的不统一，同样制约着东线征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山东省南水北调建管局，建设管理处处长郭忠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发生于2004年的一个案例。其时，济南市长清区开始进行南水北调征地，根据当地区片价，一亩地补偿1.1万多元。巧合的是，该区同年也修建了高速公路和大学园区。其中，高速公路每亩地补偿1.54万元，而大学园区更是高达8万元。
对此，尽管有关部门多次向群众解释，重申南水北调是公益性工程，不同于高速公路和大学园区，但是，群众仍然不满意。虽然经政府多次做工作，但是矛盾还在。郭忠接着说，问题最后就集聚到施工单位上，群众到工地去闹，工地处理不了这些问题，最后还得依靠当地政府。如此反复，导致工期受到影响。
在枣庄，赵源湘指出，在征迁过程中，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南水北调征地补偿为一亩地1.6万元，航运征地补偿为每亩地四五万元，电力征地则为每亩10万元左右。赵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补偿的差异，再加上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政策并不了解，因此，群众有时会认为补偿款被扣了。
针对不同行业征地补偿标准的不同，多位受访对象向《瞭望》新闻周刊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无论是公益性征地还是盈利性征地，国家都应确定统一的标准，然后再根据不同情况，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比如，假设公益性征地是2万元一亩，盈利性的征地是6万元一亩，其中4万元的差额部分国家再制定政策，进行部门间的调剂，不要让群众来背这个包袱。受访对象认为，这种方式将对征迁工作产生极大助力。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不同的被征迁对象，对征迁补偿的要求也体现出较大差异。
以涉及到的电力部门为例，有承担施工设计工作的工作人员表示，在设计环节，一定要请电力行业的相关人参与进来。记者在沿线一些地区了解到，一般农业补偿为2万多元一亩，但是，当涉及电力部门时，这一数字甚至高达7万元左右。
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徐忠阳发现，当征迁涉及到通信、电力等垂直管理的单位，工作就尤其难做。他表示，对于此类征迁，省里都有明确的补偿标准，但是，上述垂直管理单位并不认可这个标准。“要求他们做设计，投资大得离谱”。
上述情况在山东、江苏的一些南水北调沿线地区时有发生。其中，扬州市比较明显。受此影响，扬州市南水北调三潼宝工程仅“三线”就超支了800万元左右，有一些属于漏项。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苏、鲁两省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以江苏省为例，针对泗阳站110KV线路中2个水泥杆影响施工进度，建设单位一时协调不下来，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及时派员到现场，与泗阳县拆迁办和泗阳站建设处商议，由地方与供电部门联系。这一事情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对此，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由于国有企业多实行条条管理，所以电力、通信、铁路、交通，尤其是电力、通信等企业化的单位，按条条管理；而地方政府则是块块管理。因此，“就个别情况而言，确实有协调难度大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很好的。”他说，国家电网公司已同意正式行文到各地方电力公司，要求各地配合。
地方执行力何以欠佳
和中线的河南相比，东线切断的电力电信相对较少，再加上是在原有京杭运河的基础上修建南水北调工程，因此，征迁范围也较少。但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据本刊记者了解，近年来，为了确保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完工，苏、鲁两省把相当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征迁工作上。
仍以江苏为例，该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立了“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项目法人参与”的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工作管理体制。在此之中，省、市、县各级征地移民部门均签订工程征地移民任务与投资包干协议。
另外，将工作做在前面，保证征地移民规划设计质量；加大宣传力度，使国家重点工程得到被征地群众的理解支持；增加征迁工作透明度等。其中，由于江苏省土地资源储备十分紧缺，为合理利用和节约土地资源，江苏水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尽量优化土地利用红线，节约土地资源。这些举措，赢得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认可。
