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发展情况

台湾经济总情况
一、发展历程
台湾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50多年来，通过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结构调整与自由化改革的发展轨迹，台湾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
经济恢复
二战末期，台湾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退台初期，由于政局动荡，人口剧增，物资短缺，物价上涨，经济形势严峻。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加强外汇贸易管制及优先发展电力、肥料、纺织等民生工业，使台湾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恢复与发展。
在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初期，土地改革与“美援”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土地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土地改革第一步是进行“三七五减租”，即将原地主收取超过收获量50%以上的地租一律降至37.5%以下，其他附带租金一律取消。接着全面推行于1948年开始试行的“公地放领”政策，即将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公有耕地承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承租地价分十年还清。公地放领一直到1976年才结束，总计历年放领耕地约14万公顷，承领农户28.6万户。
1953年1月，台湾省政府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开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重大农地改革方案。地主按规定保留一小部分土地外，其余由政府征收，缴给现耕农承领。征收地主土地的地价，付给地主七成的土地实物债券，三成公营的农林、工矿、台泥与台纸四大公司股票。到1953年底，共征购地主耕地13.9万公顷，约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承领农户达19.5万户。整个土地改革历时10年，于1963年完成。这次土地改革，不仅缓和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缓解了粮食供应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台湾经济危机，而且将农村资本转移工商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美国于50年代开始的对台军事支持与经济援助，不仅稳定了台湾局势，而且对台湾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台湾局势一片暗淡之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调整了对华政策，重新拥抱蒋介石，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接着恢复了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蒋介石政权不仅转危为安，而且让台湾经济最终摆脱了濒临崩溃的局面。
当美蒋重新修好后，美国便将原“援华”方案变成“援台”方案，于是除美钞外，粮食、棉花、化肥等一大批物资源源不断的从美国运到了台湾，大大缓解了岛内紧张的粮食与物资供应。1950年到1965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经济援助达15亿美元，差不多一年有1亿多美元，这对早期财政困难与出口外汇短缺的台湾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美国还对台湾提供了30亿美元的巨额军事援助，使国民党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也间接地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出口替代战略
在极为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在台湾经济趋于稳定之后，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上首先采取了替代进口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可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及对改善国际收支有帮助的产业，即发展投资少、技术要求不高、能增加就业及自己能够生产的民生工业，以替代进口产品，节省外汇开支。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台湾重点发展纺织、食品、水泥、塑胶等民生工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大陆的黄金与机器、美国的经援、战后重建、土地改革、进口替代等诸多因素纵横交错影响下，台湾经济很快走出泥滩。到50年代末，台湾物价已趋于平稳，物资供应日渐充足，狭小的市场开始饱和，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现象，台湾经济又面临新的挑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5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进行了一次较为广泛的财政、外贸、金融体制的改革，台湾从此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
1958年4月，台湾“行政院”公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和“外汇贸易管理办法”等法规，对外贸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调整。一是台湾将复式汇率改为单一汇率，废除了不同进出口货物适用不同汇率的制度。二是放宽进口限制，降低进口原料的各种税收。三是鼓励出口，实行外销退税制度，设立外销推广基金，实施保税工厂与保税仓库制度，实行外销低利贷款与外汇提留制度等。这些政策措施极大的促进了台湾产品的外销与经济发展。曾参与早期台湾经济决策的台湾知名经济学家王作荣对这一改革予以高度评价。他在《壮志未酬》一书中写道：“不要小看这项改革，这是一次改变台湾经济前途、脱出困境、使台湾经济起飞、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跑点”。
