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菲宇：纪实摄影：用镜头关注环保

2009年底，33岁的摄影师王久良因一组纪实摄影作品《垃圾围城》获得了连州国际摄影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就在王久良获奖不久前，卢广凭借《关注中国污染》获得了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内地摄影师。在今年8月，有“淮河卫士”美誉的摄影记者霍岱珊，获得了“亚洲诺贝尔”菲律宾麦格赛赛奖的肯定。
这三位摄影师的作品关注对象迥异，但都让人看完久久不能语。存在于中国山川、河流中的毁坏和污染，存在于这个时代城市、乡村中的病与痛，都一一陈列在照片上。在他们手里，相机是武器，用来记录更多的现实，唤醒更多的关注。
城市踏着垃圾前进
在拍摄《垃圾围城》之前，王久良已经围绕传统文化主题拍摄了三组照片。在他自己看来，放弃这一原来浸淫许久的题材，并不是一拍脑门的三分钟热度。从传统文化到环保题材，王久良自觉看世界的眼睛张得更大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更直接。
虽然在起手拍之前就有了成型的想法和办法，但是真正开始拍摄没多久，王久良原先的计划就被改写了。“原先只是想把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展现给人们看。”但走进垃圾场1个月后，真正置身于垃圾包围之中的王久良，却开始冷静思考：“这是哪？垃圾从哪里来？它与周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连发出了几个问题之后，王久良的视角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原来拍最“恶心”的，变为从“垃圾围城”之中向周围拍，同时也从周围往垃圾聚集处拍。“我在对垃圾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思考。”
经过对无数垃圾场的拍摄后，王久良为这个思考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虽然我的作品名叫《垃圾围城》，但实际上，并不是垃圾包围了城市，而是城市在向垃圾逼近，也就是说城市在踏着垃圾前进。”
由于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城市的不断扩张，很多原先建设在城市周边的垃圾场，在短短的一两年内都被城市踩在脚下。有些存留下来，成为被高楼包围的垃圾场，形成了“城中场”的景象，而大多数垃圾场就这样被夷平。他举了北京天通苑作为例子。“也许，你我所处的小区脚下原先也是垃圾场。”
用王久良的话来说，拍摄的过程中，他更愿意用脑袋去看而不是用眼睛去看。在他关注垃圾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之后，他也去挖掘这两者之间的一些碰撞。“有一些是直接的，而有一些是间接的。比如说修筑进京铁路。在施工过程中会有一个空间专门堆砌建筑废料。那么在铁路修好之后环境的恢复就是一个大问题。”
从 2008年10月开始，到今年1月，王久良走遍了北京城市周边的几十个大型垃圾场，拍摄了四千多张照片。用他的话来说，对北京的垃圾场，政府这边的人员不一定比他了解。而历时一年多的拍摄，也让王久良觉得与其说他在拍垃圾，不如说他在拍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连州摄影节金奖给了王久良莫大的肯定。他十分清楚把这个奖颁给他的意味：“不是艺术的肯定，而是精神的肯定。”在《垃圾围城》获得越来越大反响的同时，一些垃圾场的状况也在得到迅速改善。对自己的摄影作品起到这样的效果，王久良感到非常欣慰。但是他同时也表示：“还有一些垃圾场像硬骨头一样无法打掉。”
《垃圾围城》拍完了，王久良对垃圾问题的思考远没有结束。他开始探寻在垃圾围城这个表象之下，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他似乎也找到了初步的答案：“实际上是消费意识与滞后的环保意识的产物。”他进一步解释道，现代商业下商品的包装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才是这些如山堆积的垃圾的真正来源。“比如说你消费一盒薯片，它的包装也就作为垃圾产生了。实际上很多包装是不必要的。”
城市、垃圾、人、商品、消费，这多者之间的关系是王久良最想展现的。他的下一个作品尝试对此进行了表达。这个集装置、图片和多媒体为一体的新作品被王久良起名为“Super Market”。“大家都知道超级市场，生产和消费在这里连接。我计划用垃圾来制作一个超市，它不仅仅是狭义的‘超级市场’的范畴。”在新作品里，垃圾背后的消费主义将得到更强力的体现。“所以你得先告诉人家污染状况，给人家看垃圾场的状况是这样的，才能走深一步去阐释背后的本质。”
癌症村的故事