尽管如此，根据本刊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东线征迁仍存在一定困难。一方面，当前，土地本身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使农民比以往更加不愿离开土地。以农村为例，有征迁干部表示，上世纪90年代，苏北农地撂荒现象比较常见。有些农民将土地交由乡亲种植，种植者帮忙上缴农业税、提留款之类的款项。当前，种地相对容易，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国家不但一分钱不要，反而中央财政一亩地还直补100块钱左右。”与之相反的是，失去土地以后，农民需要买粮食了，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危机感。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有待提高。采访中，多位受访对象反映，征迁属于政府行为，如果没有政府参与，征迁工作根本无法展开。但是，在个别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却受多种因素制约。
有受访人士分析，当前，在南水北调一些拆迁比较复杂的地方，地方政府却没有把拆迁作为年终考核指标，镇村对拆迁是一项额外的工作，做多做少和考核没关系。但是招商指标完不成，却是“一票否决”。
“事实上，招商引资指标和重点工程的安全问题，基层干部哪个都惹不起，但是招商引资的指标更硬。”上述受访者认为，“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抓经济上”，客观上还造成了群众的思想工作淡化。而且，村干部现年轻化，没有以前的老村长、老支书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工作方法有待改进。
“中线的河南焦作市，渠道横跨全市，该市举全市之力组织征迁，在不到9个月时间，拆了170万平方米的房子，市政府贷款实施征迁。征迁干部以情感人，以事动人，有的征迁干部拜需征迁的老人为干爹干娘。”张基尧说，征迁工作没有钱不行，但是光靠钱也不行。把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征迁结合起来，把落实中央征迁政策和地方制定扶持政策结合起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征迁工作也许会顺利许多。
南水北调办主任谈工程批复背后的利益协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5日18:56  瞭望
《瞭望》文章：本刊再访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站在多方利益结合点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7月2日，刚从南水北调东线调研回来的《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再次来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忆及2月初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记忆犹新。
针对本刊有关南水北调东线利益博弈的关切，张基尧表示，“研究如何站在多方利益的结合点上谋划工作，比仅仅研究南水北调工程推迟的原因更重要。”
自2003年8月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以来，张基尧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协调上。这不仅因为南水北调牵扯到水利部、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公安部等中央部委，更重要的是，张基尧必须考虑如何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考虑南方调水区和北方受水区的统筹兼顾，必须考虑沿线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看起来像是口号的三个“必须”，在张基尧这里显得朴实而真切。
贯穿始终的利益协调
《瞭望》：作为一项国字号工程，南水北调涉及多个省市之间的协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是如何统筹多方关系的？
张基尧：对于我来说，研究如何站在各方利益结合点上考虑问题、谋划工作，远比研究南水北调的技术问题更重要。
胡锦涛总书记曾提出，要站在多方利益的结合点上考虑问题、谋划工作。南水北调作为一个造福子孙、优化北方水资源配置的调水工程，更应如此。
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考虑到南方调水区和北水受水区的统筹兼顾，互利共赢，必须考虑到沿线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三个必须”一定要考虑到。
《瞭望》：具体而言，在南水北调的不同阶段，如何体现这“三个必须”？
张基尧：可以说，从规划到实施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三个方面。在规划阶段，考虑到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等省的利益诉求，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考虑到江苏本身是水源区，承担着向北方送水的任务，我们就考虑，东线建设必须有利于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江苏水源区沿线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在整个工程的布局上，除了利用运河调水以外，我们建设了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建设了运西线，极大地增加了江苏境内的水资源配置能力。在向北方大量送水的同时，苏北地区也得到了大量实惠。同时，江苏段工程除了调水功能以外，还有防洪、排涝、减淤等多种功能。里下河工程以及运西线工程在汛期能大量排泄洪水和涝水。其中，运西线可以把洪泽湖大量的水排到长江，极大地减少了淮河大水对江苏的压力。里下河补水工程，在旱期可以补给里下河，汛期又可以排出里下河的涝水。这样一来，工程多种功能兼顾，不仅北方地区，江苏也是共同受益的。