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以弥补即将停止的“美援”，台湾当局于1960年颁布了“奖励投资条例”，对外商投资提供优惠，凡产品50%以上出口的企业，可享受免五年营业税或加速折旧等优惠；将利润用于增资扩充设备的企业可享受免４年营业税或加速折旧。同时设立专门的投资审批委员会，提高办事效率。这是台湾财经政策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台湾的租税政策从过去的追求“预算收支平衡”转变为谋求“经济发展”。于是从这时起，台湾逐渐形成一套较开放的经济体制，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奠定了重要基础。外资开始加快在台湾的投资，台湾经济发展步入快速道。
为了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及满足美援停止后的外汇资金需求，台湾当局创设了加工出口区，成为台湾外向型经济的窗口。1964年元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行政院”于同月30日公布施行。1965年7月，高雄加工出口区正式动工兴建，并开始接受公司申请投资，很快吸外大批海内外企业投资，不足三年已超过原计划目标。于是，台湾又于1968年在高雄楠梓设立了第二个加工出口区，1971年在台中县潭子乡设立了第三个加工出口区。三个加工出口区的相继设立，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加工出口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成为台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标志与缩影。台湾由此建立了以加工出口为依托、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并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起飞。
经过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实施，台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1962年，工业产品出口比例达到50.5%，首次超过农产品出口金额；1964年，台湾经济首次出现两位数增长，财政收支改变长达14年的赤字而出现盈余，人均“国民所得”首次突破200美元；1965年，对外贸易额首次超过10亿美元，其中纺织品超过糖成为台湾最大出口产品；1966年，重工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过轻工业，达到52%；1968年，制造业单项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标志着台湾由农业经济时代跨入工业经济时代。1960年到1973年，台湾出口额从4.6亿美元增加到40.5亿美元，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10.1%，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达19.4%。
经济结构调整
70年代初中东战争与世界石油危机的发生，对一个能源缺乏的台湾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73年，台湾批发物价上涨了22%，城市消费物价上涨了8.2%；1974年又分别上涨40.6%与47.5%，创下1952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一时岛内市场混乱，出现抢购风潮，台湾经济出现新的困难。刚刚实现三年外贸顺差的局面再度出现逆差，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12.8%降到1974年的1.1%，创下5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长率。
经过这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与洗礼，台湾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将原制订的第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重新改为“六年经济建设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改善工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善交通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开发能源与海洋资源；拓展对外贸易。台湾经济发展也进入所谓的“第二次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时期”。
1973年，台湾当局提出“十大建设计划”，分别是中山高速公路（也称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第一期工程，苏澳港第一期工程，桃园国际机场，高雄炼钢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核能发电厂，总投资达2580亿元新台币（约60亿美元）。到70年代末，十大建设工程大部分完工，建立了发达的交通与港口运输系统以及现代化的钢铁与石油化学工业，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形成了重工业与轻工业配套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台湾经济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1978年，重工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达58%，彩色电视机产量超过200万台；1979年，工业产品出口比例突破90%，与30年前刚好相反；对外贸易突破3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1位，初步确立了台湾经济的实力与地位。
1979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再次对台湾经济产生冲击，特别是石化工业受影响更大。台湾当局不得不再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发展所谓的“策略性工业”，即发展技术程度高、附加价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程度低、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潜力大的所谓“两高、两低、两大”产业，并选择100多项优先发展的产品项目，对原重化工业发展项目进行了调整，而且修改“奖励投资条例”，对策略性工业发展提供优惠，尤其对技术密集工业投资给予10%至15%的投资抵减优惠待遇。