与刚刚崭露头角的王久良相比，卢广称得上资深“纪实摄影师”。卢广投身摄影的经历颇为有趣。“我从80年开始学摄影，87年以后自己开了一个照相馆。到了1993年，赚了一些钱之后就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
在北京进修期间，卢广聆听了很多名师的课程。“我那时才知道摄影有很多的功能，也有自己的责任，可以做很多事情。触动非常大。”
1994年，卢广前往西部，在青海和西藏境内拍摄了一组西部淘金的照片。这套照片反响非常大。“照片一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傻了。”卢广镜头里的淘金人群给人带来一种极其震撼的真实体验，这是别人从没拍到过的群体，也是别人从没拍摄过的照片。
照片背后的经历并不比照片逊色。从格尔木开始，卢广花了8天时间，不断搭车，才进入到那片区域。之后的几组纪实摄影作品，一组比一组更震撼人心。“第2组作品是关于吸毒的，第3组作品是95年拍摄小煤窑的。”
对拍摄对象持续的跟进是卢广十几年纪实摄影一贯的坚持。“有的时候，我去拍片，电视媒体也会跟拍，但是拍完就算了。而我要不断跟踪。第一次拍摄，很震撼；第二次，回去看一下有没有改善，拍两到三次以后我才会发表。”
去年4月，卢广来到河南拍摄洪河污水的照片。在洪河流经的舞钢、舞阳、西平三县交界处有两大造纸厂，造纸厂排出的污水呈现肉眼可见的红彤彤的颜色。仅在今年一年内，卢广就两次重返洪河。这两次见到的景象截然不同，其中一次污水颜色明显变淡很多。而当地的朋友告诉他，一年中可能也只有这两天情况这么好。因为那段时间作为原料的麦秸没有收上来，加上厂里人手不够，六条生产线才开了两条。等到卢广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污水又恢复了“熟悉”的赤红色。
卢广沿着洪河采访了很多村庄。“西平县的吕店乡，有8个行政村，都在洪河边，污染程度很严重。当地用水都是用手摇井打上来。”去年在张于庄村，村民和卢广做了一个实验，打上来一桶水，看起来还算清澈，但是放置了四五天之后，最底层沉淀出一层红色污水。“如果人喝下去这些水，也就喝下去不少河流污水源的污水。”
这些村庄都是癌症高发村。因为癌症，村里人口连年负增长，很多家已经绝户。去年 4月，卢广在张于庄村认识了一个叫张巧良的25岁年轻人。2008年11月，刚刚新婚不久的他查出气管癌，一家人拼凑了7万元到郑州动了手术。卢广为他拍了照片，看到张巧良的房间里挂满了千纸鹤，都是他的妻子叠给丈夫的。那时候她的妻子已经怀有9个月的身孕。
仅仅一个多月后，5月20日那天，卢广正在外采访拍摄，张巧良的妻子打电话给卢广，说张巧良已经走了。“就有那么快，”卢广感慨道：“他走了以后半个月，孩子出生了，张巧良连孩子的面都没有见到。”
这种情形在当地并不在少数。在张于庄村拍摄的照片引起了各界的注目。2009年10月14日，卢广的作品《关注中国污染》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当月，卫生部、环保部的联合调查组和新华社都来到张于庄村了解情况。 11月中旬，村里全部安装上了自来水。当地的老百姓都说：“这全靠这个志愿者。”他们口中的志愿者，就是卢广。
卢广也很为这件事高兴。他还透露，村长曾经对他说：“你要是能让河水变清，我还要带着全村人来感激你哩。”卢广很清楚这个“新任务”并不容易：“这个很难，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没法办到。”
卢广还有很多类似的心愿。“刘家湾自然村的情况，我也一直想解决，但没能解决。”这个仅仅六百多人的村子，从2008年到2009年4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死亡32人，其中80%都死于癌症。“年龄最小的一个是李永祥，只有17岁。孩子的父亲死于肝癌。全家仅剩孩子母亲一个人，一直处于悲痛之中，拒绝接受采访。”
因为癌症发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晚期，加上没有钱治疗，这些受污染的村庄里的癌症患者一般发病一到三个月就去世了。“应该让更多媒体知道这些情况。”卢广说。
淮河守卫者
从1970年代末开始自学摄影的霍岱珊，最早也是拍摄风光片起手。然而拍片过程中，他逐渐感觉到“风光与记忆中、预期中的不一样”。1980年代中国并没有“环保”这一概念，但是人们对“污染”、“公害”已经有所耳闻。1987年，在一次河边拍摄中，霍岱珊看到河里有很多肚皮朝上的鱼，都已经半死了。这一次的拍摄经历让霍岱珊对“污染”问题有了切身的感触，他开始拍照关注这些问题。
1990年代中期，淮河水污染成为了震惊全国的大事件。1994年，因为水质遭到严重污染，沿河各地的自来水厂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规定1997年达标排放，承诺2000年实现总体水质变清。
从小生长在淮河边的霍岱珊对淮河的状况一直十分上心。1997年时，他在报社里担任摄影记者，因为想到这一年淮河水排放即将达标，于是萌生了去看看“到底什么状态”的想法。