山东虽然是受水区，但是它不光解决自己的用水问题，也承担着把水送到河北和天津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重大的治污任务。山东南四湖地区是南水北调治污的难点和重点。山东如果想用到江苏的水，就必须治理南四湖的污染。山东在治污过程中，不仅自己得到了实惠，而且为江水北送打下了基础。这就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结合。
就天津而言，实行东、中两线结合供水。天津希望多争取点中线的水，相应减少东线的水。但是考虑到全国布局，我们不可能全部用中线的水满足天津。在中线满足天津8亿立方米的水量，不足部分从东线解决。这样既保证了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又满足了国家整个东、中两条线的水资源布局，体现了统筹兼顾的规划原则。
《瞭望》：建设阶段是工程实施阶段，如何兼顾各方利益？
张基尧：建设阶段，同样需要统筹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如资金投入，我们采取中央投资和地方筹集南水北调基金相结合的方式。其中，中央投资高于地方资本金，中央投资370多亿，加上重大水利工程基金就更多了。地方资本金只有290亿元。
这里面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央希望通过这样的工程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水污染防治上，通过制订水污染防治规划，落实了水污染防治资金，对当地水生态和东线整体水质的改善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外，在建设管理体制上，我们成立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作为政府的协调机构，但山东和江苏的绝大部分工程是委托地方来实施的。中央既然出资占多数，按说应该派出资人代表，但我们委托江苏和山东来管理，具体由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实施协调和监督。
可以说，在工程规划、工程布局、政策制定和工作协调，以及最后的监督检查这些环节，我们都是按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尊重地方的选择，把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结合起来，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理念。
《瞭望》：你刚才谈到基金问题。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地方很不理解，南水北调作为国家工程，为什么要地方出资本金？也有声音认为征收的基金量较大。
张基尧：事实上，和南水北调有关的基金有两部分，一种是南水北调基金，一种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其中，南水北调基金是沿线地方出资的资本金，通过提高水资源费来征收，并最终在水价上表现出来。为什么要有资本金？因为这个工程在地方，当地受益，体现“谁受益、谁出资”的市场原则。
而且，提高水价可以进一步促进北方地区的水资源节约，进一步促进污水的治理工作。客观上，水价的提高也使价格更接近于通水后的水价。如果到时一次性提价就太突兀了。我们不希望调更多的水，更不是通过供水获利。南水北调工程的公益性是第一位的，我们不是商人。
工程基金的征收，实际上也体现了水权理论。这部分资金是买以后用水权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设计，工程建成以后，将来如果某年地方雨水多，不用南水北调的水，那工程贷款靠什么来偿还？将来不管用不用水，基本水价的水费都是要付的。这样才能保证工程的良性运行。
大型水利建设基金实际上是三峡工程基金2009年到期后的转换。这个资金当时是全国收取的，通过电价来征收。对于和南水北调无关的地区，以中央拨款的方式安排，收多少全部偿还地方。对南水北调和三峡的受益地区，是按照受益多少来分摊的。这部分基金是1300多亿，而南水北调基金才290亿。
工程批复的背后
《瞭望》：有地方反映，按照2013年东线通水的规划，今年必须保证所有项目完成审批，否则将影响到通水目标的实现。请问，当前工程批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工程批复效率如何？
张基尧：实际上，工程批复用的时间并不长。水利工程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南水北调不仅要做到技术合理，还要做到实施是可行的。
南水北调工程整体上经历了规划阶段、项目建议书阶段、可研报告阶段、初步设计阶段等若干阶段。南水北调工程2002年批复总体规划，2004年批复项目建议书，2008年批复可研报告，这些都由国务院来批复。从2008年批复可研报告至今，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就批复了90多个项目。每年批复的项目都相当于前几年的总和。今年计划把东、中两线剩下的主体工程项目全部批完。几乎每个月都要批三四个项目，这在以往根本是不可能的。