为了发展高科技工业，台湾于1980年正式设立新竹科学园区，提供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可连续五年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免征进口自用的机器设备、原料与半成品等进口关税及货物税，免征外销产品货物税、营业税及厂房建筑税等；对海外留学人员投资提供创业低利贷款与研究经费补助等。经过二十的发展，新竹科学园区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硅谷之一。到2000年6月底，园区厂商达291家，员工达9万多人，资本额达6551亿元新台币，全年营业额达9293亿元新台币。如果说，加工出口区是以轻纺电子工业为主，是台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标志与厨窗；那么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以信息半导体产业为主，是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摇篮。到2001年，台湾电子信息产业有14项产品如监视器、主板机、鼠标等市场占有率高居世界第一，也都是由这里的企业创造的。台湾是世界第四大集成电路生产地区；芯片产值占了全球的70%，资讯产业产值一度世界排名第四位（曾一度居第三位）。
经济自由化
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台湾新台币开始被迫大幅升值，接着工资迅速上涨，土地价格飙升，台湾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又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道路。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开放市场，减少干预，实现经济自由化，于是台湾开始走向了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随后，台湾当局又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主要包括解除外汇管制，逐渐实行利率自由化，在美国压力下逐步开放内部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与减少非关税壁垒，推动公营企业民营化，开放民营银行的设立，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旨在鼓励自由竞争、健全市场调节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达到充分发挥市场机能、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竞争力与效率之目的。
然而，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为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夕阳产业或传统产业在新台币大幅升值、工资与土地等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难，被迫外移。于是80年代后期起，台湾传统产业迅速向大陆、东南亚转移。从此时起，对外投资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与特征。
经济的自由化与国际化，传统产业的外移，则为岛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产业升级速度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台湾经济也得以迅速转型。2000年后，第三产业产值已占了GDP的65%以上，成为台湾经济的主体。在制造业内部，以信息半导体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则成为台湾支柱性产业，技术密集性产品也成为新的出口主力。
不断更新的重大经济计划
9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上先后提出许多重大发展计划，主要包括了“六年建设计划”、“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全球运筹中心计划”与“六年重点发展计划”等。
为了适应岛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大力发展台湾经济，1991年6月，台湾当局制订了一个庞大“六年建设计划”（1991-1996），其目标是“提高‘国民'所得，厚植产业潜力，均衡区域建设，提高生活品质”，该计划投资规模达约3000亿美元，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7%，人均GDP从1990年的约800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4000亿美元，商品与劳务出口从140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六年间实现农业零增长，工业增长6.9%，服务业增长7.8%。
然而，这一计划提出后，就引起很大争议，不少学者对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持怀疑态度。同时由于岛内政治斗争激烈，随着主导推动这一计划的负责人退出权力核心，使得这一计划的推动受到很大影响，后来大幅压缩与调整。
在这一计划尚未完成之时，台湾当局又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1995年1月，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建设“亚太营运中心计划”（1995-2005），分为三个阶段执行。短期目前是在两年内完成相关法规的修改，修改的主要方向是大幅放宽资金、人员、货物与资讯的自由流通。中程目标是到2000年，完成硬件建设。该计划长期目标是将台湾建成制造中心、海运中心、空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与媒体中心等六大中心。其中制造中心是核心，金融中心是血液，电信中心是神经，航运中心是手脚，媒体中心是耳目。即要通过自由化、国际化、效率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最终把台湾建设成“科技岛”，预计到2005年，制造业产值达到3000亿美元，建设成20多个智慧工业园区。
当时，台湾当局提出这一计划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以大陆为腹地建立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然而，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李登辉却对此提出质疑，于1996年8月对以大陆为腹地发展“亚太营运中心”大加批判，进而提出以“根留台湾，加强建设”，“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政策口号，这是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与总体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建设受到影响。随后，台湾当局对“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进行了修正与调整，重点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科技岛”建设。民进党执政后，继承了李登辉反对以大陆为腹地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及建立“科技岛”的思想，很快放弃“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提出“全球运筹发展计划”，希望将台湾建成“全球运筹中心”。