霍岱珊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97年12月31日，他来到号称淮河“第一支流”的沙颍河段。岸边的死鱼形成白色链条，和死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色的河水，同时伴随着阵阵臭味。眼前的一切与宣传报道大相径庭。
看到这种景象后，霍岱珊决心将对淮河的关注进行到底。当时在报社的工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对他造成了束缚。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现在看来都极具勇气的决定：辞职去做淮河保护。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霍岱珊也面临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那段时间心里很不安宁，总是做噩梦，梦里都在抓死鱼。”一位霍岱珊的小学同学给予了他鼓励。“我的这个同学在淮河边上的一个镇上做镇长，对环保很重视。”为了服众，这名镇长在治理污水过程中多次喝下河水，后来罹患胃癌。1997年，霍岱珊前往医院看望他，谈到污染，他对霍岱珊说：“我已经不行了，但你是我们这儿土生土长的记者，要为父老乡亲说话。”
铭记着“为父老乡亲说话”的勉励，1998年，霍岱珊辞去工作。辞职后，他拿到了《中国环境报》的特约记者证。他自费考察了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自淮河源头到淮河尽头行程30000多公里，拍摄了20000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当时觉得2年就能把事情做完了。”然而做得越深入，霍岱珊就越觉得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特别是传达信息的很多渠道是堵塞的。”
2001年，霍岱珊的一组照片获得了“中国环境警示教育影展”三等奖。在前往北京领奖之后，他第一次知道了NGO的概念。这次北京之行打开了他的思路。在加入一些现有的NGO之后，霍岱珊觉得倒不如自己成立民间组织。2003年10月，“淮河卫士”正式成立。
掌握信息、披露信息是“淮河卫士”确定的主要任务。到今天，“淮河卫士”的志愿者队伍壮大到1038人，从淮河源头到洪泽湖建立了8个生态保护站，项目也逐渐固定下来。除了对淮河水污染的长期跟踪，“淮河卫士”还对污染村提供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2004年“淮河卫士”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募集到350台滤水器和医疗药物，发放给流域内的两个癌症高发村，黄孟营村和东孙楼村。
尽管小有成效，但霍岱珊也指出了面前的窘困局面：没有钱，没有资源，光凭“淮河卫士”一己之力，能够覆盖到的村庄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现有资源与广泛需求是严重不对应的。”他希望通过“淮河卫士”的呼吁，政府和社会各方都能关注淮河水污染。同时，“淮河卫士”已有项目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能够推广到沿线或者其他保护项目中去。
“摄影是我的武器”
在王久良的个人页面上，很多观众留言表示“作品很让人震撼”。而在王久良看来，这些图片经过了媒体的宣传，真正发挥了力量。“我甘愿成为大众媒体手中的一枚棋子，去展示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为媒体提供例证的人。”
《垃圾围城》获得了观众和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新作品，王久良现在还忙于剪辑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与《垃圾围城》同期拍摄，用更立体的画面讲述垃圾与城市的故事。王久良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传播开来。他特地强调了“传播”这两个字眼，并解释“传播”的意义不等同于“发行”：“让更多人看到，这是我想要的。”
让更多人看到也是卢广的愿望。去年10月获得尤金·史密斯奖之后，很多媒体要采访卢广。“我跟他们说你不要采访我，不如跟我去那些地方走一趟。更多人来关注这些，而不是一个卢广来关注。让更多人都发出声音。”
作为NGO的负责人，霍岱珊开始更多考虑民间项目与国家项目的关系。在今年8月麦格赛赛奖的三名中国获奖者中，其余两位都来自政府机关，只有霍岱珊是“民间代表”。在霍岱珊看来，民间环保组织存在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在于影响国家决策，使一些民间在做的小项目能够变成国家的大项目。虽然“淮河卫士”的事务占据了霍岱珊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一直没有放下摄影。“摄影是我的武器。”
来源:凤凰周刊