南水北调工程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反复论证、深入设计、科学选比，必须考虑到技术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运行上的问题。因此，每个项目要经过若干次审查，审查通不过，拿回去修改，修改后再审查，反复很多次，这方面需要一些时间。
《瞭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次反复？
张基尧：设计单位不能一步做到位。其中，有中央要求和地方利益的协调，中央要求控制工程投资，地方及专项设施产权单位希望提高标准，将更多项目纳入总体投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从长计议。
《瞭望》：这方面有没有典型的例子？
张基尧：在江苏和山东交界处，南四湖苏鲁边界控制工程，有的项目批了一年多，却实施不了。原因是什么？江苏个别基层地方政府对批复的项目安排不接受，不希望把原来通过南四湖流到江苏的河流修船闸控制起来，要求提高船闸等级，加大船闸宽度。但是，假如不控制起来，水通过南四湖会又流回去。经过认真研究和协调，在征得山东方面意见基础上，适当加宽了船闸。
我们考虑问题，不仅是考虑局部，更要考虑全局，让大家都能接受，大家都能受益。如果一方受益另外一方不受益，甚至于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害，这个事情是根本办不成的。
东线运行管理的争论
《瞭望》：有一种说法，南水北调建设并不难，真正难的在于建成后的运行管理体制。这一点在东线表现得尤其突出。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张基尧：关于建成后的管理体制，原来就曾有设想。前期的规划和可研阶段，在征询地方政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原则意见。有些地方政府的意见我们采纳了，有些我们没采纳。
南水北调东线是在江苏境内的江水北调工程基础上重新扩建而来的。一方面向北延伸，另一方面在运河线的西侧新建一条输水线路，也就是运西线。如果东线由一个公司来管理，那就要把江苏原来建的江水北调工程进行资产评估、核算，其中就要把南水北调东线有利于江苏防洪的工程刨去。但是，南水北调东线是调水和防洪的结合，一个渠道哪一部分是用来调水的，哪一部分是用来防洪的，这个没法分开啊。如果由两个公司来管理，供水调度需要统筹协商，而且工程的多种功能之间怎么实施，这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瞭望》：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将如何统筹考虑山东、江苏的不同诉求？
张基尧：事实上，每个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换位思考，处在那个位置，就必须考虑到地方利益。
回到运行管理问题上，我们会充分考虑南水北调东线的历史和现实，调水和防洪的不同功能，综合考虑山东和江苏几方面的意见，还要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适时提出运行管理方案，最终报国务院批准。现在，南水北调工程的最迫切任务是集中精力搞建设。
《瞭望》：在江苏境内，原来江水北调的运河线和运西线存在体制差异。比如，运河线由水利局来管理，相当于全公益；但是运西线则由江苏水源公司来建设，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建设方式。建成以后，管理上是否会存在一定的对接难度？
张基尧：这很正常。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管理办法。完全是公益性的，就由政府负责；运西线本身有供水功能，如果排洪，排一次算一次钱，逐年结算，政府埋单出钱就是了。比如修了铁路，难道公务员出差就不要钱？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至于供水价格，我们会和水利部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由发改委来测定，最终由国家来批准。
《瞭望》：南水北调主要向城市供水，谁用谁埋单。但是，苏北地区有一部分是向农业供水的，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基尧：南水北调主要向城市供水。向农业供水的由政府来补贴。实际上，江苏对苏北用水是补贴的。南水北调的水若直接用于农业，同样需要政府补贴，反正不能摊到农民头上。南水北调通水以后，江苏省政府补贴的容量可能更大一些。
农业畜禽航运污染成南水北调东线污染主要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6日09:20  瞭望
《瞭望》文章：治污“冲刺期”的喜与忧
“就像刘翔很难提高0.1秒一样，把COD从200(毫克/升)降到100不难，从100降到60就很难了，而从60降到20就难极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6月底的南四湖。荷花初绽，碧波微漾。一位老者在微山湖边垂钓。他的脚边是一个半没入湖中的网状鱼兜，兜口被一段树枝固定在湖坡上，几尾小鱼在鱼兜里不时扑腾一下，老人的脚下便泛起朵朵涟漪。
注意到本刊记者在看他，老人笑着说，“可惜啊，逮不着好鱼，要是能用网捕些银鱼就好了，又补虚又健胃。”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南四湖的水清多了，也有银鱼生长了。前些年，作为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鱼类，银鱼几乎绝迹。