民进党执政后不久，当局高层就表示，新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竞争优势）不在传统劳动力，而在智慧、知识技术，“亚太营运中心”格局太小，因此提出“营造台湾成为全世界高科技制造服务中心”的经济发展构想。同时认为，“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有很多盲点，限制影响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优势，因此主张应修正为把台湾建成为“绿色硅岛”与全球高科技制造及服务中心即所谓的“全球运筹中心”，这样可以避免台湾经济的“大陆化”，从而增强与欧美高科技国家的经济联系。
2000年10月起，台湾正式推动“全球运筹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协助企业发展全球运筹管理，使台湾成为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环节，运用台湾制造业优势，推动全球布局，全力提升台湾的物流、资讯流、金流效率，协助企业整合跨区域资源，发展高附加价值转运服务。同时，规划建立示范性全球运筹资讯共同交换平台，即建立一个岛内系统商、零组件厂商、银行、物流及国际采购商接轨的共同网路平台。
2001年2月15日，台湾“经建会”举行针对“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最后一次检讨会议。主管官员认为，该计划自1995年推动以来，已带动1万多亿元新台币的投资，未来将不再专门列管，尚未完成事项纳入“全球运筹发展计划”与“知识经济方案”。“全球运筹发展计划”共有45项具体计划，到2001年底共完成包括电子商务、物流与基础设施及法律修订等32项具体措施的执行，其中包括了通过优惠税收鼓励设立营运总部与研发中心等。
“全球运筹发展计划”推动以来，已发挥吸引岛内外企业在台设立物流中心或运筹中心的功效。2001年以来，世联仓储运输、新系统物流与昭安物流公司获准在台设立物流中心；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在桃园建立首座北美以外半导体设备物流中心，以作为亚太地区半导体设备及零组件配送运筹中心；美国AIRIS公司计划与台糖公司合资兴建经营航空货物集散站与物流中心，英特尔公司在台设立该公司在亚太地区第一个仓储中心及在台北设立品质支援中心；DHL国际快递公司宣布“深耕台湾投资计划”，与长荣合资成立快递货物转运处理专区；UPS快递公司将台湾定位为“泛太平洋区转运中心”；日本邮船与高雄港合资以高雄港作为东亚地区主要转运港口。
2002年5月，台湾当局提出并通过“挑战2008—六年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再次强调加速发展台湾成为“绿色矽岛”建设远景。即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挑战，要以“以人为本，永续发展”为核心价值，以“全球接轨，在地行动”为发展策略，以“改革积弊，投资未来”来“除弊兴利”，在6年内投入2.65万亿元新台币，发展10项重点计划（E世代人才培育计划、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国际创新研发基地计划、产业高值化计划、观光培增计划、数位台湾计划、营运总部计划、全岛运输骨干整建计划、水与绿建设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将台湾建成“绿色矽岛”。主要目标是，到2007年时，经济增长率超过5%，研发经费占GDP的3%，世界第一的产品或技术至少达15项；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降至4%以下；宽频普及率超过600万户，来台旅客增加2倍。
然而，由于台湾政坛的政治斗争激烈，主持经济建设的官员变换频繁，许多重大计划未能真正推动或执行，甚至放弃，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平稳发展。2001年，台湾经济甚至出现50年代以来的负增长，随后进入3%的低增长期。
尽管如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到1992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美元，跌居世纪第2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居世纪第25位，外贸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14位，外汇储备9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到2000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14000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双双突破1400亿美元，总额达2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7亿美元。
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台湾经济发展曾经取得了快速发展与可喜的成绩。然而如今台湾经济发展除面临国际经济大环境变化与结构性调整外，还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与问题。
投资环境恶化，民间投资下降，外商投资减少。近年来，特别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由于施政能力不足，财经、环保、社会福利政策不明，加上岛内政争加剧及两岸关系未能改善，造成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倒闭增加，民间与外商投资双双减少。2000年，台湾关厂歇业家数达4995家，2001年增加到5187家。两年间，台湾共有7.4万家公司企业结束营业。2001年到2002年，岛内民间投资连续两年呈现下降趋势；外商对台投资则分别大幅下降33%与36%。
金融坏账问题日益严重。台湾政商关系复杂，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不当财务关系严重。许多民营金融机构后面都是由大财团或大家族所控制，与其所属企业经常进行不当勾结，转移资产，非法借贷，扩张信用，甚至以各种方式进行房地产、股市等投机活动，造成金融机构的呆坏账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会引发挤兑事件或金融风暴。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先后发生“国际金融票券案”，“彰化银行挤兑案”及几十家基层金融机构挤兑事件等。1998年底到1999年初，台湾还发生了所谓的“本土性金融危机”，即在股市持续大跌下，银行紧缩信用，企业资金吃紧，发生企业财务危机，特别是20多家大企业发生连锁性的企业财务危机，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干预。但金融机构与企业的不良债务关系依然存在，银行坏账问题仍然严重。
台湾整个金融机构超额超贷比率从1999年前的不超过4%上升为2000年的5.3%与2001年底的8.2%，超贷金额超过1万亿元新台币。基层金融机构逾期贷款比率更高，问题更严重。按国际标准，台湾实际逾期贷款额与逾贷比率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台湾中华信用评等公司按国际标准计算，岛内银行的“问题资产比率”高达9%至11%。美国穆迪信用评级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台湾金融机构呆账比率超过15%。一些学者更估计金融机构的各类超额或逾期贷款可能达3万亿元新台币，是官方公布的3倍。尽管台湾当局采许多取措施，如取消金融机构营业税、延缓传统产业还款期限、推动金融机构合并等措施等，2002年金融机构的坏账比率有所下降，但金融机构的体质与营运情况未有大的改善，金融坏账问题仍是台湾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
财政形势恶化。民进党上台后，不顾财政困难问题，仍积极兑现选举时的社会福利政策承诺，进一步加剧财政困难，不利新政府的施政。台湾政府公债累计未偿还余额已从1990年的2000亿元增到2002年度的2.9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政府欠债总额达3.6万亿元。然而，依专家计算，加上各种潜在的负债,台湾政府的实际债务总额近8.5万亿元，平均每人负债37万元。在税收优惠减免、税收减少及福利支出不断增加下，台湾的财政赤字迅速增加，2000年度(因财政年度变更,时程为1999年6月到2000年底)财政赤字（不包括地方政府赤字）为1805亿元，2001年度为2676亿元新台币，2003年度为2700亿元。同时地方财政形势也严重恶化。财政问题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棘手问题。
通货紧缩，失业率迅速上升。受整体经济不景气与需求不足影响，近年来，台湾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2001年，台湾的消费物价指数出现0.01%的负增长，2002年继续呈现负增长，全年物价下跌0.26%，是台湾50多年来上首次出现。台湾通货紧缩压力增大，除了国际原油与原料价格持续走低等外部环境外，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需求不足，利率持续下调，货币供给降低以及入世后市场价格战等均是重要原因。
台湾原本并不甚严重的失业问题，因经济景气走缓而变得更为突出与严重。自2000年７月份始，因经济景气趋缓与倒闭企业增加，台湾失业率迅速升高，全年平均达到3%。2001年，失业率超过4%，2002年超过5%，失业人数超过50万人，波及的人口超过110万人，失业问题成为台湾当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包括了产业结构及狭义上的制造业内部结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已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已成为台湾最大的产业部门，制造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有绝对地位，技术与资本密集工业逐渐取代传统工业或劳力密集型工业成为制造业的主体。
产业结构
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台湾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体，农业在工农业生产活动中居主导地位。1952--1962年，农业生产净值占岛内生产净值的比例年平均为32.1%，即占三分之一左右，工业不足四分之一，年平均只有23.3%。在产品出口结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52--1959年，工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年平均为12.4%，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则占87.4%，标志着台湾还处于工业化前的资本积累阶段。从就业人口比例看，1952--1964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年平均为51.6%，工业就业人口比例年平均不足20%，只有19.6%。
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工业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1965年到1985年，工业生产净值占台湾岛内总生产净值的比重从28.6%持续上升为44.9%，农业生产净值比重则从27%降为6.9%；工业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46%上升为93.8%，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出口比重则从54%降为6.2%；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22.3%上升为41.4%，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则从46.5%降为17.5%。特别是1975--1985年期间，工业就业人口比例及1986--1987年工业生产净值比重，不仅远远超过了农业，而且超过了服务业居三大产业第一位。
8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台湾迈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时代。1986--1987年，工业生产净值比重一度达到高峰，分别为46.8%与47.5%，居三大产业第一位。此后服务业生产净值比重随着金融、保险业的开放与其他服务业的发展迅速上升，1988年又一次超过工业，居三大产业第一位，占47.7%，1989年达51.2%，超过了工农业生产净值之和，1990年进一步上升为53.5%。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尽管在80年代中期前不断上升，从1952年的27%上升到1965年的31.2%、1985年的41.1%，但一直居三大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的第二位（工业就业人口比例则从原来的第三位上升为第一位），1988年开始，服务业则超过工业居第一位，占43.7%，1989年增加为44.9%，工业就业人口逐渐退居第二位。
90年代以来，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工业地位下降，农业地位进一步衰落。服务业生产净值所占各业生产净值的比重于1995年超过60%，2001年达到67%；工业生产净值比重于2001年降至31.1%，农业生产争值比重于1996年降至3%以下(2.6%)，2001年降至2%以下(1.95%)。从就业人口比例观察，到2001年，农业就业人口比例降至7.5%，工业就业人口比例降至36%，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达到55.5%。可见，服务业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经济的重心，台湾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工业结构