根据2001年批复的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2013年南水北调东线通水以后，必须确保调水水质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这意味着水质的两个判断指标COD(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含量分别要控制在20毫克/升和1.00毫克/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采访发现，当前，南水北调东线水污染防治已取得较大成效，其中，工业污染治理效果明显。但是，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航运污染等成为东线污染治理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管网建设不足、部门协调困难、资金匮乏等制约因素，也给基层环保部门带来较大压力。
有地方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反映，当前，治污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治污任务仍十分艰巨。不仅要尽快落实未达标断面的达标时限，还要确保已达标断面不出现反弹。在南水北调通水已进入倒计时的当下，如何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冲刺，是摆在沿线环保部门面前的最大难题。
迎战“天下治污第一难”
“南水北调工程成功的关键是治理污染。”2005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曾培炎在山东省济宁市作了这一判断。
后来，结合南四湖的治污现状，有专家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南水北调东线关键是治污，首要是治污，难点是治污。
“外行人可能会说，天下哪有干不成的事？相反的是，越是搞专业的人越认为东线治污目标不可能完成。”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一位白发苍苍的专家曾经跟他说：“南四湖要达到三类水标准，打死我都不相信。”那时，有人甚至认为南四湖治污是“天下治污第一难”。
怀疑情有可原。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监督管理处处长万一对本刊记者分析道，南四湖就像一个锅底，地势比较低，所有污水都汇到那里，旁边的城郭河、大闸河，污染都很严重。上世纪90年代，COD曾经高达2000毫克/升。
近年来，还发生过几起水污染事件。比如，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位于枣庄境内的新薛河，氨氮含量一度高达5000毫克/升，测量仪“爆”了。水流至徐州，当地水源受到了污染。徐州和山东打起了官司，此事最终通过协调才解决。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南四湖治污之难，是多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
其一，南四湖地区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有八百多人，产生的生产生活废水量也因此较大。
其二，流域内经济结构偏重，当地煤化工、石油化工、造纸、纺织、酿造、淀粉、味精之类的行业较多。以鲁西南为例，造纸行业是当地工业污染的第一大户。2000年，仅造纸行业排的污染物总量就占当地总量的80%，一家造纸厂污染一条河的现象比比皆是。张波告诉本刊记者，其时，几乎每个县都有好几家造纸厂。最多的时候，山东省仅麦草制浆就有720多家。
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既是税收大户，又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发展心情迫切的干部群众，对这些企业往往比较欢迎。
据张波回忆，2002年，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对于有些欠发达的县，一个造纸厂上交的地方税收可能就是当地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因此有人说，如果造纸行业垮掉，后果将非常严重。
其三，作为一个面积逾三万平方公里的流域，南四湖没有入海通道，流域内产生的废水，或者经过治理的中水，拐弯抹角都进了南四湖。按照不同的降水概率计算，南四湖流域汇到南四湖的水，是调水量的2到8倍。基于此，张波表示，“不管从江苏调过来的水是几类水，和当地的水一混，要想再确保三类水，谈何容易？”
其四，南四湖地区属缺水地区，降水量年均700毫米左右，自然净化能力比较差。另外，几十年来，南四湖地区的不少地方政府组织老百姓破坏自然湿地，“造田”种庄稼，人进湖退破坏了天然的湿地系统，使南四湖的自然净化能力进一步降低。
山东方面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为了完成南水北调东线的治污任务，制订并采取严于国家要求的标准。其最严格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要严厉7～8倍，总体上也要严格3～4倍。以氨氮为例，根据国家标准，化肥工业被控制在70毫克/升以内，山东现在只允许排放10毫克/升；关于草浆造纸，国家控制其出水COD在450毫克/升以内，山东现在最严的是60毫克/升。
但是，这距三类水要求仍有距离，标准却不能再严了。用张波的话说，“再严的话，经济发展担负的环境成本太大了，社会稳定的压力太大。”
因此，在污染治理的基础上，山东省利用季节性河道，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辖区内部再生水资源循环和运用。如此一来，进入干线的水大幅减少。尤其是枯水季节，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点水都进不了干线，而汛期排洪时，排出的则是再生水资源。
除此以外，在河流入湖口，建设人工湿地水利计划工程，环湖沿河进行生态修复，在河滩地、湖滩地开展退耕还湿等工作。通过生态修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的净化功能，削减面源污染，改善生态资源。
山东的这一做法就是近来名声大噪的“治、用、保”体系。得益于此，目前，南四湖地区水质有极大改观。2009年，南四湖在山东境内的53条入湖河流，均已经恢复并常见鱼类生长。国控台儿庄大桥出境断面，全年水质(高锰酸盐指数、氨氮)达到或优于三类水标准，达标率为100%。张波说，和2000年相比，南四湖地区实现了在经济年均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水质改善80%以上。
端午前夕，本刊记者在枣庄市城郭河泉上人工湿地看到，湿地里芦苇丛生，不时还有白鹭从芦苇丛中掠过。家住前泉村的王大姐告诉记者，泉上人工湿地的前身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坑，好多年都是荒滩。以前附近还有个造纸厂，后来也被砍了。“也就在四五年以前，城郭河都是乌黑的，水还没整治，那时逮的鱼都不能吃。”
农业污染成为东线治污主要问题
南四湖的治污进展，并不意味着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划上了句号。本刊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东线治污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治污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方面，就工业污染而言，南水北调东线沿岸仍分布着一定数量的环保不达标企业。在东线水源地江苏省江都市，自上世纪80年代起，江都市西南部的夹江、芒稻河流域范围内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分布着多达150余家大小不等的造船厂、化工厂、皮毛加工厂、淀粉厂、纺织印染厂、油库、码头等。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完备的、正常运行的污水处理设备，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到输水通道里。
根据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江都市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铺设污水收集主干管道、封闭输水通道岸边的垃圾填埋场并易地新建，关闭污染企业等。但是，目前，在夹江、芒稻河长约20公里的输水通道沿线，仍分布着40余家环保不达标的企业。
江都市环保局局长徐春元对本刊记者说，围绕单个污染点源进行治理，依靠关闭污染企业的“减法”式治污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仅就南四湖而言，虽然近年来取得较大成绩，并受到淮委极大认可，但是，由于污染底子太重，治污形势依然严峻。淮委规划保护处处长贾利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要把南水北调东线大运河淮河流域段分成若干段的话，骆马湖以南，三类水达标率比较高，水质比较好；骆马湖到中运河，要差一点；南四湖、梁济运河一带则更差。
水污染的主要矛盾也开始变化。张波以山东为例指出，2000年的时候，水污染的主要矛盾是氨氮污染。其时氨氮动辄上百毫克，一些河流鱼虾绝迹，甚至草都不长。当前，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控制得比较好，但是，农业造成的总氮总磷的污染仍比较严重，并由原来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污染的主体，也由原来的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为主转变为农业面源污染和渔业养殖污染为主。
“就像刘翔很难提高0.1秒一样，把COD从200(毫克/升)降到100不难，从100降到60就很难了，而从60降到20就难极了。”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枣庄市环保局局长李建勋感觉很无奈。“我们的执法力量到不了农村。另外，针对农业使用的农药、化肥，我们让农民按比例、按时段、按标准使用，但他们做不到。举个例子，前些年，我们一个区供销社一年能卖四百吨农药，这些农药哪去了？有一部分就可能进入了河流。”
同样没能引起关注的还有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
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在对江苏境内的14个南水北调水源断面进行检查时，发现2个断面没有达标。其中的一个是位于徐州市丰县境内的复兴河断面，当地经济并不发达。调查结果让人意外，“惹祸”的竟是鸭子。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丰县、沛县两地是江苏主要鸭子养殖基地。南京素有吃盐水鸭的习惯，每年约需8000万只鸭子。其中，70%左右的鸭子从丰、沛两县运来。一般来说，这些鸭子都是“干养”，不下水。但是，雨水的冲积，会导致鸭粪随着雨水进入水体。
记者发现，由于复兴河和微山湖相连，因此，鸭粪容易影响到微山湖水质。从时间点上来看，复兴河有个闸，一年灌溉期达100多天，此时用水要用于农田灌溉，不会影响到微山湖的水质。而在汛期，由于水量很大，污染浓度也会被稀释。因此，在非灌溉期非汛期期间，会对水质形成一定影响。