广义工业结构是由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水电燃气）与营建业（房屋建筑业）四大部门组成。按工业生产总值计算，2000年，台湾工业总产值超过9万亿元新台币，达到9.1万亿元新台币。其中，制造业产值为8.5万亿元新台币，占92.9%；水电燃气业产值为4231亿元新台币，占4.6%；房屋建筑业产值为2199亿元新台币，占2.4%；矿业产值为101亿元新台币，占0.1%。可见，制造业在台湾工业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制造业是台湾工业的主体。其生产净值（生产毛额）一直占整个工业生产净值的65%以上，90年代末更占90%以上。70年代初之前，制造业生产净值比重保持持续上升状态，从1952年的65.5%（历史最低点）上升到1973年的84%，创历史最高点。1974年起，台湾开始推动十大建设工程，房屋建筑业规模扩大，制造业生产净值比重相对降低，到80年代初（1982年）之前一般不超过80%。此后，制造业生产净值比重有所回升，90年代初保持在80%至83%之间。1991年开始，台湾又推动投资规模庞大的“六年建设计划”，基础建筑规模扩大，建筑业生产净值再度回升，制造业生产净值比重又一度下降，1992年降至80%以下（79.5%）。90年代以来，台湾制造业在信息电子等高科技工业的带动下，出现了较好的发展时期，制造业生产净值比重重新上升，2000年达到81.4%。在制造业部门中，生产净值比重在5%以上的工业部门包括电子及电力器材业、化学材料业、金属业、纺织业、运输工具业、食品业、石油炼制业、塑胶制品业与金属制品业等。
房屋建筑业是台湾第二大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房屋建筑业担负重建任务，其生产净值比重较大，1952年至1958年平均为18.2%。此后，房屋建筑业生产净值比重因制造业的大幅扩张与公用事业的发展而持续下降，由1959年的14%降为1973年的9.1%。1974年台湾开始推动一系列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带动了房屋建筑业的发展，其生产净值比重开始回升，1980年达到13.8%，相当于60年代中期的水平。80年代，因公用事业的发展及制造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房屋建筑业生产净值比重略有下降，一般不超过10%。90年代，由于“六年建设计划”的推动，再次刺激房屋建筑业的发展，其生产净值比重开始回升，从80年代最低谷1986年的8.2%上升到1992年的12.3%。此后，由于房地产业的不景气，房屋建筑业生产净值比重迅速下降，2000年为10.7%。
公用事业是由“政府”控制的水、电、燃气业，在工业生产净值中的比重较为稳定，50多年来一直在4%至8%之间变动。其中，80年代，公用事业生产净值比重较高，年平均超过7%。90年代以来，公用事业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2000年为6.6%。
矿业生产因资源限制，生产净值一直比较小，所占工业生产净值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其绝对生产净值也自80年代初期开始下降。矿业生产净值占工业生产净值的比重50年代平均达9.4%，60年代降为6.1%，70年代降为2.7%，1980年后更大幅下降至1%左右，2000年为1.3%。
轻重工业结构。在制造业内部，工业生产部门由轻工业与重工业构成。轻工业包括食品、饮料烟草、纺织、鞋及成衣制品、木材家具业、印刷业、皮革及皮制品、橡胶制品及杂项制品业；重工业则包括纸及纸制品、化学及化学制品、石油及煤制品、非金属矿产制品、基本金属业、金属制品业、机械、电机电气器具与运输工业等。按此划分，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尽管轻工业产值比例在下降，但轻工业仍是台湾工业的主体，其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在50%以上。此后，轻工业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加快，重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并逐渐成为台湾工业的主体。1988年，重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1998年上升到69.1%；轻工业产值比重则由45.4%降为30.9%；重工业生产净值占制造业净值的比重由1987年的50.4%上升为2001年的76.9%，轻工业生产净值比重则由49.7%降为23.1%。从轻工业与重工业的生产指数看，轻工业生产指数降至2001年的86.7（1996年＝100），较1996年下降了13.3%；重工业生产指数升至134.8，增长了34.8%。可以说，重工业已成为台湾工业的支柱。
传统工业、基础工业与技术密集工业结构。台湾制造业有时划分为传统工业、基础工业与技术密集工业三大类。传统工业包括食品、纺织、造纸印刷、非金属制品与杂项等工业；基础工业包括化学材料、化学制品、橡胶制品、基本金属等工业；技术密集工业包括机械、运输工具与电机电子等工业。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按此划分的工业结构已发生重要变化。1988年到1997年10年间，传统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例持续下降，由36.1%降为24%；基础工业产值比重变化不达，从36.2%上升为36.7%；技术密集工业产值比重大幅上升，从27.7%上升为39.3%。到1999年，传统产业、基础产业与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0.8%、33.9%与45.3%。这足以显示台湾已逐渐由传统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转变为以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按台湾“经济部”完成的未来台湾产业结构调整草案，到2020年，台湾技术密集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上升为54%，基础工业产值比重降为26%，传统工业产值比重降为20%，技术密集工业将成为未来台湾的支柱工业。
另外，台湾制造业有时也划分为劳力密集工业、资本密集工业与技术密集工业三大类。总体发展趋势是，劳力密集工业产值迅速下降，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劳力密集型工业产值比重从1987年的49.9%降为1991年的53.3%，资本密集型工业产值比重从24.8%上升为28.2%；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比重从25.3%上升为28.5%，后两者合计从50.1%上升为56.7%。
工业产品出口结构。工业产品出口结构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水平。早期，台湾工业出口主要以劳力密集型产品为主。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台湾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或重化工业产品出口迅速增长，成为台湾工业产品的出口主力军。