谈到当地养鸭造成的影响，当地有群众反映，“其污染指标，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工厂的指标。而且，由于比较分散，处理起来很难。”
徐州市环保局科技产业处处长胡永定向本刊透露，2009年，当地建了几个比较大的集中化养殖的污水治理工程。但是，畜禽养殖毕竟不同于工业，利润很薄，污水治理设施虽然有了，能否正常运行，仍然是个问题。
“地下”管网的“地下”状态
近年来，为了确保水质，南水北调沿线兴建了大量的污水处理厂。本刊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沿线都打出了“每个区(县)至少一座污水处理厂”的口号。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污水处理厂建了这么多，管网也在建设，但是污水的收集率达不到100%？”胡永定表示，“城市管网的污水收集率能达到80%就很不错了。”
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目前还做不到把每家每户的污水都收集起来。“有的地方就一两户人，管网无法一一达到，否则成本就太高了。”其二，管网的管径不足。管网建设的时候考虑的是不下雨的时候的流量，因此，雨量大的时候，管道的管径不够，雨水和污水就一起往外溢。“也就是说，原来的污水是通过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再流出去的。但是下雨的时候，管网‘撑不住’了，就直接流淌到河里去了。”
“正因为如此，尽管徐州市多条河流都连接上了管网，但是河水不能变清澈，所以很多人会感觉，怎么治来治去河流总是治不清？”胡永定说。
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据此认为，当前，治污设施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污水处理厂，“而是提高污水收集率，也就是通往污水处理厂的管网建设要跟上。”
一位基层环保人员向本刊透露，管网建设所需的资金来源渠道五花八门，江苏省省级财政也会给地方一些补助和奖励，但是主要部分还在地方政府。一方面投资量很大，另一方面，城市管网所需资金总账还没有，不好统计。而且，城市管网的建设，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刊了解到，由于管网建设缺乏考核的硬指标，且不易从表面看出来，因此，考核难度极大。
行业协调难度较大
“对于东线来说，治污、征迁、建设三者之中，毫无疑问，治污的难度最大。”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他认为，水污染治理既涉及现有企业的运转和达标排放，又涉及周边经过治理的中水的截污导流。与此同时，还涉及南四湖周边的面源污染治理，以及运河里面的船舶污染和防治。牵扯的行业多，面积大，所以协调难度就更大。
事实正如张基尧所说。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多数企业支持污染治理，但仍有个别企业阳奉阴违，甚至阻止基层环保部门检查工作。
在行业协调上，个别地方不同部门之间非但不能认真合作，还成了“逐利”的对手。比如，有地方官员认为，南水北调是水利事业，因此，南水北调治污工作就应交给地方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只需负责监督就行了。换言之，南水北调治污方面的资金直接拨付给当地水利部门即可。
就行业间协调而言，胡永定深有感触，南水北调使其倍感压力。他说，“水环境不好，首先是环保局的责任。但是治污不只环保一家。尽管是环保局统一监管，但并不是说治污问题环保一家就解决了。南水北调治污需要多个部门的合作。”
他举例说，在污水处理厂建设上，以前是当地建设局负责建设，徐州市现在是归到水利局了。在此方面，环保局并不是建设单位，需要水利局来统筹。对于东线航运所带来的污染，应该由交通局来管，所以交通局要担负起航运污染控制处理的责任。这就包括航运过程中生活污水的处理，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置。近年来，京杭运河的航运污染比较显著，航运部门应加强管理。另外，农村分散的居民污水处理严重不足，属于真空区，农业污染和畜禽养殖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对此，农业部门也应有所作为。
张基尧希望，在水污染治理上，各个部门能够真正拧成一股绳，为“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作出应有的贡献。□
资金瓶颈掣肘南水北调东线治污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6日09:23  瞭望
《瞭望》文章：资金瓶颈掣肘东线治污
研究加大对地方治污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事关治污的顺利推进和水质的长治久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走访南水北调东线期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每到一处，都会听到当地环保部门有关资金不足的声音。究其原因，既有南水北调早期治污规划考虑不足的因素，也有地方环保部门为确保水质长治久安的考虑。
徐州市环保局科技产业处处长胡永定告诉记者，按照2001年的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徐州市规划建设7座污水处理厂。2005年，7座污水处理厂陆续完工。然而，水质却并未达标。京杭运河徐州市区段的水质为四类水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为五类水。这和东线水质的三类水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当地环保局就此认为，原有治污规划，受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限，未能充分考虑到后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以徐州荆马河污水处理厂为例，建成以后拦截的主要是市区北部的污水，市区南部的污水则流入了奎河。奎河的下游是洪泽湖，而洪泽湖则和南水北调调水渠相通。