依台湾《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统计，在工业产品出口中，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重从1984年的36.2%上升为2000年的70.9%，非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重却从63.8%降为29.1%。按是否是高科技产品分，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89年的33.9%上升为2000年的55.8%，增长了16个百分点；非高科技产品则从66.1%降为44.2%；按技术密集度分，1989年到2000年,高技术密集度产品出口比重从24.2%上升为42.5%，低技术密集度产品出口比重从37.7%降为14.3%，而中技术密集度产品出口比重变化不大。若从单项工业品出口看，1993年，电子产品出口值超过纺织品后一直居第一位。2000年，出口居前三位的产品类别分别为电子产品（317亿美元）、信息及通讯产品（196亿美元）与纺织品（152亿美元）。
按传统工业、基础工业与技术密集工业出口结构分析，1997年与1990年相比，传统工业出口比重由37.75%降为23.6%，基础工业出口比重由21.76%上升为22.2%，技术密集工业出口比重则从40.49%上升为54.2%。另据台湾“主计处”公布的资料，机械与电机设备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34.5%上升至2000年的55.7%，10年增加21.2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资讯、通信等产品出口比重由18%上升至34.6%。相反，纺织、木竹、鞋帽、玩具、陶瓷与水泥等传统产业产品出口额比重下降。
由此观察，90年代以来，传统工业在工业出口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基础工业出口比重变化不大，而技术密集工业成为出口主力，占工业产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技术密集工业或科技产业已成为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柱。
四、“全球运筹中心计划”
民进党上台后，逐渐放弃国民党时代推动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而改为推动以物流中心为代表的“全球运筹中心计划”，同时通过租税优惠鼓励企业在台设立营运总部与研发中心，以建构“台湾研发，海外生产”的分工模式。
变“亚太营运中心”为“全球运筹中心”
1995年1月，台湾“行政院”第2414次会议通过“发展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确立了台湾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与角色定位。该计划主要包括了将台湾建成制造中心、金融中心、海运中心、空运中心、电信中心与媒体中心。当时，台湾当局提出这一计划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以大陆为腹地建立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然而，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李登辉却对此提出质疑，于1996年8月对以大陆为腹地发展“亚太营运中心”大加批判，进而提出以“根留台湾，加强建设”，“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政策口号，“亚太营运中心”的建设受到影响。民进党执政后，继承了李登辉反对以大陆为腹地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及建立“科技岛”的思想，逐渐放弃“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提出“全球运筹发展计划”，希望将台湾建成“全球运筹中心”。
陈水扁上台后不久就表示，新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竞争优势）不在传统劳动力，而在智慧、知识技术，“亚太营运中心”格局太小，提出“营造台湾成为全世界高科技制造服务中心”的经济发展构想。陈水扁认为，“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有很多盲点，限制影响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优势，因此主张应修正为把台湾营造成为“绿色硅岛”与全球高科技制造及服务中心即所谓的“全球运筹中心”，这样可以避免台湾经济的“大陆化”，从而增强与欧美高科技国家的经济联系。
民进党执政后不久，台湾“经建会”整合“经济部”原“AB计划”（A计划是鼓励大型国际电脑企业在台湾建立BTOB供应链，B计划则是鼓励台湾资讯业者建立本身供应链）及正在规划的“CDE计划”（C资金，D物流，E研发设计协同作业），扩展为“全球运筹发展计划”，即建立示范性的全球运筹资讯共同交换平台，进一步强化台湾电子运筹全球竞争实力，达到“台湾接单，全球获利”目标。这一计划经过修正与完善后，2000年10月起，台湾正式推动“全球运筹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协助企业发展全球运筹管理，使台湾成为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环节，运用台湾制造业优势，推动全球布局，建立竞争利基，全力提升台湾的物流、资讯流、金流效率，协助企业整合跨区域资源，发展高附加价值转运服务。同时，台湾积极建立运筹体系整合性资讯平台。为强化台湾“电子运筹”（E-LOGISTICS）全球竞争实力，规划建立示范性全球运筹资讯共同交换平台，建立一个岛内系统商、零组件厂商、银行、物流及国际采购商接轨的共同网路平台，使在台湾采购、传递设计概念、电子表单转换、品质报告以及运筹业者资讯连接，均可通过网路达到省时、省钱的效益，进而吸引国际采购商来台下单以掌握资源。
2001年2月15日，台湾“经建会”举行针对“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最后一次检讨会议。“经建会”副主委表示，该计划自1995年推动以来，已带动1万多亿元新台币的投资，未来将不再专门列管，尚未完成事项纳入“全球运筹发展计划”与“知识经济方案”。“全球运筹发展计划”共有45项具体计划，到2001年底共完成包括电子商务、物流与基础设施及法律修订等32项具体措施的执行。其中包括了通过优惠税收鼓励设立营运总部、推动高雄港整体规划、桃园货运园区与台北港建设等。
“全球运筹发展计划”推动以来，已发挥吸引岛内外企业在台设立物流中心或运筹中心的功效。2001年以来，世联仓储运输、新系统物流与昭安物流公司获准在台设立物流中心；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在桃园建立首座北美以外半导体设备物流中心，以作为亚太地区半导体设备及零组件配送运筹中心；美国AIRIS公司计划与台糖公司合资兴建经营航空货物集散站与物流中心，英特尔公司在台设立该公司在亚太地区第一个仓储中心及在台北设立品质支援中心；DHL国际快递公司宣布“深耕台湾投资计划”，与长荣合资成立快递货物转运处理专区；UPS快递公司将台湾定位为“泛太平洋区转运中心”；日本邮船与高雄港合资以高雄港作为东亚地区主要转运港口。
为实现台湾成为“全球运筹中心”目标，台湾当局通过租税优惠政策等鼓励企业在台设立营运总部与研发中心。
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在台设立营运总部
为建立“全球运筹中心”及避免台商及在台跨国公司转移大陆，台湾当局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台设立营运总部。在“六年发展重点计划”中，台湾将建设营运总部列为重要内容，其主要规划包括了规划自由贸易港区、奖励企业营运总部、建设海空联港、无障碍通关与产业全球运筹电子化等。
2001年11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促进产业升级条例”，2001年1月30日公告该修正案，2月1日起生效。该条例明订多项租税减免措施，包括外国企业在台设置物流配销中心可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总部设在台湾的公司其国外关系企业管理的投资收益及处分利益等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等。
2002年1月初，台湾“经济部工业局”提出一项推动“企业营运总部行动方案”；4月“行政院”通过该方案，给予在台设立营运总部的企业，其海外子公司汇回台湾的权利金、研发管理服务费、投资收益等免缴营利所得税。6月初，“行政院”核定并公布《企业营运总部租税奖励实施办法》。依照规定，为鼓励公司运用全球资源，进行国际营运布局，在台湾境内设立一定规模且具重大经济效益的营运总部，下列三种所得可免营利事业所得税；对国外关系企业提供管理服务或研究开发的所得；自国外关系企业获取的权利金所得；投资国外关系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处分利益。设立营运总部的企业还必须符合如下条件：一是雇用岛内员工月平均达100人，其中大专门毕业人员平均达50人；二是年营业收入净额达新台币10亿元；三是年营业费用达5000万元；四是营运范围包括统筹海外各国或地区关系企业经营策略，知识财产管理、财务管理、国际采购、市场行销、后勤支援、人才资源、研究设计与工程技术或高附加价值生产等营运活动；五是外国关系企业应在2个以上国家设立登记营业，且须有实质活动；六是外国关系企业的年营业收入净额合计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另外，企业在申请设立营运总部时，须取得“经济部”核发的“符合营运总部营运范围证明”。
这项办法还针对大陆台商订有特别条款，即将对大陆、香港与澳门投资视为“一个国家投资”，就是说台商在大陆及港澳投资外，还必须到其他国家投资才能在台设立营运总部与享受税收优惠；同时不承认在海外设立的“纸上公司”（主要是台商在第三地设立对大陆投资的控股公司），其实就是迫使台商分散投资，压制中小企业对大陆投资。随后，中小企业对此规定强烈反对，要求当局放宽企业申请设立营运总部的标准，而且这一政策也不符合吸引大陆资金回流的政策目标。因此，台湾“经济部”随即决定，新增“台商在台设立营运总部标准”，具体标准与奖励办法预计在2002年底完成，初步决定未来只要台商在大陆投资并登记营业，即可享受租税减免优惠，以鼓励大陆台商根留台湾及资金回流台湾营运总部。
依台湾“经济部”评估，现阶段潜在符合在台设立营运总部的企业超过400家，估计到2011年可推动200家企业在台设立“全球营运总部”，1000家企业在台设立“区域营运总部”，可提供20万个就业机会。这一政策出台后，已出现岛内外企业在台湾设立营运总部与扩大投资的热潮。依“经济部工业局”统计，到6月初，已在大陆有投资的台南纺织、鸿海、宝成工业、宏基、纬创、明基、源兴科技、东元、巨大、台塑集团、正新橡胶、丰泰、大同、统一超商与堤维西等50家台湾企业计划在台设立营运总部，预计年内至少可成立100家营运总部。同时，台塑、鸿海等一批大企业纷纷宣布在岛内的巨额投资计划。这充分显示，税收优惠政策对鼓励企业在岛内设立营运总部与投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
近年来，台湾当局积极鼓励企业在岛内设立研发中心。“经济部长”林信义在2001年曾撰文指出，希望在未来五年建构发展台湾成为区域创新研发中心的环境，推动跨国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
台湾“经建会”、“国科会”与“经济部”等在2001年11月共同提出“鼓励产业创新研发”政策建议，鼓励企业、跨国公司与大学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在五年内发展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产业创新研发中心，推动台湾成为本地企业的创新研发总部，以及跨国企业的区域研发中心。台湾还将建立创新研发基地纳入“六年发展重点计划”。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政府补助20亿元，吸引跨国企业来台设置区域研发中心，预计到2008年至少鼓励30项跨国企业在台设立区域研发中心；二是奖励岛内民间企业设置创新研发中心，使台湾成为本地企业创新研发总部，预计在六年内促成40个以上的企业成立研发中心。
在“六年发展重点计划”中，除鼓励吸引跨国企业在台设置区域研发中心与奖励民间企业设置创新研发中心外，还以当局主导扩大或新建一批重大研发中心。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基因体研究中心、中山科学院龙园园区的行动通讯工程中心、工业研究院的新竹纳米应用研发中心、南港软体园区的设计研发中心（以研发系统单晶片SOS为主，加速台湾成为高附加价值的SOS设计与研制中心）、电信技术中心、中部精密机械创新研发社区、南部产业创新研发示范区（以研发中草药、保健食品、光通讯元件、网络与通讯、微机电应用及精密机械等为主）等。另外，积极建立全岛开发型的创新科技园区，包括新竹生物医学园区、新竹IC设计园区、中部科学园区、中部再生科技园区与花卉生物科技园区、台南科学园区、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再生科技园区与南港生物科技园区等。
在政策引导下，台湾许多科技企业加快在台成立研发中心及加大在台投资。知名的宏基、明基、广大、仁宝、三阳、大众等大公司先后宣布在台扩大成立研发中心。明基电通公司于1999年在台湾设立“前瞻技术中心”，后扩大技术中心规模，并计划成立中央研究所；2002年初，鸿海集团表示投资200-300亿元新台币在台北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及上下游卫星工厂；广大电脑公司计划设立人员达1000人的大型研究所（位于林口营总部旁）；宏基与美国大学合作在龙潭渴望园区成立“价值实验室”，引进国际级研究机构的顶尖研究计划，进行中长期研发；仁宝公司正式成立先进技术中心，研究近期的创新应用技术与中期前瞻性技术。外商也有意在台设立研发中心，如西门子公司计划在台设立其在亚洲的第二个重电技术服务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企业扩大在台设立营运总部、研发中心及运筹中心，除了当局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吸引力外，主要是看好两岸“三通”后的商机。若直接“三通”不能实现，台湾要建成“全球运筹中心”可能仍有相当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