不仅如此，由于徐州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一些乡镇也需要上污水处理厂。而在此前，主要考虑市县治污，对乡镇则考虑不足。
而且，南水北调制订治污规划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南水北调沿线的，而徐州市则需要考虑整个流域的。一方面，淮河流域治污任务重；另一方面，由于南水北调东线穿过徐州境内，非南水北调沿线的污染，同样可能影响到南水北调水质。
基于此，两年来，徐州市加大了治污投入，仅2010年就有13个治污工程并入今年的城建重点工程，用于河道的水环境整治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为此，徐州市政府投资了20亿元。
这和当地财力形成反差。胡永定坦言，徐州市还属于“吃饭财政”，经济欠发达地区，2009年该市的财政收入仅250亿元左右。
胡向本刊透露了治污资金的三个来源。其一，积极争取国家和江苏省的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按照惯例，每年大概争取1亿到2亿元。”其二，通过徐州市水利局成立的新水公司进行融资，这方面越多越好。其三，当地财政拨款和环保局的排污费，其中，排污费一年能够用于此的约为7000万元。
“一方面国家和省要求的治污力度前所未有地大，同时财政这一块的资金比较匮乏，这是一对矛盾。”胡表示，当前，由于资金跟不上，包括污水处理厂在内的一些治污工程进度较慢。
在山东，《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前，南四湖地区人工湿地建设已有较大成效，但是，资金压力同样对治污工作的开展形成较大掣肘。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近年来，为了确保境内南四湖入湖河流水质，山东省加大了人工湿地建设。截至2008年底，仅枣庄市就在6条河流流域实施了7个“退耕还湿”工程。
以新薛河入湖口的山东第一个人工湿地水利计划工程为例，张波指出，当前，人工湿地建设资金压力较大。其中，对农民的补偿没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水平，这点让张波尤其着急。
2004年，张波在新薛河地区算过一笔账。根据他的观察，当地农民在“台田”(此前农民破坏了天然湿地开垦形成的农田)上种两季作物，一季小麦，一季大豆。根据当时价格和产量，一季小麦亩产800斤，当时8角钱一斤，计640元；一季大豆约为300斤，每斤7角钱，计210元。两项加一起为850元。但是，刨去各种成本，农民得到的不足500元；而且，“这一季豆子在汛期容易被淹，有可能颗粒无收，这又多了一块可变的因素。”
因此，2004年地方政府组织农民种植水生植物、进行人工湿地建设时，农民非常欢迎。农民在水里种上芦苇、蒲草、莲藕、菱角之类的植物，不需农药化肥。而且，在结冰期农民收获了芦竹，并经过中转站打包送到和政府签订保护价合同的企业。其时，一斤芦竹一角二分钱，一亩地约能生产4000～5000斤芦竹，因此，每亩芦竹可以收获五六百元，和种庄稼收入差不多。
但是，近年来，农民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张波介绍道，最近几年，粮价在涨，而且中央又对种粮进行补贴，粮食亩产也有较大提高，芦竹每亩五六百元的收入，对当地农民已没有吸引力。
他据此认为，有关部门应该研究生态补偿政策，“参照农民种粮食的收入，来补足‘退耕还湿’种植芦竹的差价，实现两个价格的动态平衡。”
另外，由于人工湿地的效果显著，张波认为，只要有条件的都可以建设。仍以新薛河人工湿地为例，只要进水水质能在五类水以内，从湿地流出的水可以稳定在三类水。而且，人工湿地运行费用很小，“5000亩面积只投入了3000多万元。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多少钱？但是，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也解决不了这5000亩的农药化肥问题。”
尽管只需3000万元，当初，张波也是四处“化缘”，“很难讲省、市、县三级财政出资比例多少。”张向济宁市市长说人工湿地很有意义，然后济宁市就从各种治污资金中节省一部分出来。“这不是一种很规范的做法，有点因人而异。如果不是我在这化缘的话，这些钱从哪里来？没有渠道。”张波说。
他认为，之所以南水北调人工湿地筹资难，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治污主体。“有了治污主体，他就会跑项目，争取资金；但是，如果没有治污主体，连个筹集资金的人都没有。”这是南四湖治污遇到的新问题，应该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按说应该“谁污染谁治理”，但是，人工湿地建设该归谁管尚存疑问。“人工湿地是属于生态项目，归自然保护那块来管呢，还是属于农业项目，归种植结构调整方面来管，还是河滩地的治理，归水利来管？”
就地方而言，张波接着说，“在人工湿地的上游，企业和城市污水排放均已符合了中国最严格的治污标准，你叫他再跑到下游去治污水没有道理。下游政府会说，这个水不是我的，我干吗要治这个水？我干吗要出这个钱？说得也有道理。因此，谁拿这个钱呢？只能是各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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